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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的倫理素養

鄯愛紅 孔祥利

2020年04月07日10:50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

原標題: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的倫理素養

 [摘要]准確認知疫情防控中的倫理問題,提升領導干部倫理素養,加強危機應對中的倫理管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方面。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的倫理素養包括價值觀、倫理知識與道德情懷、倫理選擇與行動能力等三個層次,應加強領導干部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培育,通過文化知識學習、自我修養和教育培訓等多種方式,提升領導干部倫理素養,鍛造中國特色的疫情防控領導力。

[關鍵詞]疫情防控﹔領導干部﹔倫理素養

疫情防控涉及多方主體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蘊含諸多觀念與價值沖突,進而使決策中的倫理問題突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提升領導干部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有效應對疫情危機,不僅需要提升其依法應對危機的專業能力,更應增強倫理素養,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和輿論關注,通過重塑政策共識達到聚民心、暖人心、強信心。然而,較之顯性的法律和技術能力而言,疫情防治中的倫理問題目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很多領導干部在思維中還沒有形成明晰的倫理判斷與選擇思路。准確認知疫情防控中的倫理問題,提升領導干部倫理素養,做好危機應對中的倫理管理,是加強疫情防控的應有之義。

一、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要有倫理思維

倫理是指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系時應遵循的基本准則。疫情發生后,正常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被打破,政府、社會和個人的行為在危機狀態下都面臨失范的風險。規范政府、社會團體以及個體的行為,領導干部不僅需要法治思維、科學思維,依法科學決策,而且還要在疫情防控中植入倫理思維,即在決策時不僅考慮到決策的合法性,還要考慮到決策的合倫理性﹔不僅考慮到決策的經濟、社會效果,還要考慮到其倫理道德后果﹔不僅考慮到執行決策時的技術支持,也要考慮到決策能否獲得道義上的支持。

(一)疫情防控中倫理沖突頻現

疫情防控涉及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由此引發了人們對於政治、市場、慈善、公共道德、國際交往、生命安全,甚至包括生態治理等在內的倫理探討與道德反思。其中,基於近期的媒體報道和輿情分析,各級政府決策引發民眾強烈關注的倫理沖突包括:一是信息公開與公眾知情權保護。政府為維護社會穩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公眾恐慌,有限公開信息與公眾知情權不斷增強之間的矛盾,以及疫情告知與患者隱私保護之間的平衡﹔二是公共健康與個人權利保護。公共安全與感染者強制隔離、社會控制與病患個體“污名化”,以及強制治療與公民的自己決定權等之間的矛盾﹔三是應急資源配置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主要涉及應急資源、服務設施等的有效和公平分配,包括城鄉資源配置、區域統籌、輕重病症患者之間的資源配置,以及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老年人口、產孕婦及其他弱勢群體的保護問題﹔四是法律與情理的沖突。疫情發生后,各地啟動應急預案,其中很多是合法的。但緊急狀態下的個別規定(封城、斷路、疫情遺體處置等)不免與情理、社會習俗等相悖﹔五是疫情應對中的公共倫理普及。危機應對需要全社會參與,政府不可能包辦一切,沒有社會各界的配合,不可能打贏疫情防控之戰。應動員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人人擔責,人人負責,相互包容、團結協作。能否直面和妥善處理上述矛盾與沖突,不僅對疫情控制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將直接影響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二)疫情防控決策需要合法性與合倫理性的統一

疫情防控必須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但同時也須重視社會倫理的引導、規范及其他價值調適作用。信息不完整、計劃頻繁變動、資源短缺、意想不到的干擾、基礎設施停擺、群情激憤是危機情境的共同特征。領導者必須在有限信息、有限資源、有限時間的條件下尋求“滿意”的處置方案。一方面,面對復雜而充滿不確定性的情境,法律規范很難面面俱到。危機事件的突發性決定了處置手段和方法的非常規性,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成為政府有效應對危機的重要保証。領導者除了要遵循《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外,尊重和因循職業倫理、社會倫理、道德情懷等潛在價值規范就變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既要有效率,又要不被社會輿論詬病,不僅需要依法行政,而且各類政策和管理措施還須經得起倫理檢驗。疫情暴發后的信息公開與公民知情權保護、資源分配、公共衛生監測、患者強制隔離、社會弱勢群體保護、醫學干預與研究、社區參與等,都涉及倫理問題,如何做出科學、合理、讓公眾信服,不引發負面輿情,就需要領導干部在決策時不僅要依法,還要對決策進行倫理風險評估。其中,個別決策及其行為(如物資撥付、封城斷路、強制隔離等)即使是合法、合乎程序的,但因沒有關照到倫理風險和民眾的接受度,也容易引起公眾誤解以及社會輿論的反彈,進而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損傷。

