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怎麼看、怎麼干？

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2020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強調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這顯然是站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度，著眼於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並且為“十四五”發展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好基礎而做出的戰略抉擇。面臨當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特別是持續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實現這一預期目標，我們該怎麼看？又該怎麼干？

科學把握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

何謂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發展理念指引下，必然有著不同的考量標准。在高速增長階段，GDP的規模和增速是核心目標，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當然要以量的增長為基本標識。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GDP的質量和效益逐步取代規模和增速而成為核心目標。隨著這一變化，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便不能僅盯著GDP的規模和增速，就業狀況、物價水平、民生改善等反映GDP質量和效益的指標，不僅要納入視野，更要放在反映GDP規模和增速的指標之前，作為優先追求的目標。這既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導向，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

換言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穩步提升，均系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重要標識。並且，在量與質的平衡中，質的分量相對更重。

既然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內涵與外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那麼，圍繞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戰略考量，理應具有“雙重”導向——既要量，也重質，同時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這意味著，跳出以往單純或偏重於從量這一個維度判斷經濟運行狀況的做法，著眼於從量和質兩個維度全面把握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既是確保實現這一預期目標的題中之義，也是關鍵之點。

可以發現，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2020年重點工作之一——“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語境下，圍繞確保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而作出的一系列部署，主要指向就是“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

全面清點宏觀調控的“工具箱”

傳統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工具，逆周期調節無疑排在首位。在至少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兩次重大危機之后，我們對於逆周期調節的運行機理和實施方略已相當熟悉，使用這一既具深厚理論支撐又歷經多次演練的調控工具，無疑是明智之舉。

不過，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度，應當看到，逆周期調節在理論上從屬於需求管理政策，在實踐中多追求短期總量平衡。從總體上來說，它的操作以對沖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為基本特征，一般局限於政策調整層面，並未涵蓋針對結構性、體制性障礙而展開的改革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經濟建設所取得的重要創新成果之一，就是將深化改革視為宏觀調控的根本途徑，進而作出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這意味著，在當下中國的宏觀調控工具箱中，絕不僅限於逆周期調節這一類工具，還應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納入其中。而且，還要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逆周期調節之前，作為宏觀調控的主線。這也意味著，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宏觀調控應兼容“雙重”操作——一手抓逆周期調節，一手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兩者各揚所長、相得益彰。與此同時，還要注意主輔相濟——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多方面政策協調發力，打好宏觀調控的“組合拳”。

在此次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形成的四個重要認識中，至少有兩個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其一，“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於宏觀調控全過程”﹔其二，“必須善於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讓各類市場主體在科技創新和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一線奮勇拼搏”。

厘清原因對症下藥

在當前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導致經濟下行的原因或同經濟下行有關的問題，既有外部的矛盾和問題，也有內部的矛盾和問題﹔既有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也有結構性和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既有老的矛盾和問題，也有新的矛盾和問題。如此繁多的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在一起，必須仔細加以區分，有針對性地分別施策。對於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逆周期調節所產生的對沖效應是對症的，是可以奏效的。但對於長期的、內部的或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隻能採用改革的辦法，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加以應對。

既然矛盾和問題來自多個方面而非一個方面，圍繞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原因分析與對策選擇，就理應秉持“雙重或多重”的視角，對症下藥。在分析原因時，不僅要關注短期性的經濟波動，而且要重視長期性的結構因素﹔不僅要關注供求總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給結構的優化﹔不僅要關注經濟運行層面的變化，而且要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在制定政策時，不僅要通過實施逆周期調節應對來自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而且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應對來自長期的、內部的或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

總之，既不能將所有矛盾和問題不加區分地“一鍋煮”“一勺燴”，更不能企望依賴單一手段解決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關於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給出的基本診斷是：“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因而，此次會議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

