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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輿論引導與心理疏導

袁銀傳 王晨霽

2020年02月19日17:40    來源:《國家治理》周刊

原標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輿論引導與心理疏導

      2019年12月起,湖北省武漢市等多個地區發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基於感染者數量不斷增加和世界多個國家都出現疫情這兩個事實,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於當地時間2020年1月30日晚將其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下簡稱PHEIC),但不推薦任何國家對中國採取限制旅行和貿易的措施,有效期為三個月,之后自動失效。至此,在《國際衛生條例(2005)》(簡稱IHR2005)框架下設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機制之后,PHEIC第六次被使用,引起國際、國內社會的廣泛關注。

  根據我國目前施行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以下簡稱“應急條例”)第二條、第三條的有關規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簡稱“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突發事件發生后,國務院設立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國務院主管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對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有關工作。”而“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是WHO在IHR2005中提出的概念,指稱“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風險,以及可能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的不同尋常事件。”有學者指出,這說明當前事件情況嚴重、突然、不尋常或意外﹔公共衛生影響超出國家邊界﹔可能需要立即採取國際行動。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輿論引導的重要意義

  梁啟超曾經說過“輿論者,天地間最大之勢力也,未有能御者也。”輿論是公眾對於現實社會中的現象、問題形成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的總和,夾雜著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輿論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的影響是利是弊,取決於如何引導。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更加多元化,接受信息的方式和傳播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樣化,社會輿情發展較傳統模式更為迅速,真相和謠言也呈現出更為明顯的雙刃劍效應,輿論引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發生發展,民眾出現了各種疑惑、擔心、焦慮、恐慌甚至相互傷害的心理和行為。對此,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同時,通過召開答記者問、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等方式第一時間、最大程度地將與疫情有關的所有信息向國內、國際社會公開,並開通全國網絡疫情專區平台與民眾互動,接受反饋,為各級各地的輿論引導定了方向,也給群眾吃下定心丸。突發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突發性、群體性、階段性、連鎖反應性、變化性等特點,決定了對突發事件進行輿論引導必須與時俱進。具體來說,黨和政府需要不斷通過大眾傳媒、新興媒體、社會活動等方式,客觀、真實、及時地對疫情現狀進行新聞報道,依據正確的社會意識形態來設置議題並進行議題互動,滿足民眾對事實真相的知情權,接收民眾真實心聲的輿情反饋,從而塑造出健康向上、團結奮進、共克時艱的共同體意識,讓輿情真正從人民中來,又回到為人民服務中去,為打贏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提供輿論支持和精神動力。

  通過輿論引導增強共同體意識

  從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來看,我們在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中需要強化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共同體意識,以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輿論導向,幫助人們正確認識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以及國際社會之間的關系,促進民眾用唯物的、辯証的、聯系的、發展的、矛盾的、歷史的眼光看待當前疫情存在和發展中的問題,牢固樹立共同體意識。同時,要通過心理疏導,最大程度幫助民眾減少因疫情等應激性事件而產生的不良心理影響,以及創傷后應激性障礙帶來的非理性行為給自己和社會造成的傷害。

  第一,牢固樹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臨床醫學、流行病學、病毒學等多家權威機構聯合研究的結果顯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起源在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野生動物可能是該新型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人類或因食用該野生動物感染病毒引發肺炎,后在人與人之間傳染成疫。這個悲劇再次提醒人們,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破壞自然必將引起自然界的報復。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人與自然作為共生共亡的生命共同體,無論是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還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都應該以自然本身的客觀存在和發展為前提,人類應尊重自然界的動植物生命,切實意識到沒有自然界就沒有人本身,破壞自然必將遭受自然界的懲罰,給人類帶來更大災難。

  第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個體與社會是辯証統一的整體,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個人是社會的一份子,社會由個人組成,引導每一個個體做出正確的行為會迅速引領整個社會聯動向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是一場人民戰爭,醫護人員是沖鋒在前的先鋒勇士,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戰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期間,需要我們人人做好自我防護,少出門、不聚眾、勤洗手、戴口罩,出現疑似症狀時主動隔離,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他人和社會做貢獻。同時,社會作為整體,不是每一個個體意志和行為的簡單疊加,不能因少數個體的不當行為而否定整個群體的向善性質,應正確認識個人與社會的共同體關系,促進雙方形成良性循環。此次疫情發生后,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醫護人員沖鋒在前,全國醫務工作者多次、分批馳援武漢,國家第一時間出台對所有確診和疑似病例患者免費治療方案,第一時間上線科普和疫情查詢平台服務,第一時間對隔離人員定期定量免費提供必需生活用品,全國各地、各族人民、各行各業自發組織捐款、捐物、獻愛心。大家牢牢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同心協力、眾志成城、共克時艱,在這場戰“疫”阻擊戰中,每個人都是戰士,大家對待疫情隔病不隔心,隔城不隔情,隔離的永遠是病毒而不是已飽受疫病傷害的武漢人民和湖北人民。從一方有難的恐慌到八方支援的堅定,中華民族在災難面前又一次展現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牢牢筑起了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在專家和醫護人員的科學救治下,在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同舟共濟、團結拼搏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克難事的顯著優勢,早日打贏這場疫情阻擊戰,取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阻擊戰的最終勝利。

