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戰勝艱難險阻的歷史經驗

一場史無前例、發展迅速的疫情席卷整個中國，山川寂靜、歲月無聲，十四億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戰疫勝利的曙光初現。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中國人民有著戰勝艱難險阻的歷史經驗，中華民族是在歷次大災大難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發展起來的。總結中華民族歷經苦難、不斷成長的歷史，對今天的戰“疫”工作以及今后即將面臨的更多更大的困難險阻將大有裨益，對此，我們應當有更加理性和深刻的認識。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艱難前行、砥礪前進史

從本質意義上講，人是環境的產物，人類在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中求得生存。老子慨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然天地一視同仁地對待萬物，那麼人和萬物就應在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礎上改造自然。中國的自然環境復雜程度實屬罕見，人們受災的程度和頻次，也舉世罕見。

中國古代文獻中，關於疫病、地震、水災的記載不少。“《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詩經》更直接表達了無奈和悲憤，如《詩經·大雅·思齊》表達的美好祝願是：“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而事實是，西周末年，持續了150年之久的旱災，繼而引發了疾疫。《詩經·小雅·節南山》有言：“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詩經·小雅·雨無正》有言：“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

中國古代老百姓遇到的災害到底有多嚴重，我們可從以幾個盛世王朝遭遇來看。自《史記》始，正史依五行之以“志”來記載災異。漢代以《漢書》和《后漢書》為主的記載中，震災有85年次，重要河道水溢達79年次﹔大疫有27年次。①曹植在《說疫氣》中描述了當時的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唐書》中記載地震300余處，關於蝗災的95處，並時有河水漲溢、風雨雷電記載。《明史》延續《史記》的方法，記載洪澇、旱災、地震三種災害均超過了1000次，而洪澇災害更是達到2000次之多，平均每年發生洪澇災害達7次之多，明朝277年僅自然災害死亡人數就達6千萬。②其中，瘟疫記載有：“永樂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余人。”崇禎十五年九月，“河決開封，城陷，……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崇禎十四年波及全國217縣的瘟疫致死人口更多。翻開《清史稿》，其詳細記載了各種災異，其中僅大疫達到247處，大旱蝗就有120處，大火災114處，大地震56次，大飢113處。上述天災，致死無數，記載“死者無算”的就有235處。

天災如此，水火無情。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古代的戰亂頻繁，且史無前例。《史記》記載：“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戰國250余年，戰爭200余次。陸九淵《雜說》指出：“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漢哀帝時諫議大夫鮑宣曾詳盡地說明了社會災害與自然災害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即著名的“七亡七死”。社會災害包括賦稅繁重、土地兼並熾烈、吏治腐敗和社會無秩序。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疊加，造成極大的禍患，直接結果就是人口的銳減。從人口變化看，有學者稱西漢人口應該在1200萬③，東漢初期人口6000萬，“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學者基本估算東漢末年人口是2200萬。北宋后期，朝局動蕩、戰爭頻仍，加上疫情長期肆虐，很多地方出現了流亡遷徙、十室九空的慘狀。公元1124年北宋遼金夏期間的人口達到9832萬，到1141年宋金議和時人口減至7082萬。

近代史上中國遭遇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和困難。有人統計過，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遭受過西方國家482次侵略，英國割去了香港，日本侵佔了台灣，沙皇俄國攫奪了中國東北、西北約15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領土。不計由外國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僅支付戰爭賠款一項，中國就損失白銀十幾億兩(含利息)，而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8000多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西方國家的巧取豪奪和偷盜騙取的損失。據統計，光緒二年到五年（1876—1879年），先是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五省遭到大水災，同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出現大旱災，北方的旱災繼續延長了三、四年。北方數省的大旱災中死亡的人數在900萬到1300萬人，僅山西一省在光緒三年（1877年）一年間就有500萬居民死亡。④

