暢通國內大循環 構建新發展格局

【專題研究：構建新發展格局 帶動企業在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實現更好發展】

編者按

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再次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如何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本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並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既是宏觀領域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微觀領域每個市場主體必須面對的發展環境和歷史背景，為此，本版今日特刊發兩篇文章，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帶動企業在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實現更好發展這一主題做出深入解讀，以饗讀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指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自今年全國兩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立足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的大背景，基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義。

准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深刻內涵

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經濟環節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中要素及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經濟分析框架看，經濟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經濟活動本質是一個基於價值增值，信息、資金和商品（含服務）在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流動循環的過程。如果考慮到經濟活動的國家（或經濟體）邊界，經濟循環則存在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之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很少有國家隻有國內的內部經濟循環，絕大多數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參與了國際經濟循環。

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程度能夠反映其發展的戰略導向。經濟發展史表明，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導向戰略實現了經濟趕超。出口導向戰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據國際比較利益的原則使本國的工業生產面向世界市場，並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從中獲得貿易利益、規模經濟、技術外溢效應，最終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相對於出口導向帶動高速經濟增長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往往無法有效推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增長。但出口導向戰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外資依存度過高、經濟安全風險大、關鍵核心技術受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壓力巨大、內需亟待開拓等問題。這就要求經濟體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增長型經濟，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挖掘內需潛力，才能最終邁向高收入國家。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后，積極參與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但這種低成本、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模式已愈來愈不可持續，核心技術缺失、產業基礎薄弱、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低、國內市場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表明，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需要從出口導向轉向擴大內需。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逐步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內涵。一方面，需要改變激勵出口的政策導向，把滿足國內需要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改變出口導向戰略形成的我國長期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的國際分工地位，提高滿足內需的能力。另外，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並不意味著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而是強調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內經濟的供給質量，通過挖掘消費潛力，進一步暢通國內經濟循環，使得國外產業更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更加依賴中國的巨大消費市場，從而在提高經濟自我循環能力的同時，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

全面認識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時代背景

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不僅體現了發展戰略轉型的內涵，也適應了國內基礎條件和國際環境變化的時代特點，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不斷演化的反映。

從國內來看，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2019年GDP總量已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大國經濟基礎。“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際上，從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總量上來觀察，我國已具備了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消費需求看，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有形成超大規模消費市場的人口基礎。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會成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所在。總體而言，我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和消費市場，具有滿足規模經濟、集聚經濟要求的條件，具備依靠國內經濟循環的基礎，而且近些年數字經濟、電子商務、物流行業、平台模式等的快速發展，又進一步提高了暢通產業鏈、供應鏈的能力。

從國際環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持續深化，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加速拓展，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較大挑戰，促進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也是為應對這種挑戰提出的要求。由於近些年貿易保護主義和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趨勢，而疫情對全球生產網絡產生了巨大沖擊，各國都會從供應鏈安全角度進行供應鏈的調整，這必然會加劇經濟去全球化的趨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面臨巨大調整的可能。雖然疫情並未改變各國的成本結構和技術能力，中國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經貿摩擦走向仍是影響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分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但疫情的負面影響不僅在於因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斷加大而威脅我國供應鏈安全，還在於疫情強化了歐美一些企業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實施貿易保護的主張和決心，會在產業鏈供應鏈層面對我國目前已有的優勢地位產生深層次影響。此時，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格局，無疑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循環的主要矛盾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國民經濟循環無法有效暢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側，而在供給側，因此必須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國民經濟的“經絡”，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從而不斷擴大國內經濟循環。從經濟循環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主要環節看，目前循環不暢的主要表現是企業的供給質量不高，難以有效滿足居民對優質商品和服務型消費的需求，產業的智能化、高端化、綠色化和服務化水平不能滿足消費者消費升級的要求。為此，圍繞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攻克“卡脖子”技術問題，暢通產業鏈和創新鏈。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前瞻技術和戰略性技術的研究﹔努力完善試驗驗証、計量、標准、檢驗檢測、認証、信息服務等基礎服務體系﹔構建產業創新網絡，提高創新生態系統的開放協同性，構建全社會范圍協同攻關的體制機制﹔通過完善環境不斷改善中小企業創新的“生態位”，有效發揮中小企業在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對於投入巨大、技術難度高，市場主體單獨難以攻克的重大戰略性、基礎性技術問題進行攻關﹔修補制造業創新鏈，彌補技術研發與產業化之間的創新鏈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培育公平競爭環境，提高市場運行效率，暢通市場體系和供求循環。公平競爭是市場體系高效運行的基礎規則，必須保証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切實深化國有企業分類改革，通過推進公益性企業回歸公益定位實現國有經濟戰略功能，通過推進商業類企業回歸企業屬性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從而促進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形成。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絕不僅是為了國有企業自身做強做優做大，還要有利於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整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充分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總體上處於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時代過渡、開始高質量工業化的時期，產業結構日益完備、產業技術水平逐步向全球技術前沿靠近，長期以來形成的與我國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相適應的、選擇性產業政策主導的政策體系，已越來越不適用了，產業政策將更多強調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競爭政策將越來越發揮基礎性作用。從國際市場看，我國要實現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市場開放，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化競爭政策等舉措，積極融入新的多邊貿易投資規則，以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切實解決“脫實向虛”結構失衡，暢通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循環。近年來，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問題突出，成為阻礙國民經濟有效運行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切實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已成為國民經濟能否良性循環的關鍵所在。今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實施機制和具體措施加以落實。一定要重視金融的短期風險與實體經濟長期風險的平衡，下決心解決這個阻礙我國經濟有效循環的長期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作者：黃群慧，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