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

宏觀調控的各項具體舉措，雖然首先需要實現短期的總量平衡，但從根本上是要通過長期的結構平衡保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因而，短期的總量平衡固然重要，長期的結構平衡同樣不可或缺，隻有如此，讓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一系列操作才會具有可持續性。這意味著，即便是短期的總量平衡，也必須以長期的結構平衡為基礎﹔離開了長期的結構平衡，短期的總量平衡將會是不可持續的。進一步說，相對於高速增長階段而言，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供給體系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矛盾和問題，是高質量發展階段最為關注的方面。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更加著力在結構性調整上下功夫，在破除體制性機制性障礙方面找出路，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實施宏觀調控的重心所在。

既然短期的總量平衡和長期的結構平衡均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必要條件，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又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突出矛盾，那麼，圍繞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各項政策舉措，理應立足“雙重”標尺，注重標本兼治——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兼顧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以總量平衡為結構優化創造條件，以結構優化推動可持續的總量平衡。與此同時，還須區分矛盾的主次，鎖定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各種事關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基礎性改革上。

為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採取的一系列操作，其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是相互依存的，必須將兩者對接起來，統籌考量，把握好多重目標的平衡。既不能顧此失彼，隻管短期，不顧長期，隻管總量平衡，不顧結構優化﹔又不能主次不分，將非主要矛盾誤作主要矛盾。

可以發現，圍繞2020年經濟工作總體部署，此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了“全面”和“統籌”的重要性：“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

逆周期調節宜適時適度

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而實施的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其全部目的在於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因而，除了發力方向要正確之外，堅持適時適度亦至關重要。所謂適時，就是要恰當地把握好實施逆周期調節的節奏。該出手的時候要及時出手，不該出手的時候決不能出手。反應遲緩固然不好，反應過急過激也是有害的。所謂適度，就是要恰當地把握好實施逆周期調節的力度。力度不夠固然不好，但畢竟有添增的余地，可以相機加大力度。但如果力度過大，本應滴灌卻搞成漫灌，本該小水卻搞成大水，便難有再調整的空間，且可能帶來負面作用。評判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是否適時適度的標尺，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夠激活微觀主體的活力和經濟發展的動力。

既然逆周期調節要圍繞著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而展開，那麼，各項具體操作便須緊盯這一核心目標相機而行。不僅要及時調整政策，做出預調和微調，而且要力圖精准，使其對沖效應恰到好處。這既是健全完善宏觀調控的本來要求，也是我們集多年實踐養成的重要本領。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對於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具有重要作用，這要求在制定逆周期調節相關政策時，既不能猶豫不定貽誤刺激經濟增長的良機，也不能在情急之下搞強刺激而引發經濟金融風險。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逆周期調節所提出的明確要求是：“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

基本結論

論述至此，可以做出如下兩點結論：

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是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發生的。從表現來看，它似乎與我們以往經歷的、發生於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下行壓力沒什麼兩樣。但是，深入分析其內在成因和效應傳遞機理就會發現，在相近或類似表象的背后，隱藏著大不相同的深刻內容。同樣是經濟下行壓力，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便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內在成因卻多為結構性與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同樣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宏觀調控操作，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便著眼點放在了擴大有效需求的短期目標上，其效應的傳遞也往往要結合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與問題的持續改變而展開。因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必須要耐得住性子，堅持“慢工出細活”，做好打一場持久戰的思想准備。

為了實現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預期目標，宏觀調控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宏觀經濟環境、遵循新發展理念加以操作。不僅要從量和質兩個維度考量和確定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而且要從量和質兩個方面雙重發力實施宏觀調控。不僅要讓逆周期調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揚所長、相得益彰，而且要注意主輔相濟，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打好宏觀調控“組合拳”。不僅要針對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實施逆周期調節，而且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應對長期的、內部的或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不僅要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而且要區分矛盾的主次，鎖定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各種事關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基礎性改革上。不僅要堅持宏觀調控的發力方向准確無誤，而且要講究逆周期調節適時適度，精准有效。

可以預期，圍繞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展開的宏觀調控操作，將集中考驗著我們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其最終成效，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否將經濟下行的壓力轉換為深化改革的動力。

（作者：高培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