中國歷史上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損失是重大的。在日本法西斯鐵蹄下，中國大地到處是人間地獄，城市遭到轟炸，村庄遭到焚燒，父老兄弟遭到屠殺，母親姐妹遭到蹂躪，大好河山慘遭踐踏，中國軍民傷亡多達3500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對中國同胞實施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浩浩長江滾動著鮮紅的血浪，這是人類文明史上駭人聽聞的暴行。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發動了令人發指的細菌戰、化學戰，進行了慘無人道的人體活體試驗。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造成的破壞及其對中國資源和財富的大肆掠奪，按照1937年的比價，造成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由此觀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是一部篳路藍縷、玉汝於成的奮斗史﹔中華民族戰勝災難的歷史，是一部可歌可泣、感天動地的偉大歷史。

中國人民在戰勝艱難險阻中凝聚出斗爭精神、忍耐精神、團結精神和崛起精神

在中國幾千年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懷揣夢想、堅毅勇敢，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在克服困難中凝聚出人性的閃耀光輝。種種磨難都沒有打斷中華文明的頑強發展進程，千難萬險都沒有磨滅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斗意志，災難深重反而使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人民重整旗鼓開創新的歷史征程。

一是中國人民的夢想精神和斗爭精神促進自然改造和社會進步。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翻開災難深重的中國歷史，這句話顯得尤為真實而有力量。在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斗爭中，中國人民面對災難，以大無畏的容忍精神，作出了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偉大創舉。

遠古時期，人們在適應自然中觀察自然規律，於潮起潮落、東升西落中理解自然規律，在逐水而居、鑿井而飲中順應天時生存下來。通過不斷努力，如燧人取火、大禹治水、神農用藥等，中國古人逐步適應並開始利用復雜的環境，頑強地發展繁衍下來。不僅如此，古人還勇敢地創造了很多神話故事，如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等等，都體現了中國人民對創造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向往。

中華文明始於夏商周時代，由神祗走向社會的禹、契、后稷逐步淡化了神性，成為與百姓共克時艱的精神領袖。三皇五帝還肩負著血脈相承和民族認同的使命，自此以后炎黃子孫和華夏民族，成為民族團結統一的精神標識和牢固根基。這樣的文化歷經風雨滄桑，尤其是每當遭遇強敵、面臨生死存亡時，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總會表現出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眾志成城、攜手前行的可貴品質，中華民族始終以團結統一的形象屹立於世界的東方、綿綿不絕。

農耕文明的中國，更是以勤勞勇敢、精耕細作、發明創造聞名於世，都江堰是化水患為福祉的典型案例。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記載：“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騑，百姓饗其利。”因為看了很多河流的奔涌狀況，司馬遷在談到寫作河渠書的動因時感慨：“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諸如鄭國渠、都江堰、京杭大運河的開鑿，諸如四大發明的創造，還有眾多改天換地的偉大工程，都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勇敢、智慧的結晶。

進入近現代文明，人類社會對自然的控制力極大增強，此時的災難表現為大自然的懲罰。現代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代價，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生物制劑、屠殺動物等引發生態失衡、氣候變化、瘟疫流行，這在對地球造成嚴重破壞的同時，也給人類和地球上的生物帶來了生存的隱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⑤西方國家悍然發動了多次殖民戰爭，進行資源掠奪，制造了無數血案，中國人民家園失守、苦難深重。身陷絕境的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付出重大代價，終於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所以，近代中國人民遭受了苦難，也創造了輝煌。

二是中國人民戰勝困難、博取勝利的精神推動華夏文明生生不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中國人民在學習自然、收獲自然的過程中，經過千錘百煉，精神不斷升華。這些精神包括：第一是忍辱負重、順應自然的生存法則。越是在苦難中，越是要修煉自己的靈魂，如老子總結的“慈”“儉”“不敢為天下先”﹔《黃帝內經》也要求遵循老子的“道”，按照“天地人”，“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等原則建立中醫醫學模式。第二是觀察、分析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在學習中了解和把握規律，逐步形成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並把自然規律總結為道，上升為哲學以指導行為。在社會興衰更替中形成規律性的認識，把握社會治理的方法。中國古人向玉石學習鍥而不舍、切磋琢磨、玉汝於成的精神﹔向原上草學習生生不息、綿綿不絕的堅持﹔向魚虫鳥獸學習生龍活虎、化繭成蝶的技巧，學習赴湯蹈火、上刀山下火海的闖勁﹔向傳說中的鳳凰學習浴火重生的奧秘。可見，古人對待學習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將這些智慧運用於磨礪意志、指導實踐活動，所以才有了人類的文明進步。第三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銳意進取。易經中反復強調陰陽轉化、福禍相依，故乾乾因時而惕。孟子反復強調的憂患意識就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后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第四是樂觀主義和超越自我的精神。自然災害的頻發、戰亂的影響，沒有阻撓歷史前進的步伐。中國人民以樂觀主義態度和大無畏精神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江山如此多嬌”，為了耕耘和守護這片熱土，保証華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國人民塑造了改造自然、駕馭自然的超越精神，將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保家衛國、不畏生死的民族大義，代代相傳。

