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仁愛與施仁政

《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六年，太宗親自查錄被關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憐憫之心，於是放他們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結果，到了第二年，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按時回到朝堂，竟無一人逃亡。於是太宗將他們全部赦免。有詩贊嘆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來歸獄，以心感人人心歸。”太宗“以心感人”，離不開孔孟的仁與仁政思想的影響。

仁者愛人

在孔子那裡，“仁”是一個含義極其豐富的概念，廣義的“仁”是一個全德之辭，幾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狹義的“仁”是五常之一，是以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為主要內涵的道德情感、道德規范、道德品質，是人們處理人際關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礎。

“仁”雖體現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價值，也是對各種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個核心就是“愛人”。《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可見，仁者愛人。

孔子強調，這種仁愛“必由親始”。家庭中的親愛，是人最早形成的愛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作為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后來儒家也以親親敬長解釋“仁”的基本含義。“仁者，愛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緣的親情之愛，離開了親情之愛，“愛人”就成為無根之萍，無源之水。親情之愛孕育了對他人的仁愛之心，“愛人”就是孝悌之心的外展與擴充，即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愛人”則是這種情感的外顯，它必須通過顯示於外的行為表現出來。因此，“仁”的內涵還包括“忠恕之道”。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積極一方。孔子說：“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作為“為仁之方”的行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東西，應當積極使別人也同樣得到。“恕”是消極一面。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當你的行為可能給他人帶來影響時，必須考慮它的后果是否能為他人接受。可以說，“立人”“達人”，都是為他人著想，這就是“忠”﹔自己不喜歡的事，不要強加於別人，這就是“恕”。曾子在概括孔子之道時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見，實踐仁德要從自己做起，從當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

“推己及人”內含著一個道德的標准。離開了道德的准則，以己之好惡推及人，不僅不能利人，還足以害人。因此，“仁者愛人”，特別強調愛人以道、愛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須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那麼，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體方法就是“克己復禮”。具體而言，便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按照禮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視、聽、言、動（起心動念）都符合於禮，克制自身與道德本性相違背的一切私心欲念，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仁政：禮主刑輔

到了孟子，“仁”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擴充。他認為人皆有所愛，隻要充分擴充這種愛便是“仁”。同時，孟子的“仁學”，又多從心性入手，他用“不忍人之心”或“惻隱之心”解釋“仁”，認為“仁”的品質是人生而具有，道德教育的目的無非是恢復人本有的仁心。將這種“不忍人之心”運用在政治上，就會施行“不忍人之政”。

仁者愛人，在傳統治國理政之中，表現為以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為內容的仁政。可以說，正是中國政治中這種講仁愛的思想，是“中國之治”能夠達到“不忍欺”的關鍵。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對這種仁愛思想也深表認同。

《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夠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那麼人民對待君主就如侍奉父母一樣。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到憂傷﹔國君有了危難，人民願意為他拼命效力。反之，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樣低賤，甚至還隨意踐踏、欺凌，人民反過來就不會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麼憂困，人民也不會為他分憂﹔國君有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湯蹈火。如果國君能夠把人民視為與自己一體，那麼國君有了困難，人民怎麼會不為國君而效力、分憂？

《六韜》記載，周文王向姜太公請教治國之方。太公回答說：“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飢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春秋左氏傳》中也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正是因為中國古人有這種愛民如子的仁愛思想，因此在治國理政中採取了禮主刑輔的態度。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判案與其他法官一樣，都是依據案情為人定罪。但是他和別的法官不同之處在於想方設法地杜絕爭訟。如何杜絕爭訟？就是要興起道德教育，使人具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品德。歷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典故，說的正是此理。

刑期於無刑

講仁愛的從政者必須具備三種職能：君、親、師。即使身為執掌刑罰的司法官員，隻要有仁愛之心，不僅會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還能感化百姓，達到“刑期於無刑”的效果。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擔任司獄官。他親自判定對一個人實施刖足之刑。后來衛國動亂，季羔逃跑。被他判處刖足之刑的人恰好負責守護城門。但是這個人不僅沒有借機復仇，反而協助他逃脫危難。季羔將要離開時問其原因，這個人說：您判定對我實施刖足的刑罰，是因為我罪有應得，您也無可奈何。當時您要用法律判罪時，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在我被判定罪刑，將要行刑時，您面帶憂愁和傷痛之情。您這樣做並不是對我特別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就會產生哀憐之心。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幫助您的原因。孔子聽了這件事后說：雖然都是依法辦事，但是心存仁恕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厲苛暴樹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夠公正，又顯示了德行，季羔做到了啊！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國要順應天道，對待民眾講求仁愛，不能過於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稱為“民之父母”，理應愛民如子。《鹽鐵論》中寫道：“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孟子強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正是因為孔孟這種仁者愛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為中國古代開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禮、樂、刑、政為核心內容的治理體系之中，特別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孝經》中講“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中也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正是因為重視禮樂教化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國文化也被譽為“禮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