  第三,提高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輿論引導工作,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截至2020年2月5日,對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尚無明確的特效藥物對症治療,所有的支持治療對患者而言都指向效果待定,這一事實難免引發公眾對疾病致死后果的擔憂甚至恐慌。在互聯網時代,網絡傳播因信息公開且可自由獲得而成為引導輿情走向的重要載體。在沒有藥物的情況下,我們需要通過構建網絡空間信息共同體,及時傳播真實信息,共享正能量,充分滿足公眾對知情選擇權的需求,減輕其精神壓力,從而生成抵抗謠言的“良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網絡空間信息共同體的一體兩面性,即疫情期間出現的虛假信息、謠言同樣會借助網絡大量傳播,使社會迅速致病。因此,需要利用好網絡空間信息共同體的優勢作用,在輿論引導及輿論控制方式的流程、權限、尺度上進行把控,對虛假信息、謠言等依法堅決予以清除,切實維護網絡空間意識形態安全,營造一個健康的輿論環境。

  第四,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發生在一個無辜人身上的苦難,也有可能發生在所有人身上。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國本著公開透明和極端負責的態度,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檢測數據、研究報告和救治成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中國一直採取最全面、最嚴格的防控舉措,部分舉措的嚴格程度甚至遠超出《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被WHO贊為榜樣。中國對此次疫情的應急反應能力和醫療資源的協同共享調度能力,以及短時間建成“火神山”醫院的“中國速度”,同樣受到國際社會高度稱贊。在考慮到中國完全有能力打贏此次戰“疫”,而疫情已經出現的全球性蔓延趨勢可能會對其他公共衛生體系脆弱的國家產生不良影響的情況下,WHO謹慎地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列入PHEIC,但不推薦任何國家對中國採取限制旅行和貿易的措施。這充分說明了在疫病這一共同的敵人面前,人類不分種族、不論地域,早已構成生死相依的命運共同體。在此次抗“疫”戰中,我們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多方面幫助:德國科學家攜帶相關病毒抑制劑飛往武漢、日本派出醫療團隊飛往武漢、美國共享最新治療成果與中國共克病毒、巴基斯坦緊急調集醫療物資馳援中國等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再一次証明,隻有加強國家合作,才能應對國際社會共同的災難。

  通過輿論引導進行心理疏導

  疫情當前,不良社會信息的傳播會讓民眾對各種信息產生錯誤的認知,發生不合理的行為,繼而引發突發事件的次生災害。因此,在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引導過程中進行心理疏導非常重要。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引導,涉及政府、媒體、公眾等不同利益群體的風險溝通,處置不當會產生不好的社會支持系統,致使事件壓力強度相對增加,造成政府形象受損、媒體公信力下降以及公眾情緒恐慌和行為異常等不良后果。如果壓力累計到破壞性程度,則可直接造成創傷后應激障礙,給公民身心健康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

  應激是人體面對引起焦慮的各種外在刺激生發出的一種狀態。應激性生活事件是指個體在生活中遭受到的急劇的、形成心理上強烈反應的重大事件,此類事件易引發負性心理應激反應,嚴重的還可形成創傷后應激障礙,又稱精神創傷后遲發的焦慮障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很多家庭都遭受了生離(隔離)死別(病逝),而對個人造成的永久性生活改變將成為影響他們的應激性生活事件,因此,關注人民群眾的心理健康應成為突發事件輿論引導中不容忽視的部分。

  首先,應密切關注民眾的心理狀況,積極疏導各方心理壓力,增強共同體意識,促進社會團結穩定和人際關系和諧。對於已經出現心理偏差的人員的失常行為(“患者撕下醫生口罩,朝其吐口水”)要依法打擊,提高突發事件中目標人群的社會適應能力和全體民眾的安全感。

  其次,還需要充分利用傳統大眾傳媒,開設危機干預熱線,提供疫情防控心理咨詢服務。借助網絡媒體發布疫期心理狀況自評手冊,開通心理調適公益直播平台,鼓勵特殊時期經過自我調適仍不能緩解心理壓力的民眾積極尋求心理治療,以最終幫助民眾恢復正常,達到認知合理、情緒穩定、行為適當、人際和諧的健康標准,減少創傷后應激障礙等心理疾病帶來的傷害。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9ZDA004)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分別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安徽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編:吳兆飛、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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