(三)疫情防控呼喚專業+倫理型領導

疫情具有突發性和緊急性的特征,作為一種公共衛生危機,事態惡化會對社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嚴重后果,不僅會對人民生命構成挑戰,甚至還會引發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危機。因此,疫情發生后,領導決策的首要目標是控制危機事態蔓延,盡最大努力、最大可能地保護民眾生命和財產安全。專業化是疫情處置的基礎,而專業化背后的人文倫理則是疫情能否處置成功的關鍵。此次疫情處置中凸顯出鐘南山、張文宏等一批專業+倫理型領導的典范,以專業的本分、信達雅的語言,以及劍及履及的行動為社會公眾所認可。而此種專業+倫理型領導,既擁有防控疫情的專業(醫學)知識和職業精神,也具備善於調動和影響公眾、處理疫情防控管理中的內部協調溝通等動員與組織能力,而且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專業素養成就倫理素養。在疫情決策中,領導干部要行使其超常的自由裁量權,平衡資源分配,妥善處理公平與效率沖突,必須建立在廣泛而精良的專業知識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專業決策離不開倫理的支持。科學與民意並非一直如影隨形。再科學的決策,也需要領導者懂得如何調動組織內外力量和資源去實施落實,這就需要其有感同身受和影響公眾情感的力量。張文宏醫生親自查病房,鐘南山院士多次深入抗疫腹地,他們通過親臨現場,營造出意想不到的“場效應”,進而對公眾產生強烈影響,產生了思想同頻、行動協同的系統效應。

二、領導干部倫理素養的構成

倫理素養是領導者在進行疫情防控的決策與管理中處理各種倫理沖突和矛盾的價值觀、知識和能力,是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及時回應社會輿論和公眾需求所必備的素養。它可以助力領導者有效化解危機狀態下紛繁復雜的各種價值沖突,和諧社會關系,調動各方力量共同戰勝疫情。

具體而言,疫情防控中的倫理素養可分解成三個層次:價值觀、知識和能力。其中,最為核心的是由信仰和責任感支撐的價值觀,決定“做”與“不做”什麼的方向﹔知識和能力是疫情防控中領導干部倫理素養結構的兩個基礎要素。“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素質模式被廣泛應用,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建構了多種素質模式。素質模型中各構成要素在個體素質中可能相互組合,構成各不相同的素質特質。通常具有相同或相近屬性的要素總是更容易形成強勢組合。如‘知識’與‘觀念’合成強勢的組合率較高,‘能力’和‘技能’合成強勢的組合率較高”。可以說,目前勝任力模型研究中涉及的要求,都可以歸為價值觀、知識和能力三個層次。據此,我們可以把疫情管理中領導者的倫理素質用下圖表示:

(一)價值觀

倫理素養的核心和基礎是價值觀。在疫情出現的緊急時刻,由於事件的突發性和幾乎不可預知性,決定了領導者在緊急時刻隻能實行非常規決策,應急處理也是非常規的手段和方法,此時在行政自由裁量權范圍內起絕對支配作用的是領導者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在危機管理中,領導者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實質是多種責任沖突在道德領域的最高表現,受其支配的主要力量是價值觀的選擇。

戰疫就是戰役,病毒就是看不見的敵人。要取得戰爭的勝利,領導干部需要率領千軍萬馬(包括專業醫務人員、社會各界和公眾)齊心協力共同戰斗。沒有堅定的價值觀和強烈的責任感,很難有感召力。張文宏說:“共產黨員在宣誓的時候說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現在就要做出自己的樣子來,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都得上去!沒有討價還價,我帶頭。”這些語言展現了其內心的價值追求和責任擔當,也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動員作用。