三是中國人民團結一心、抵御外侮、永不言敗的精神凝聚成民族偉力。費孝通先生認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自在”實體向“自覺”實體的轉變。中國歷史上，善良朴實的老百姓遭遇過多次外敵入侵、經歷過多次國破家亡，但是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屈服過。越是在困難時期，越能激發全民族共同的奮爭和反抗，這就是中華民族。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抗日戰爭69周年之際指出：“近代以后，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一次次被打斷，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屈服、沒有氣餒、沒有放棄，而是一次次頑強戰勝艱難險阻、重新整裝出發。”⑥面對日本侵略者慘絕人寰的屠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眾志成城，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無論國民黨共產黨，還是全國人民，都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鐵骨錚錚、視死如歸，奏響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這段抗日戰爭史可以描述為：“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當時的一篇報紙社評這樣寫道：“今天南北戰場上，是爭著死，搶著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換取中華民族子子孫孫萬代的獨立自由，並且確有把握，一定達到。”14年的前赴后繼、英勇卓絕的斗爭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四是中國人民守望相助、唇亡齒寒、和衷共濟的精神彰顯民族大義。在災難中撫恤救濟、守望相助，體現出情同手足的感情。在困難面前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賑赴窮急，體現出中國傳統的人情社會的特質。官員為政一方，撫孤、助學、助婚喪、養侍鰥寡、抗災避難等，被視為應盡職責。國人同疫病斗爭的歷史，從商朝開始就有記載。《逸周書大聚解》記載了瘟疫的防治，一方面依靠醫術。“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疫疾”。另一方面靠人們的守望相助。“以鄉為裡、災禍相恤”，這屬於德教。《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雲：“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鄉賢以谷賑濟親族鄰裡的情況也多有記載，如《淮南子》有訓：“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

中國人民具有偉大的救助精神，或者共同體意識，使其在面對災難時，即便對仇敵也能伸出援助之手，這就是中國人講的“春秋大義”。春秋《左傳》記載了兩個諸侯國之間相互救助的故事。一個是晉國求助於秦國的故事，百裡奚建議秦國救助。《左傳·僖公十三年》記載：冬，晉薦飢，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裡：“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另一個是秦國求助於晉國的故事，慶鄭主張救助，但秦國國君沒有聽從，慶鄭感慨，這樣做要后悔的。《左傳·僖公十四年》記載：冬，秦飢，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授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仇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即使專門研究戰爭和戰術的《孫子兵法》，也講究敵我之間相互救助，如《孫子·九地》明確指出：“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五是中國人民對抗災情的革命精神助推中國歷史演進。恩格斯認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⑦人類從沉痛的教訓中反思進步，既要彌補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也要修補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的不足。

人民群眾遭逢災難、困苦，如果政治清明，官方反躬自問、擔負起應有的責任，則可以修明政治、賑濟百姓，災荒可以逐步克服。自漢代以來“天人感應”思想和“天遣災異”學說影響廣泛，官員們深信自然災害與社會政治有密切的聯系。漢朝有這樣一件救災救濟的事件：“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在開明時代，每遇災荒，從皇帝到朝臣都能夠深刻反省，漢武帝發布《輪台罪己詔》，對天災面前沒有重視百姓生活困苦而頻繁發動戰爭的行為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實屬不易。唐初頒發的《罷差科徭役詔》雲：“自有隋失馭，政刑板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己。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減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還有諸如《旱蝗大赦詔》《祈雨求直言詔》《大水求直言詔》《久旱簡刑詔》《賑河南河北詔》等，實屬罕見。

