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區域視角講好“黃河故事”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提出“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的要求，並強調“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黃河文化是一個層次多樣、結構復雜的有機整體，有其內在的統一精神，但具體反映在流域九省區，則呈現出不盡相同的內涵與特色。從不同區域的視角認識黃河文化，是認識與理解黃河文化內涵的一種有效途徑。

甘肅省是黃河上游的重要省份。蘭州、臨夏、白銀等地所在的河湟文化圈，慶陽、平涼、天水、定西所在的關中文化圈外延區，皆位列黃河流域主要文化單元。甘南地區屬於安多藏文化圈，是藏文化在黃河流域的核心區域。河西走廊諸河與黃河共享祁連山這一重要水源地，從古至今與河湟文化圈聯系密切。因此，甘肅除東南一隅屬長江文化區外，大部都屬於黃河文化區的范圍。可以說，甘肅在黃河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以此為視角來加深對黃河文化內涵的理解，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

黃河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展現出不同特點。黃河從青藏高原流入甘肅的狹谷深壑，甘肅先民得益於黃河干流及涇、渭、洮、湟等支流的滋養，為古代黃河文化走向輝煌提供了重要動力。

當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漸為崇尚黑陶的龍山文化所代替時，黃河上游甘肅、青海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則堅守彩陶傳統並將其發展至高峰，其后誕生的齊家文化更是作為探討中國早期政權與國家形態的重要標本而備受關注。甘肅黃河流域諸多史前文化遺存與伏羲氏誕生於甘肅的上古神話相印証，生動體現了黃河流域先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開拓精神。

夏朝末年，周族始祖后稷之子不窋帶領族人遷徙至甘肅東部的涇水流域，在此發展完善了農耕文化體系，並形成了禮樂制度的雛形。春秋時期，原居於甘肅東南部黃河與長江分水嶺一帶的秦人在開疆拓土過程中，在今甘肅天水、甘谷一帶首次創立新型地方行政建制“縣”。禮樂文化與郡縣制濫觴於甘肅境內，其后在整個黃河流域成熟光大，並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

西晉滅亡后，黃河流域腹地陷入長期動亂，大批中原士民前往相對安定的河西走廊避亂，漢魏以來的政教文化在此得以保存，並成為隋唐制度的重要來源。北魏末年，今甘肅東部與寧夏南部的涇渭流域戰亂頻仍，通過一系列以平涼為中心的軍事政治活動，由鮮卑軍人與漢族門閥結合而成的關隴集團逐漸形成並成為此后數個世紀歷史演變中的重要力量，隋唐時期，中國帝制時代步入一個巔峰。可以說，甘肅為古代黃河文化走向統一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之前，中國與世界的主要交流經陸地進行、由西北方向實現。甘肅地處黃河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十字交叉地帶的獨特地理位置，在黃河文化發展中扮演著獨特角色。

甘肅特別是河西走廊，曾長期是黃河文化對外交流的窗口。早在史前時代，甘肅就是西方冶金技術以及小麥等農作物傳入黃河流域的重要通道。自西漢設立河西四郡后，河西走廊成為黃河文化對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古時代，以佛教為代表的印度文化首先進入河西走廊，鳩摩羅什等高僧曾在河西走廊長期居住，學習漢文化后再前往中原。伊朗乃至地中海文化以粟特人為主要載體，通過敦煌、武威等商業都市，將來自西方的物種、藝術、醫學以及宗教等文化要素輸入黃河流域腹地。河西走廊作為漢唐王朝經略西域的大本營，使得來自黃河流域腹地的絲綢珍寶、生產技術乃至文化典籍、審美趣味向西傳播，對亞洲腹地乃至更遠的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甘肅特別是河西走廊，還曾是黃河文化與世界文化融合的前沿。佛教藝術在傳入河西走廊后與黃河文化相融合，形成從犍陀羅向中原風格過渡的“涼州模式”。躋身隋“九部樂”之列的《涼州伎》、躋身唐教坊大曲的《甘州》等標志著融合胡漢而自成一體的河西音樂流派躋身主流藝術之列。中古甘肅特別是河西走廊一直實行以郡縣為主、軍管羈縻等多種方式並存的復合治理體系，在農牧並重原則下形成發達的灌溉農業體系與畜牧經濟體系，使甘肅特別是河西走廊在唐代一度成為時人欽羨的富庶之地。這証明黃河文化能夠通過廣泛吸納外來文化要素而煥發出嶄新氣象，舉世聞名的敦煌文化即是有力例証。

三

隨著政治經濟中心轉移以及生態環境變遷等因素的影響，曾經輝煌燦爛的黃河流域在宋代以后逐步失去領先優勢。但黃河兒女依然不斷用拼搏奮斗為古老的黃河文化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在黃河文化的復興發展中，甘肅發揮了獨特作用，尤其是在治水事業和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值得關注。

《尚書·禹貢》中記載，大禹治水時曾“導河於積石”，甘肅積石山由此成為黃河流域治水事業肇始的文化象征。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水部式》與《沙州敦煌縣行水規則》兩件文書撰成於唐代，是現存最早的全國性水利法規與區域性灌溉細則。明清以來，以水車為代表技術的提灌農業在蘭州等地蓬勃發展，於黃河流域獨樹一幟。近代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甘肅治水事業在氣候干旱、地形復雜的黃河上游創造了諸多成績。中國人自行設計施工的第一座大型土石壩水庫鴛鴦池水庫、亞洲第一座百萬千瓦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中國大型跨流域調水先驅引大入秦工程、對扶貧事業產生巨大貢獻的雨水集流工程等，無不對甘肅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先決性與支撐性作用。浸潤於甘肅治水事業中的奮斗精神、科學精神以及制度文化等，是現代黃河文化的寶貴財富。

歷史上的甘肅，黃土高原植被茂密、河西走廊水草豐美。近一千年來，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甘肅生態環境逐漸惡化，甘肅人民遂開始了保護環境、改善生態的漫漫探索之路。民國時期，中國第一個水土保持實驗基地於甘肅天水創立。新中國成立以來，甘肅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治理受到高度重視。甘南草原的生態環境不斷恢復，黃河上游重要水源補給區的生態功能日益改善。在黃河調水的支援與相關政策制度的保障下，幾乎淪為“第二個羅布泊”的民勤綠洲恢復了生機，“六老漢”在八步沙創造了綠進沙退的奇跡。甘肅生態建設為在經濟欠發達與生態脆弱地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為筑牢黃河流域生態屏障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體現的敬畏自然、尊重科學，廣泛參與、久久為功的文化特質，對在黃河全流域推動生態保護事業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黃河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多細節早已浸潤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黃河文化的內涵，並非是將黃河流域內相關文化現象簡單綜合或改頭換面，而是要緊緊圍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需要，對黃河文化的內在精神進行新的概括和提煉。區域層面的黃河文化研究，極具深意、大有可為，既可為認識黃河文化的內涵拓展新的層面和元素，更能提供不同的視角與方法。

（作者：周奉真、張景平，分別系甘肅省文化與旅游廳副廳長、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