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實踐的哲學分析

　　當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國人民的頭等大事。作為哲學工作者，我們有必要對抗疫實踐進行哲學視角的觀照和分析。因為這樣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深刻領會抗疫實踐所應遵循的重要原則和基本思路。

　　抗疫實踐的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

　　人的一切社會性活動都不是自發無序、雜亂無章的，而是會受到相關尺度的制約，具體而言，要受到關於客觀事物的外在尺度和關於人的實踐目的的內在尺度或人自身固有的尺度的制約。馬克思曾在對比動物的本能活動時分析了人的生產活動的尺度問題。馬克思認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尺度”即“規定性”“規律”等。“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指的是人在生產實踐中遵照客觀尺度或求真尺度﹔而所謂“固有的尺度”，指的是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存在物的內在需要和利益的尺度即趨善的尺度。馬克思在這裡所談論的是人的生產實踐的求真趨善的規定性問題，揭示了人的生產實踐要堅持兩個基本原則，即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這兩個原則也是人的一切實踐活動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當然也是眼下正在進行的抗疫實踐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所謂真理原則，是要求人類必須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以追求和服從真理，這是一種合規律性的要求，是事物的外在尺度對人的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一種限定﹔所謂價值原則，是要求人類必須基於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適合於人的生存和發展，這是一種合目的性的要求，是人的內在固有尺度對人的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一種約束。

　　在抗疫實踐中，當然也要堅持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抗疫的真理原則，是指我們在對新冠肺炎病毒有了一定了解和認識的基礎上，應該根據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特性採取相應的防御措施。例如，和一切傳染病一樣，新冠肺炎病毒具有很強的傳染力，因而，認真對待新冠肺炎疫情，就要求所有人努力配合政府和專家的號召與呼吁，盡最大可能地選擇居家隔離、出門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並勤洗手等做法。這些要求，實際上是對新冠肺炎病毒傳播規律的一種正確認識和遵循，是抗疫實踐堅持真理原則的重要表現。而在抗疫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幼稚主義和反智主義行為，如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扎堆聚會、外出不戴口罩等，顯然是對真理原則的違背，而大量事實一再証明，誰在強大而狡猾的病毒面前任性而為，誰就要付出慘重代價。

　　人的抗疫實踐，既要受外在尺度的制約，還要受人自身內在固有尺度的支配，而這一內在尺度就構成了人在抗疫實踐中所必須堅持的基本價值原則。價值原則體現著人權原則、人道原則。這一原則有著豐富的內容，呈現出立體式的階層結構。價值原則的基礎層次是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在其上是人的其他權利如發展權以及民主自由等權利。但這些權利顯然要受到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的制約和支配。或者說，人的生命權、健康權是第一位的，具有至高無上性。沒有了生命權，其他所謂的人權如民主權、自由權等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換言之，我們為什麼要和新冠肺炎病毒作殊死搏斗？是因為這一病毒危害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對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因此，抗疫的價值原則在根本上要求我們必須首先確保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簡言之，就是要盡力減少感染率、致死率。而為了確保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就要嚴格約束和限制人的其他權利，包括停工停產和上街聚會等。須知，病毒不講政治、不講國別。在病毒面前，誰越自由，病毒就會越不放過誰﹔誰越不受約束，病毒就越會找上門來。以消極的無所謂的態度對待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價值原則的踐踏和違背。

　　合作抗疫，實踐第一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世界大暴發、大流行，我們和新冠肺炎病毒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斗爭，這是一場人和病毒之間的零和博弈，我們沒有退路。從人的存在結構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它迫使世界多國人民停工歇業、居家隔離等景象，突出體現了當今世界就是一個多樣一體、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面對共同的敵人，抗疫實踐要求全球各國以非零和博弈的做法在團結互助中採取步調一致的行動。因而，由抗疫的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必然引申出另一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的原則——合作抗疫的原則。

　　在如今世界各國緊密相連、互通有無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面對洶涌而來的疫情，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成為“世外桃源”，成為不受感染的“孤島”。世界各國必須加強團結，結成廣泛的人類抗疫統一戰線，協調應對，才能真正戰勝新冠肺炎病毒，或至少使該病毒的傳播力處於一種可控的低弱狀態。在抗疫實踐中，如果隔岸觀火、袖手旁觀、抹黑嘲諷，甚至搞污名化、“甩鍋”等舉動或小動作，顯然不利於人類的團結抗疫。人類在抗疫實踐中要想大獲全勝，不隻在於少數國家感染人數的降低，而在於所有國家感染人數的降低，隻有把全世界的疫情控制住，每個國家才有可能不讓病魔卷土重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凸顯了當今人類面臨著嚴重的安全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因此，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要摒棄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當今全世界的抗疫實踐中，團結合作無疑是一種理性而必然的選擇。

　　實踐第一的原則或標准意味著我們對抗疫效果的把握和認識要堅持辯証的觀點。辯証的觀點包含著兩層含義，其一是要堅持兩點論的分析方法，既要看到不足，還要看到成績﹔其二是要堅持重點論即主流論的分析方法。盡管在抗疫實踐中可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或問題，但一定要從本質或主流上去把握，當成績是主流時，如在很短的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極大地減少了感染率和致死率，那麼，這樣的抗疫活動應當予以充分肯定和認可。辯証的觀點其實是一種全面而科學把握事物的觀點，那種隻看到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如隻看到了問題而忽視了成績、隻注意到了枝節而忽視了主流的觀點，就是一種吹毛求疵的表現。正如恩格斯所曾經批判的，形而上學者“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而我們破除這一“鬼話”的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要堅持用客觀全面的辯証觀點看待和分析抗疫實踐及其效果。

　　 （作者：邱耕田，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