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市場經濟理論的新認識

【新書推介】

中國經濟改革40多年來的成就舉世矚目，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曾說：“誰能正確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陳雲賢的著作《經濟新引擎——兼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就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理論解釋，並對市場經濟理論作出了新的探索。

一

該書提出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概念，並對二者的辯証關系進行了創新性研究。

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邃理論思考，貫穿中國經濟改革40多年實踐的全過程。對二者關系的認識最初體現在對計劃與市場的討論中。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同志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深刻思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思想淵藪。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定義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積極作用，已經成為堅持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共識。

該書從經濟學經典概念“資源配置”入手，創造性地提出“資源生成”的新概念，認為資源配置中存在“資源生成”領域，進而由“資源生成”提出“生成性資源”的概念，城市基礎設施資源等是“生成性資源”的代表，地方政府是“生成性資源”領域的競爭主體。書中將“生成性資源”分成三類：與產業發展相對應的資源，屬於“可經營性資源”﹔與社會民生相對應的資源，屬於“非經營性資源”﹔與城市基礎建設相對應的資源，屬於“准經營性資源”，包括硬件公共設施、軟件公共設施，以及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城鄉基礎設施、逐步開發建設的智能城市系列工程等。

基於上述劃分，該書提出了地方政府相對應的不同職能。對於“可經營性資源”，地方政府應當做好規劃、引導和扶持工作，實行調節、監督和管理﹔對於“准經營性資源”，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城市基礎設施等的投資運營，參與市場競爭﹔對“非經營性資源”，即公共物品或公益事業，地方政府有責任進行“社會保障、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的宏觀調控與管理。

由此，該書提出了現代市場經濟競爭的“雙重主體”理論——產業經濟的競爭，以企業作為主體﹔城市經濟的競爭，以地方政府作為主體，這一競爭僅限於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運營和管理領域，其目的主要在於優化城市資源，提高城市經濟效率。

在對地方政府職能和市場競爭主體進行上述劃分的基礎上，書中提出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觀點：一方面，市場在產業經濟、城市經濟的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規律對產業經濟、城市經濟中的市場競爭起根本性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是城市經濟的競爭主體，遵循市場規律推動區域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同時又對當地的產業經濟實施規劃、引導、扶持、監督、管理等職能，對民生經濟發揮保障、托底、提升的作用。

二

提出創建中觀經濟學的設想，是該書的又一大亮點。

現代經濟學可以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體系。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機制如何決定資源配置，基本理論是價格理論。宏觀經濟學以國民經濟總過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就業水平、國民收入等經濟總量。該書則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地方政府為研究主體的中觀經濟學。

在該書的中觀經濟學框架下，廣義的區域資源或城市資源，包括產業資源、民生資源和基礎設施資源三類。地方政府的競爭也相應分為民生經濟競爭（主要涉及與社會民生相對應的資源，即非經營性資源）、產業經濟競爭（主要涉及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資源，即可經營性資源）和城市經濟競爭（主要涉及與城市建設相對應的資源，即准經營性資源）三類。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既表現在民生經濟、產業經濟、城市經濟及其配套政策措施上的廣義競爭，又表現為在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現代化智能城市開放建設項目及其配套措施上的狹義競爭。

企業競爭和地方政府競爭構成了市場競爭的“雙重主體”。企業競爭是在產業經濟層面實現產業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即商品市場中的競爭。地方政府競爭則是在城市經濟層面實現對城市資源的宏觀調控與管理，即以基礎設施投資資源為主的競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需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社會民生等方面展開競爭，包括項目競爭、產業鏈配套競爭、人才和科技競爭、財政和金融競爭、基礎設施競爭、環境體系競爭、政策體系競爭、管理效率競爭等各個方面。

沿著這樣的理論建構，作者在書中提出，有為政府不僅關注“非經營性資源”和“可經營性資源”的調配與政策配套，而且能參與、推動“准經營性資源”的調配和政策配套﹔有為政府可以依靠市場機制，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對產業經濟發揮引導、調節、預警的作用，對城市經濟發揮規劃管理的作用，對民生經濟發揮保障、托底、提升的作用，其目的是推動改革，形成經濟增長的領先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輝煌成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由地方試驗和頂層設計相互作用、正向激勵的產物。中國改革的很多重要成果和制度創新，發端於地方，取得良好成效后，其成功經驗被提煉總結並納入新一輪的頂層設計。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特區建設帶來的城市改革，地方政府的有為與擔當，在歷史的關鍵節點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三

“一帶一路”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台，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合作平台。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總體布局的“大寫意”階段轉向精雕細琢的“工筆畫”階段，正在邁向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共建‘一帶一路’，關鍵是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基石，也是許多國家發展面臨的瓶頸。建設高質量、可持續、抗風險、價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礎設施，有利於各國充分發揮資源稟賦，更好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實現聯動發展。”

為什麼共建“一帶一路”的關鍵是互聯互通？為什麼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基石？該書認為，以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為主體的新生成性資源領域，既是全球性准公共物品，又是世界各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有助於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新引擎，在資源生成領域，有別於產業經濟和民生經濟，現階段主要體現在以基礎設施軟硬件投資建設乃至智能城市開發運營為主體的城市經濟發展中（接下來還會逐步體現在太空資源、深海資源以及極地經濟、網絡經濟的開發運營中）。這種新引擎對世界各國而言是新的經濟增長極，因此應全力推動以基礎設施開發建設為主體的投資新引擎、創新新引擎和規則新引擎。由“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構成的現代市場體系，能夠在競爭中充分發揮企業對產業資源的配置、政府對城市資源的宏觀調控與管理，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水平，進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與發展。

（作者：吳浩，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絲綢之路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