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如果政治昏聵、貪腐盛行，百姓流離失所、慘死街頭，社會動蕩不堪，天子的統治就難以為繼。這個時候，推翻舊制度就成為社會的需要。西周末年，持續了150年之久的旱災，引發了疾疫，周幽王治理不力，東周取而代之。漢朝桓靈二帝時期，戰爭頻繁、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社會倒退，最終漢朝為晉朝取代。《晉書》記載：“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恆雨為罰。”其實，古代中國眾多朝代發展的中斷和滅亡，大都與災疫深重、政府賑濟不力，繼而引起社會動亂有關。

經歷過多次重大災難而流離失所、改朝換代而國破家亡的中國人民，卻以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團結一致的強大力量、可歌可泣的偉大壯舉，書寫了一幅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壯麗詩篇，塑造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成為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繼續發揚偉大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20世紀20年代，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應時而生，以鐵肩擔道義、勇立歷史潮頭，為民族解放、國家發展、人民幸福不懈奮斗。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克服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建立了中國特色的防范風險、救災救濟制度體系，成為中國人民戰勝困難風險的主心骨。黨的十九大明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從此中國人民應對各種困難、風險和挑戰有了新的更高的起點。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形成戰勝艱難險阻的強大合力。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今天，在戰“疫”大考的最前沿、在臨陣指揮的最前方，人們不約而同地感受到，社會主義制度才是應對最大風險的有效制度，中國共產黨才是我們共克時艱的領導核心。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迅速建立起現代化的救災防災體系和舉國救災應急體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這為保持經濟繁榮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條件，也為戰勝災害、疫情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黨始終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每年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從最大程度上控制災害疫情的發生，盡最大努力減輕災害疫情對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在應對唐山地震、汶川地震、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等重大災情中，我國積累了大量救災防災的經驗和做法，比如黨的統一領導、政府高效執行、部門協調配合、全民參與，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加快科技研發攻關，堅持中西醫並重治療，合理調配醫療物資，注重法治的保障作用，等等。總之，隻要我們黨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就能夠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和挑戰。

聚焦人民幸福目標，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國家富強，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在此基礎上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族振興，就是要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人民幸福，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根本出發點。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隻有經歷苦難、飽經滄桑的民族，才對未來的夢想有深切的渴望和深入的理解。民族復興的夢想，承接了中國大同社會的共同理想、結合了當前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表達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夙願，已成為激蕩在十四億人心中的高昂旋律，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同心圓。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存在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滿足人民群眾新的更高的需要，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准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隻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斗，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面對未來的風險和考驗，我們要有“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意志，遵循科學精神、把握基本規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發揮各個方面作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培育造就一批觀大勢、擔重任、有能力、敢作為的黨員干部隊伍，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提供組織基礎。進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的新時代，黨中央要求我們全體黨員干部必須時刻准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黨的十九大明確將“增強駕馭風險本領”作為黨員干部必須掌握的八項本領之一，體現了我們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高度自覺。2019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提出要求。應該說，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領導干部的政治職責，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要義不容辭地履行，明確站位、帶頭作為，把工作做實做細做好。領導干部要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准確研判，做到未雨綢繆、妥善應對。領導干部要提高風險化解能力，透過復雜現象把握事物本質，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斷決策，善於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善於整合各方力量、科學排兵布陣，合理處理急難險重任務。領導干部要在學習中歷練、增長才干，凡是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准備和最大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黨和人民的事業才能蒸蒸日上。

無論未來前行的道路上會遇到何等艱難險阻、經歷何等驚濤駭浪，隻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我們就一定能夠凝聚人心、團結力量，眾志成城、攻堅克難，在戰勝一個個艱難險阻、一次次風險考驗后，不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機關年輕干部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9@ZH004）階段性成果】

（來源：《人民論壇》2020年第3月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