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出自《詩經·大雅·文王》，原意是指周人建立的邦國雖然很古老，但它肩負的天命卻在於革新。在近代一些學者的研究和釋義中，通常被表達為舊邦新命，用以形容和闡釋改革與創新的精神。《詩經·大雅·文王》是一組歌頌文王之德的著名詩篇，據傳是文王之子周公所作。所謂《大雅》，按照《詩大序》的傳統說法，“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其主要內容多是歌頌周王室祖先的盛德與功績，唐代陸德明稱其“皆國之大事”，由此可以窺見王政的興衰得失，深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鏡鑒。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出自的詩篇全文中有這樣的表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這幾段文字表達的意思是：文王得天命興邦，福澤子孫宗親，周朝人才眾多得以世代繁衍昌盛，而天命無常，子孫后代要以殷為鑒，敬天修德，效法文王。很顯然，在這個詩篇裡，對文王的稱頌和禮贊已經沒有古代典籍中常見的那種過於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而是以一種嚴肅的道德化的眼光來審視和描述這位奠定了周朝800年基業的姬姓祖先。在周人看來，文王之所以能夠興周翦商，他的德行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文王乃至周人歷代先祖抱定和篤守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進取精神。從文王之父季歷被害，到文王之子伯邑考被殺，以及文王自身被囚於羑裡險遭不測，周人始終秉持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信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品格互相砥礪，最終在武王之際克商建周，實現了新天下之耳目的使命，揭開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禮樂文明璀璨篇章。

《周易·革》中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中國古代，順天應人構成了變革的內在合理性，也是衡量變革的尺度所在，深為大多數統治者所認可和接受。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改革時或會被統治者的一己之好惡所左右，導致無法達到良好的效果。如王莽新政，因為他竭力復古，一意孤行，“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使得很多改制舉措流於空想，嚴重脫離了具體實際，既不順天，也不應人，最終落得事與願違。時人評價王莽“動欲慕古，不度適宜”，加之王莽自己又性情躁擾，剛愎自用，他的托古改制遂全盤失敗。

《周易·系辭下》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即求變通，隻有變通才能恆久。然而古代歷次改革的成敗得失，無不向世人昭示著其中的不易與艱辛。如何才能如理如法地推行改革呢？《周易·系辭下》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即隨時，《周易·隨》中講，“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王弼注為：“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告誡人們應該隨著時的變化而不斷趨向它，時變卻不隨之作出相應的變化就會招致不好之事。這與韓非子所說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思想是一貫的，都強調要因時而動，隨時變通。在韓非子看來，既不能照搬古人所為，也不能墨守成規，而要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採取相對應的措施。正如北宋之際的熊本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所說的“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

《呂氏春秋》中有一個例子說明了改革不可膠柱鼓瑟的道理。《呂氏春秋·察今》中說，“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改革譬如用藥，必須根據不同的病症開出不同的藥方，不然就會造成截然相反的結果。因此，人們應該像管子所說的，做到“隨時而變，因俗而動”，意思是說，“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世易時移，不能一成不變地對待事物。

從另一個層面而言，“隨時”也可以從“與時偕行”的角度來理解，表現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時偕行”多次出現於《周易》之中，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都表達了人們應該趨時變通、把握時機作出適於時勢需要的判斷和抉擇之意，包含著天道與人事兩個維度。天道運行不息，人事也應該與時偕行。關於統治方式的變革，《尚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孔安國解釋為“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引申言之，改革求變通，就應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正點明了中國古人認可的改革旨趣所在。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在當時取得一定的成效，正是順隨時代要求而作出的窮則思變的正確抉擇，其中有些改革措施的思考和設計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人們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