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阿貴 繩不撓曲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出自《韓非子·有度》，這裡的“繩”是指中國傳統木匠用來打直線的墨線，“繩不撓曲”原意是說墨線不向彎曲的地方傾斜，如果墨線沒有拉直，木匠活也就無法正常進行。韓非認為法律要時刻保持公正，不能偏袒權貴，否則法律將形同虛設。作為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的思想深深影響了秦王嬴政，嬴政在秦國推行法家思想，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韓非在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后，又具體指出，“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意思是說懲罰罪過不避讓大臣，賞賜善行不遺忘百姓，懲罰和獎賞應一視同仁，不應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區別對待。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為很多清官能吏所認同。西漢文帝時期，名臣張釋之任廷尉，有一次一個人無意中沖撞了漢文帝的車隊。張釋之以法律不可時輕時重為由，拒絕了漢文帝從重治罪的命令，而隻依法判處罰金。唐太宗時期，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入東上閣議事，因未解佩刀犯“衛禁律”。事后，尚書右仆射封德彝判長孫無忌罰金而判負責監管的監門校尉死刑。大理寺少卿戴冑認為二人皆是疏忽致罪，不能因為身份差異就在處罰上生死懸殊，最終監門校尉死罪得免。作為中國古代清官代表形象的包拯，在權知開封府時，城外惠民河發生水患，毀壞屋舍上萬間。包拯調查后發現水災的原因在於王公貴族多在水岸違法筑造亭台水榭，侵佔河道，致使水流不暢。包拯不惜得罪權貴，下令將兩岸樓台悉數拆除，還一個清淨水域。

中國古人的觀念往往來自法觀天地的結果。《周易》中講到，古人觀察到自然界的雷電現象迅猛分明，使萬物顯現，不能懷邪，由此悟得刑罰首要在於公正二字。“法不阿貴”所強調的實際上也是法律的公正性問題。公開立法是確保法律公正性的第一步。鄭簡公時期，子產執政鄭國，將鄭國的法律鑄在鼎上作為常法以昭示百姓。子產這一舉措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當時上層貴族施用刑罰多為“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在這種情形下，法律只是作為參考的依據。這樣執政者的個人素養在審判過程中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當時禮制衰微，德教不行，子產此舉實是規范“人治”的無奈之舉。子產鑄刑鼎后，各諸侯國紛紛效仿，均公布了各國的成文法。此后，中國古代歷代建朝之初即頒布成文法成為一項重要舉措。

確保法律公正性的第二步在於有公正守法的官吏執法。明朝著名清官海瑞自號“剛峰”，取剛強正直、不畏強權之意。他極厭惡當時官場貪污受賄的風氣，朋友的賀禮一概回絕，朝廷的利益更是一分不佔。清朝名臣於成龍，其自身廉潔有守，為整治地方官吏僭越法度的不良風氣，制定《新民官自省六戒》的官吏准則，被康熙皇帝贊許為“天下第一廉吏”。《史記·循吏列傳》《漢書·循吏傳》等古代典籍中記載了多位奉公守法的官吏故事。他們公正執法的故事通過史書或戲曲、詩詞、歌舞等形式流傳下來，為后世所贊嘆和效仿。

中國古人認為，“曲法”現象的根源在於私心作祟。私心常常表現為對物質享受的貪求，這種物欲之私會妨害人的公正之心。東漢楊震“四知拒金”的故事廣為人知，楊震拒絕故交的報恩金，申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態度，表現了古代循吏的自律與審慎。《大學》有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其意是指治理國家不能以撈取私利為追求，而應當以仁義為根本。執政者的本職在於奉公執法，如果心思全在私利上，既有違公心，亦難免會以權謀私。因此古人認為，維護法律公正、解決權貴違法亂紀現象的根本之處在於去“私”。

法律的公正性對上體現為不阿權貴，對下就體現為慎法，慎法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早在周朝就出現了老幼殘疾者可以適當免刑的“三赦之法”。《管子·正世》有言：“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因此施行統治“莫貴於得齊”，要掌握好度，能夠懲治奸邪、處罰必信，使百姓畏法自正就可以了，切不可亟疾苛察甚至酷刑暴虐。慎法是古人“刑德相輔”觀念的展現。“刑”與“德”是治國的兩個關鍵手段，其中刑罰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道德教化使人無作惡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