(二)倫理知識和道德情懷

1.倫理知識是領導干部倫理素養的基礎。沒有相應的知識,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和判斷。比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擅自採取設卡、堵截、封村、斷路等措施,都是違法行為,也是違背道德的行為。從倫理角度來講,就是這些領導干部缺乏效率、公平、人道等方面的知識。由於不懂得平衡多元價值,造成了因父親被隔離而造成腦癱孩子去世的悲劇等。哈佛大學把“道德推理”作為所有學生都應當學習的基礎課,為人們在道德沖突中做出選擇提供倫理知識。領導者倫理知識覆蓋面很廣,具體包括倫理學的基本知識、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儒家人本主義、西方宗教傳統與倫理文化、人道主義、社會公正、道德評價、道德與法律、社會參與、社會包容等。這些有關倫理的人文知識,有助於領導者在危機決策時拓寬思路、轉換思維,看到效率之外的倫理風險及其蘊含的社會輿情危機。

2.道德情懷。有知識,不一定有文化﹔有倫理知識,不一定有道德情懷。道德情懷是基於倫理知識基礎上的一種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當作工具),對人類苦難的同情以及追求平等正義的情感。沒有道德情懷,倫理知識就只是一些外在的理念,無法轉化為內在的素養。此次疫情防控時,當醫護人員受到傷害時,張文宏站出來為醫生請命:“醫務工作者現在最缺乏的是關心,我就明確和大家講。第一關心是防護,第二是疲勞,第三是工作環境,我覺得一定要跟上,如果跟不上,就說明沒有把醫務人員當人,只是當機器。”這就是一個領導者的道德情懷。

(三)倫理判斷與行動能力

倫理不只是知識,也不只是修養,更重要的是一種能力,是在面臨道德困境時能夠做出正確判斷、選擇和行為的能力。當然,對於領導者而言,還包括危機時期進行價值引領、實現由危轉機的能力。具體地說,領導干部疫情防控時期的倫理能力包括:

1.價值引領力。危機時期,也是社會價值重塑的時期,價值引導既是號召全民參與、共渡難關的需要,也是傳播價值、凝聚共識的契機。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思斯的變革型領導理論就主張領導者利用呼吁理想和道德價值(諸如自由、正義、平等、和平等)來喚起追隨者的意識。當我們面對從未經歷過的未知病毒,許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認知都已失靈,公眾陷入恐慌之中。沒有道德共識,就沒有凝聚力,就會失去動力和方向,因而有必要對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重要道德問題形成社會道德共識。同時,疫情防控為倡導和弘揚組織核心價值觀、增強領導力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疫情應對中專業化的處置方式和強有力的權威都顯得非常重要,此時發揮領導干部的權力影響力,可以有效實現價值引領。

2.倫理判斷力。判斷力是將個人素質和相關知識、經驗結合起來形成觀點並做出決定的能力。疫情狀態下哪些措施是合乎倫理的、哪些可能獲得公眾支持、哪些需要宣傳和解釋才能夠得到公眾理解和支持、哪些政策和措施是需要通過其他政策和措施進行補償和平衡、社會各界在疫情防控中應當承擔什麼責任和義務等,在缺乏明確數據、沒有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領導者要做出好的選擇,就需要其倫理判斷力。領導干部需要根據自身的知識、經驗和對事態的判斷形成觀點、解讀各種跡象,做出合乎倫理的判斷。“人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取決於他個人的道德判斷力,以及在這種判斷力基礎上所做出的道德追求。”道德判斷是對行政行為的理性整合,行政人員所具有的道德判斷能力,將決定行政行為蘊涵道德性的程度。

3.倫理行動力。倫理行動力是領導者對自我行動的高度自律。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以行動表達對他人真實的承諾。相反,不具備倫理行動力的人在危機發生時,只是敷衍了事的“撞鐘動作”。此次疫情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就是典型表現。承平時期,“撞鐘式”的活動還有昭示一切如常的象征效果。危難情境下,有口無心的應景舉措往往會刺痛人們的神經,觸發排斥心理,輕者使防控失效,重者引發社會危機。檢驗是否具有倫理行動力,就看其是否有發自內心的意願(Intentionality)的真切的行動。“我總的看法,就是沒有特殊的情況,不要去武漢。”但轉過身,已84歲高齡的他卻帶著團隊義無反顧地沖上前線,這就是鐘南山在危機時期展現出來的倫理行動力。

三、提升領導干部疫情防控的倫理素養

在疫情暴發的危急時刻,各級政府負有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維護經濟社會秩序穩定的職責,理應第一時間站出來承擔疫情防控的領導責任。及時預知風險、科學研判情勢、排除各種干擾,在復雜情形下果斷決斷,能在疫情暴發后及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機制的省市,網絡上被稱為“硬核”,這就是一種責任擔當。即便如此,但具體決策和執行中常面臨多方利益沖突和價值選擇,應該出台哪些決策、實施哪些措施,這些舉措能否有效防控疫情,經常會引起廣泛甚至是激烈的公共討論。解決上述利益沖突、平衡多元價值,已經成為對領導者倫理素養的嚴峻考驗。

