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圖譜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化和升級版，是推進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定星盤、指南針、行動令和願景圖，是中國之治宏觀頂層設計的歷史豐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使中國模式的制度圖譜日趨系統，而且使中國現代化的路徑圖譜愈加完整。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有助增強制度自信，而且開辟了中國現代化的全新境界。

中國之治的制度圖譜日趨系統，回答了“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凡治國，必先定其制。在文明的結構中，制度文明反映和體現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和應變能力，直接規定並影響其他文明維度的深度與廣度，正所謂：社會變遷，必合於律呂。制度前進一小步，社會進步一大步。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大會的鮮明主題。所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通過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宏觀頂層設計，使國家的治理體系日趨系統完備、不斷科學規范、愈加運行有效的過程。所謂“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代性能力不斷獲取並逐漸強化的過程。其中，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體現國家的制度設計能力，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貫徹治理體系的執行能力。設計能力最終要通過執行能力來體現，制度的威力和效力歸根結底要通過執行方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定內含著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基本訴求，兩者是同向同行的有機統一體。如果長期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的風險，那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也就不能從紙上走到路上。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入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入“解題”階段。從“入題”到“解題”，既恰逢其時又具備充分的條件，既“動善時”又“事善能”。

所謂“動善時”，是指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在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復雜局面下，迫切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一步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迫切需要運用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來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

所謂“事善能”，是指從過去完成時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呈現出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已經展示出“千磨萬擊還堅勁”的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包括“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改革創新、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人民軍隊絕對忠誠於黨和人民、一國兩制、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等，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新中國成立70年經驗的總結與提煉，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以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為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圍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了一系列制度設計，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在內的13項制度建設的實踐路徑，使中國之治的制度圖譜更加系統。

結構折射關系，結構決定功能。綜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制度圖譜的結構，其特點清晰可見：首先，借用恩格斯的“合力論”，可以把13項制度視為創造歷史的互相交錯的力量。將它們組合在一起所釋放出來的制度之光，集中投射到一個歷史定點上，就形成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合力。其次，就13項制度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言，其中的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不僅具有首位性、根本性和統領性，而且貫通於其他制度體系中。最后，13項制度基於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和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的理論和實踐定力，從內政外交等不同層面系統地回答了“堅持什麼、鞏固什麼”“完善什麼、發展什麼”的重大政治課題，不僅指明了制度建設的前進方向，而且提出了制度建設的工作要求。如果說，“動善時”和“事善能”是從“為什麼解題”的層面回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何以必要”的問題，那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就是從“怎麼樣解題”的角度回答了“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

中國現代化的路徑圖譜愈加完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大家族的新成員

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實現這樣的現代化？這是近代以來一以貫之的時代之問。圍繞這樣的時代之問，仁人志士進行不懈探索。19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是對器物現代化的探索，之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是對制度現代化的探索，“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中國的現代化深入至心性層面。由於變遷的單向性和片面性，使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逡巡曲折、屢屢受挫。新中國成立后，現代化的目標歷經不斷動態調適過程，主要有：“一化三改”，即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明確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社會建設”，“社會建設就是建設社會現代化”，“社會建設”的提出將中國現代化的總布局由“三位一體”延展至“四位一體”﹔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生態現代化為旨歸，“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將中國現代化的總布局由“四位一體”擴展至“五位一體”﹔黨的十九大報告圍繞“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行系統論述，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包括：陸海空三軍的現代化、戰略支援部隊的現代化和火箭軍的現代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基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布局，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系統研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若干重大問題，把這一全新的現代化維度具體化。可以說，直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隆重出場和不斷實踐，中國現代化的路徑圖譜才愈加完整。

借用系統論研究方法，如果將中國現代化視為宏觀的母系統，那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該母系統新增容的子系統，是中國現代化大家族的新成員。現代化既是系統工程，又是互牽互制的變革過程。在現代化的演進及提升過程中，現代化諸層面之間既相互交織制約，又互為前提因果，需要綜合演變和協調發展。某一層面的長期超前或滯后，都可能導致現代化變革的失調或失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擴展了中國現代化的研究領域和實踐范疇，而且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更具多維性、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景性的現代化維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現代化不同子系統之間的大合奏，隻有現代化的不同維度協同發力和聯動推進，才能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群集效應。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深層次的現代化維度。鄧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從制度文明所具有的艱巨性的角度預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慨嘆：“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可見，“難啃的硬骨頭”就是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探索已經步入“攻堅期和深水期”，意味著中國的曲折的現代化實踐終於找到需要建設的現代化之“源頭”。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貫通型的現代化維度。政治、經濟、生態、軍事等其它維度的現代化，都既有賴於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又有賴於治理能力現代化。換言之，任何一個維度的現代化的探索，都需要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支撐，需要不斷提高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需要不斷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需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有鑒於此，《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入口，是不走改旗易幟邪路的必由之路。

地位決定定位，定位折射價值。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由此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未來預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描繪出一幅“三步走”的制度設計的宏偉願景圖：“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這“三步走”宏偉願景圖，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彼此呈明顯的對應關系：其中，第一步對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步對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第三步對應建成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為現代性標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黨的十九大報告之間所存在的如此肯綮相連的對應關系，充分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實踐價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事關黨的執政地位、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事關社會的和諧穩定、人民的幸福安康，堪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保障。

（作者為黑龍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