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思維的歷史品格和時代特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走過了70多年的發展歷程。其間，史學工作者關於本學科基本理論的探索始終沒有中斷，而如何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歷史研究和史學研究，則是人們思考與實踐的中心問題。商榷與收獲、經驗與教訓、反思與進取，雖有坎坷但努力的方向沒有改變。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指出了考察一定時代的理論思維的路徑和方法。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對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之構建提出這樣的設想並開始做探索性研究，即：努力做到三個“認識高度”，考察兩個“研究對象”，兼具中國特色與世界視野。

三個認識高度

李大釗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道路，至今已近百年。在近百年的歷史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經歷了建立、廣泛傳播、反思與進取幾個階段，直至新時代所面臨的新前景，即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了完成新任務、實現新前景，史學工作者首先要在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研究方面有所作為。

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要在認識上和具體研究上立足於三個“高度”，即：立足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新階段的高度，立足於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史學遺產新起點的高度。這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的前提和保証。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植根於中國大地，反映了中國國情、時代特點和對未來美好前景的追求，不僅是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而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隻有這樣，我們的研究工作才具有先進性。比如：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觀，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即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歷史觀。又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反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前途命運的關懷，對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高瞻遠矚。實踐表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已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立足於這樣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証研究的先進性。

在近百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史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三十年代有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四十年代有蔡尚思的《中國歷史新研究法》、吳澤編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五十年代有范文瀾的長篇論文《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六十年代有翦伯贊的兩篇名文《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有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導論卷》關於歷史理論問題的論述，九十年代末有《劉大年集》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系列研究，本世紀以來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等著作出版，等等。這些理論成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提供了歷史借鑒和理論參考。立足於這樣的認識高度，可以確保研究的科學性。

中國古代史學擁有豐富的理論遺產和優良傳統，如天人、古今、時勢、理道﹔德、才、學、識，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事實、褒貶、文採，知人論世，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通史家風﹔等等。對於這些觀念和問題，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其新的生命力並融入當今歷史學的理論建設之中。顯然，這是史學工作者對待史學遺產認識的新境界、新高度。立足於這樣的高度，可以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凸顯鮮明的民族性。

兩個研究對象

這裡說的兩個研究對象，一是歷史理論，即關於客觀歷史運動的認識﹔一是史學理論，即關於歷史學這門學科的認識。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是關於史學理論的著作，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是關於歷史理論的著作。1983年，尹達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在加強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對歷史這門學科的理論探討給予充分重視。我國歷史學的發展告訴我們，重視史學理論，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在對歷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總結方面都作出過有重要影響的貢獻。”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把歷史理論、史學理論這兩個研究對象都包含在考察、論述的范圍之內，並在結構與表現形式上作出合理安排。

不論是歷史理論研究，還是史學理論研究，關鍵在於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這一要求和目標，這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明確認識的。我們認為：關於歷史理論，在努力於三個“認識高度”的基礎上，一是要關注基本理論構成的邏輯體系，如我們所列出的基本理論問題，以“自然史和人類史”“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為起始，最后講到“文化的多樣性與文化自信”“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要重視基本理論問題的針對性，如“歷史發展進程與社會形態學說”“民族關系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等。關於史學理論，關鍵在於探尋、揭示中國史學優秀傳統與當代史學觀念的內在聯系，如史學的性質、史學的功用、史學方法、史家修養、史學批評等，用力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史學遺產中的史學理論獲得新的生命力，為當代史學理論提供滋養。

中國特色與世界視野

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在整體面貌上，應具有鮮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器局與風格。

“新時代”的器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的時代性和先進性，二是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代”本身包含著世界視野。這裡說的“中國特色”是突出民族性，即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當然，民族性是與世界性相對而言﹔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也是與外國相比較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強調民族性、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自亦顯示應有的雅量與謙遜，以達到中國史學與外國史學互為參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撰述風格和學術旨趣。為此，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在研究內容與表現形態上，於歷史理論、史學理論每一專題論述之后，專有一部分文字名為“在世界歷史視野下的思考”，論述外國史學在同一專題方面之所得，以助益人們對這一專題涉及內容的理解與認識。如在“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這一專題之下，首先要論述中國古代史學家司馬遷、杜佑、顧炎武等名家的地理思想及相關論點，其次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著作為指導，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認識，最后是“在世界歷史視野下的思考”，略述西方學者如孟德斯鳩、黑格爾及相關史學家的論點及著作等。對於史學理論的專題論述，如史學的功用、史家修養等，中外學者都有各自的見解和論述，也都要按照這種表現形態反映出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和構建，應按照這一明確的目標要求，以集體之智慧作深入研究，不斷開拓、不斷探索，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盡史學工作者的一份光榮職責。

（作者：瞿林東，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