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形式主義要“打板子”

形式主義自古就有，是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容易變異的頑症。如果任其泛濫而置之不理，那麼“癬疥之疾”就會成為“心腹之患”。如何懲治形式主義？近日讀史，古人開出的幾劑藥方，給人啟示。

明朝初期，刑部侍郎茹太素給朱元璋上了個奏折。朱元璋讓人念時，聽了一大半還沒聽到實質內容，於是大發脾氣，不僅讓人把茹太素拉出去打了20大板，還嚴令群臣，以后的奏折要“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罪之。”

“若過式者罪之”，這6個字不多，但作用不小。為防止被“罪之”，大臣們從此在寫奏折時都是開門見山，一口咬到骨頭上，奏折很快短了下來。《明太祖實錄》記載，奏疏制度改革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能看或聽200多件奏疏，處理400多件事，工作效率大增。

形式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這麼多年，但形式主義為何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形式主義“說得凶，打得鬆”，沒有像朱元璋那樣對搞形式主義的人打板子。試想，如果讓形式主義成為帶電的“高壓線”，誰敢去碰誰就自食其果，恐怕大家都會躲得遠遠的了。

相比朱元璋，乾隆對搞形式主義的官員出手更狠。史書記載，當年，貴州巡撫周人驥上書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貴州產的鉛運出去。可幾年后河是修完了，卻壓根行不了船。乾隆派人實地調查后發現，“一線河流，洶涌直瀉，現在巨石滿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鉛仍是“押令苗民，終年負運”。更令乾隆氣憤的是，當初周人驥想修南明河的目的只是為了撈取政績，為升遷鋪路。乾隆大怒，不僅摘了周人驥的烏紗帽，還責令“開河靡費銀兩，皆由周出”，讓周人驥丟官又丟財。

危害滯后，是形式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正是看到了這一特點，一些官員為了撈取政績，不惜“負債經營”，大搞“形象工程”。結果他“屁股一拍走人”，后面的幾屆官員都要給他擦“屁股”。

對這種形式主義，古人也有治療的高招。清代有個糧價奏報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地方官員每隔10天要向朝廷奏報一次當地糧價。可一名姓侯的官員大搞形式主義，請當地有名書法家寫奏折，而上報的糧價從沒有變化過，這是典型的以“金玉其外”掩“敗絮其中”。1646年8月，這名官員卸任后第4天，當地遭受洪災，朝廷按他之前上報的糧價下撥賑災糧款時發現，他之前上報的糧價都是假的。朝廷並沒有因為他已經告老還鄉而對他在任時的形式主義一筆勾銷，對其進行了“消三年俸祿，告天下之罪”的處罰。

形式主義是一種投入小回報高的行為，不發現一起懲罰一起，很容易死灰復燃。朱元璋之后，明世宗發現形式主義有所抬頭后下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可明世宗隻提要求不抓落實，結果形式主義愈演愈烈，明朝國力江河日下。一位明史專家在談到明朝的滅亡時寫道：“官僚機構虛、假的作風不能得到懲罰，結果偌大一個帝國被掏成了空殼。”

相比古代統治者的打板子，如今我們黨對形式主義的問責更規范，更健全，也更凌厲。比如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湖北某市“一問三不知”的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就被“火速”免職。

軍隊是要打仗的。無論什麼崗位，都是出征打仗的戰位，責任大於天，使命重於山。隻有對形式主義早打、狠打、持續打，真正給“講而不止、禁而不絕”的形式主義套上問責追責的“緊箍”，才能讓形式主義遠離軍營，讓官兵免流“無謂”的汗，讓戰斗力建設都實實在在，沒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