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深入研究

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現實層面實現了重大飛躍。一方面，正是列寧領導了開辟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正是列寧結合俄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作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寧不僅非常重視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學習研究，而且高瞻遠矚，從根本上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在世界歷史上的首次大規模搜集整理和系統出版，從而為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思想指南。

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深入學習和初步譯介

從青年時代起，列寧就非常重視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獻的學習和研究。如果說，在1893年春寫作的著作《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中，列寧開始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分析俄國農民的狀況，指出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導致的農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那麼在1894年春夏寫作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列寧已經在全面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來回應米海洛夫斯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粹派的觀點。這裡，列寧不僅多次援引《資本論》中的重要論斷進行深入分析，長篇引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典表述加以細致闡述，而且對《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均有提及和說明。列寧甚至圍繞唯物史觀問題論及了當時不為人知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可以看出，剛滿24歲的列寧已經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獻有了廣泛且深入的把握，然而，年輕的列寧並不滿足於此，仍然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並密切關注著重要理論著作的出版。

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列寧不再局限於單純地研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種俄文譯本，而是親自參與到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譯介和出版活動中。1907年，列寧參與了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的兩個出版項目。首先，列寧校訂了《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的俄譯本。在他親筆寫作的序言中，列寧談到，把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匯編成冊，就是為了使“俄國讀者更好地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這些材料不僅有助於把握馬克思的生平，而且有助於學習馬克思對“工人運動和世界政治的各種問題的直接評論”。其次，列寧為《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寫了序言，他指出，這一文集“對我國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其中所刊的書信“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對於全面闡明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說，從深入學習到親自譯介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獻，列寧已經深刻地意識到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重大理論意義及其對俄國工人運動的根本推動作用。

對馬克思主義文獻的整體把握與出版期許

1914年底，列寧為俄國著名的《格拉納特百科詞典》撰寫了關於馬克思的詞條，從而為后人留下了經典篇目《卡爾·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列寧不僅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作了總體概括和精到評價，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基本觀點等作了詳細論述。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末列舉了馬克思的著作及相關研究的書目。這一書目列表展現了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獻的系統考察和整體把握。

首先，列寧按照時間順序列舉了馬克思畢生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包括1841年論伊壁鳩魯哲學的學位論文、1842年在《萊茵報》發表的文章、1844年在《德法年鑒》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1845年與恩格斯首次合作出版的《神聖家族》、1845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48—1849年在《新萊茵報》發表的文章、1851—1862年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文章、1860年在倫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1864年在倫敦出版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7年在漢堡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1871年在倫敦出版的《法蘭西內戰》、1876年參與《反杜林論》一章的寫作，以及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出版的《資本論》第2、3卷。可見，列寧此時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特別是發表的著作文章已經有了非常全面的把握，而他對這些重要文獻的簡要說明亦表明他對之所作研究的深入。

其次，也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當列寧在詳細列舉馬克思的著作時，反復提及了一項亟待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在談到馬克思在1845—1847年發表於《前進報》《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威斯特伐利亞汽船》《社會明鏡》等報刊的文章時，列寧指出，這些文章“大部分還沒有收集起來，沒有重新出版，也沒有譯成俄文”﹔在談到《新萊茵報》時，列寧指出，“馬克思在這個到現在還是革命無產階級最好最卓越的機關報上發表的許多文章，沒有收集起來，也沒有全部重新出版”﹔在談及1854年底至1855年的《新奧得報》、1859年的《人民報》、1861—1862年的維也納《新聞報》時，列寧亦指出，馬克思的這些文章沒有收集起來，更鮮有出版。另外，列寧還提到，馬克思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起草的宣言、公告和決議等也沒有收集起來。由此可見，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章搜集不全、出版不夠、研究不足的現狀，從而深切地感受到了文獻匱乏所造成的巨大理論缺憾。

對系統搜集和出版馬克思主義文獻事業的根本推動

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使列寧能夠帶領蘇俄人民開展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而且使他在歷史賦予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下全力推動宏大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搜集和出版事業。

首先，創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0年12月，在列寧的主持下，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作出決議，建立世界上第一座馬克思主義博物館，並稱之為“具有極大的國際意義的任務”。1921年1月，按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馬克思主義博物館更名為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寧任命自己最為認可的、國際知名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專家達·梁贊諾夫擔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長。由此，列寧就為未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編纂工程奠定了機構和組織上的堅實基礎。

其次，規劃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發展戰略。早在1921年2月初，列寧便給剛剛履新的梁贊諾夫接連寫了兩張便條，詢問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搜集狀況。特別是在第二張便條中，列寧提出了具體的7個問題：“（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書信裡畫了著重線的那些地方是從哪裡摘引來的？（2）這些書信是否全文刊登過？登在什麼地方？（3）如果刊登過，能否找到並弄到手？（4）我們能否……購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者是書信的照片？（5）我們有沒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過的全部材料？（6）在這裡已經收集到的材料有沒有目錄？（7）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復制件）由我們來收集，此議是否可行？”列寧的便條可謂從戰略高度為新生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出了工作綱領和發展規劃。

再次，支持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獻收購活動。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支持突出地體現在文獻購買活動上。在現存的列寧與梁贊諾夫通信中有一個生動案例。1921年，梁贊諾夫赴維也納洽談著名的毛特內爾圖書館以及格律恩伯格圖書館的收購事宜。然而，由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提供的50000金盧布不足，再加上日本大阪研究所的競買，梁贊諾夫十萬火急地向列寧寫信求援，希望增加經費至125000金盧布。面對這一巨額資金要求，列寧果斷批復：決定增撥75000金盧布。列寧的這一高瞻遠矚和鼎力支持，為未來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纂工程奠定了深厚的資料基礎。

最后，關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收集與編纂。1921年，梁贊諾夫從國外初步購回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復制件。他向列寧寫信匯報了文獻搜集情況，並隨信寄去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復制件和拉薩爾書信第3卷的校樣。於是，在11月9日寫的現存最后一封致梁贊諾夫的信中，列寧談到自己已經閱讀了拉薩爾寫給馬克思的書信，並希望梁贊諾夫把恩格斯論謝林的小冊子盡快寄給他。另外，列寧提到，梁贊諾夫提出的成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以及共產國際的出版工作的建議，將轉給政治局委員。可見，日理萬機的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搜集情況一如既往地關心，而梁贊諾夫亦直接向列寧匯報研究院的工作進展和構想。

總之，正是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獻的研究，列寧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理論武器，從而領導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並開創了歷史的新紀元﹔而正是以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基礎，列寧又親自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系統搜集與編纂工作，從而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作者：趙玉蘭（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