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新方向

核心觀點

●當前，世界進入到一個“窮”的階段：傳統的治理方式窮盡了，路徑依賴不可持續。在這個時候，中國治理的成功顯得愈發可貴。

●“中國之治”不僅是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的回答，更使得中國有更大力量為全球治理作出貢獻，照亮了國家治理新的方向。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之治”在二十一世紀正散發著耀眼的光芒。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向世界宣示了“中國之治”的成就與擔當。進一步理解“中國之治”的內涵、特點及其發展路徑，對於探索世界發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之治”的內涵

“中國之治”可以從四個方面去理解：

“中國之治”根源於政黨之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擔當是“中國之治”的最基本保証。一方面，作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領導核心，沒有成功的黨的建設，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國家建設，所謂“中國速度”其動力就在於黨的引領。我們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增強憂患意識，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從而保証黨始終帶領全國人民走在復興之路上。可以說，黨的自我建設與中國的治理成功密切相關。

“中國之治”體現在大國之治。《決定》提到，中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國之治”正是實現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的騰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實現良好的治理，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確性的最佳証明。

“中國之治”本質是人民之治。“中國之治”的一大優勢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一方面，“中國之治”是以人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與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國之治”的參與者、貢獻者，“中國之治”在於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可以說，“中國之治”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屬於人民”的治理。

“中國之治”承載著文明之治。“中國之治”不僅是對一個國家的治理，更意味著對一個文明的治理。“中國之治”實際上承載著一個古老文明的現代化命題，這是中華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飛躍，這種革新精神正是中華民族延綿數千年的秘密所在。中國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吹響了“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當代政治文明話語體系建設的號角。中國的治理模式激勵著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啟迪西方社會走出治理困境，為人類文明演進貢獻中國智慧。

“中國之治”的特色：三個統一

中國文化是“和合文化”，講求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尋找中庸之道，這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成為“中國之治”成功的關鍵，也是其不同於西方治理模式的特色所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創新性與制度化的統一。傳統觀點認為，創新與制度化是對立的。因為創新要求變革，而制度化在於固定。現實中，西方智識上的僵化正是導致其政治衰敗的一個根源：自以為自身制度設計天衣無縫，墨守成規，不能適應國家、世界出現的新變化，最終導致其治理模式失靈。中國一直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不斷深化改革，創新治理模式。《決定》指出，“中國之治”依靠的制度是在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中建立和完善的。一方面，我國在探索中以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根據中國國情，創造性地建立並完善了中國特色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中國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不斷提高。經過實踐探索，中國形成並完善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並不斷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建設。同時，中國共產黨也一直注重提升自身制度化水平。黨自身建設的制度化與國家治理的制度化兩者在協調並進中逐漸完善。

全局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廣闊、多元大國，全局與局部的協調至關重要。必須將宏觀規劃與微觀政策結合起來，既要總攬全局，又要激發各層面活力。在一些名義上的分權國家，這反而很難實現。例如，美國政策的特點就在於提出一套事無巨細的法案，然后要求全國一致地執行，例如醫保法案。這種模式的結果就是政策解釋權被法律精英壟斷，也使得許多地方不得不削足適履，政策難以實現初衷。而在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通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國向著一個目標走，從而可以在穩定的基礎上，高效地協調動員各方面力量。在此前提下，中國的治理模式調動了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引導社會市場參與治理，在基層社區和行政村實行基層自治，激發了治理的活力與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國家治理在顧全大局的基礎上保持靈活性。

特色性與普適性的統一。《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國之治”依托的是對普遍規律的認識，也是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把握。從實踐來看，它是中國特色的﹔從路徑來看，它是普適的。“中國之治”是基於國家建設的普遍邏輯，依據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有序進行的。中國的治理中注重國家能力提升、有堅強核心領導、注重中央與地方的協調等諸多經驗，都是能適用於世界不同地區的。“中國之治”更是立足中國國情講治理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依據國內現狀，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確保了民主，團結了各方面力量，又根據基層的現實和傳統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一切制度創新都來源於對中國歷史現實的准確把握，正是這種符合國情的治理路徑創造了“中國之治”的奇跡。

“中國之治”的發展路徑：中國歷史與世界未來

黨的十九大報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彰顯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世界初心和天下擔當。“中國之治”不僅要解決自己的問題，更應該為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為世界各國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徑與啟發。

“中國之治”是大歷史的有機統一。“中國之治”首先是立足於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的有機統一。在舊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成功建立了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樹立了有強大凝聚力、號召力的政治權威，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完整的工業體系，提高了醫療與教育水平，而這些正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發展的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進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激發市場與社會的活力，協調各方面力量，推動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中國在加強黨的統一領導的同時，提出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推動了國家治理理念與實踐的進一步提升。

“中國之治”更是五千年歷史的有機統一。中國早在漢朝就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先驅。“中國之治”重要的創新來源，便是中國歷史傳統智慧。儒家傳統深深根植在中國政治與中國人思想深處，其以德治國、以民為本、小康社會等思想不斷為中國的治理提供啟發。“中國之治”是中國本土治理能力的一次復興，而非簡單的對西方治理模式的引入與內化。“中國之治”實現的，是“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轉型，打通了“現代中國”到“全球中國”的可能。

中國之治要引領“世界之治”。有學者提出“孔子改進”，即在自我利益提升的同時提高他人所得，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中國的政治思維根本不同於西方的“個人-共同體-國家”模式，中國的政治起點是天下，是一種“天下-國-家”的沒有外部性的秩序。“中國之治”就是在實現“孔子改進”，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改變自己，影響世界”。如今，中國通過推動建設“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方式，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為世界的發展賦能。“中國之治”以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雙重合法性超越西方單一的“自由民主”合法性，以“國內治理、地區治理、全球治理”三位一體治理觀超越國內國際二分法式治理觀，為世界各國探索新的治理路徑，為“世界之治”的實現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前，世界進入到一個“窮”的階段：傳統的治理方式窮盡了，路徑依賴不可持續。在這個時候，中國治理的成功顯得愈發可貴。正如《決定》中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中國之治”不僅是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的回答，更使得中國有更大力量為全球治理作出貢獻，照亮了國家治理新的方向。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2019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