(一)培育人民健康至上的價值觀

疫情防控時面臨著多元價值的選擇,對領導干部而言,就是要確立人民健康至上的價值觀,並擔當起應負的責任。人民健康至上,就是指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當人民的生命和身體遭受疾病和災疫侵害和威脅時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預防和控制災疫的擴散,救民於災疫之中。2020年1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時收治所有確診病人”“決不能因為費用問題耽誤患者救治”,要求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切防控工作都要圍繞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來展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當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面臨威脅時,任何其他的價值都應當服從“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這一價值。隻有這樣,才能有效動員群眾,增強領導干部疫情防控的號召力。

(二)加強學習,掌握倫理知識

領導干部要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十九大報告中把“學習本領”列為新時代領導干部本領建設的首位,可見學習本領是一切能力和素質的基礎和關鍵。首先,加強學習,提高文化知識水平。一定的文化知識水平,是提升文明、理智、高尚的道德修養的基礎。文化知識可以讓人開闊眼界,明確是非,辨別善惡。具有較高文化知識水平的人,能夠有較強的理性,能夠較少受到自身情感因素和認知偏誤的干擾,為其做出平衡多元價值的決策和關照多重利益主體的倫理措施奠定基礎。其次,要加強對疫情防控法律、政策的學習。此次疫情防控中湖北武漢刑釋被確診的黃某某進京一事,引發了社會極大的關注,涉及此事的多名干部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處分。其中,北京市疾控中心接線員就是對北京市的防控政策缺少了解,當回應黃某某家人“武漢人是否能來北京”問題時,接線員表示“您隻要能從武漢那邊上高速,能出武漢,北京這邊沒有限制進行”。第三,要學習倫理知識,隻有掌握了有關倫理方面的原則、規范等相關知識,才可能在疫情防控中找到應對的方法,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與選擇。

(三)加強學習,培養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指領導干部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根據道德准則要求進行道德活動時所產生的愛慕、憎惡、信任、同情等持久而穩定的情感體驗。“德者,得也。內得於己,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強調的是一種自覺、自律的境界,“外得於人”涉及的是對待他人應有的德行。道德不僅僅是對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范的認知,更主要的要將道德認知化做道德情感,讓心靈充滿正義感與尊嚴感。隻有把倫理知識轉化為道德情感,才能轉化為道德行為,進而產生領導力。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隻有把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情感,把追求道德化作一種由內在的情感推動和支撐的向往、虔誠與執著,才能在面臨道德沖突時發自內心地選擇道德行為,而不會被各種利益的權衡而喪失對道德的堅守。疫情防控中,如果隻有道德知識,沒有道德情感,在應急狀態下就很難做到以不變應萬變,表現出對人民生命的深切關懷和對人民利益的忠實維護。在沒有現成的規范可遵守時,就很容易喪失倫理視角,做出偏頗的決策和措施。通過修養,培養道德情感是領導干部素質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

(四)通過培訓提升領導干部的倫理能力

明確相關法規和道德倫理議題,可以幫助領導干部篩選可行的選項,這是提高領導干部倫理能力的重要途徑。較之其他應急管理的能力而言,疫情防控時期的倫理能力更多地依靠平時的知識和經驗積累。領導干部培訓中強化倫理能力培養和訓練方面的課程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徑。歐盟開發的公共衛生項目領導力的課程體系中,對應“倫理與專業化(Ethicsandprofessionalism)”就是一個重要方面。對應這一領域,相應的能力包括:(1)遵守道德、法律和監管標准﹔(2)致力於本組織的宗旨和價值觀﹔(3)明確聲明可能影響你的領導或決策的利益沖突,並採取適當措施將此最小化﹔(4)尊重多元文化,以多元力量為基礎,實現工作的創新和增值﹔(5)實踐和促進職業責任和社會責任﹔(6)積極努力減少獲得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不平等現象。這些內容將為我國開展相關培訓提供思路,經過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殊性相結合的創造性轉化,可以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領導干部倫理能力培養的課程體系。

(作者分別系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領導科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責編:吳兆飛、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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