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把握好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新要求，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充分認識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性

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中國越發展，就越開放”。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特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是要進一步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高效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促進國內國際要素資源有序自由流動、全球高效配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建設與國際高標准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互銜接的市場規則制度體系，有利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這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擴大開放也提出了新要求。當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部分中低端產品過剩和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並存，產業鏈不夠穩固和安全，與開放水平不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強有關。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根本要求，通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好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更大程度引進國際先進技術、經營理念和管理經驗，更大力度拓展國際人才、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創新能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們的一條重要經驗。實踐証明，開放往往為改革帶來新的動力，從而變被動改革為主動改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針對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政策創新不足等“險灘”“硬骨頭”，需要對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確定的各項改革任務，以更大的勇氣，打破思想束縛和利益藩籬，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也是改革，要以第二次“入世”的毅力和決心，通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主動開放，自主開放，變外部壓力為內生動力，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不斷激發市場活力，增進人民福祉。

這是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需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外部發展環境和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一方面，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愈演愈烈，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沖擊，各國搶佔科技制高點、整合全球價值鏈的競爭日趨激烈，全球化動力系統面臨轉換，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面臨重構。另一方面，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與我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新角色相比，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不夠高、國際制度性話語權不強的問題比較突出，不利於我們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面對外部環境新形勢，我們必須因勢而謀、應勢而動，認識好、把握好、利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為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貢獻我們的智慧和力量。這既是順應大勢拓展我國自身發展空間的需要，也是主動作為彰顯我國大國擔當、為全球經濟治理作出貢獻的需要。

二、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思路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發展沒有止境，改革開放不能止步。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

（一）實施更大范圍的全面開放。要優化對外開放的空間格局，通過更大范圍的開放，改變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的開放狀況，引導沿海內陸沿邊開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要鞏固東部沿海地區和全國特大城市的開放先導地位，加快從全球加工裝配基地向研發設計、先進制造基地轉變，推進服務業、制造業開放先行先試，形成引領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經濟集聚區。完善內陸開放布局，更好發揮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輻射帶動作用，促進產業梯度轉移，充分發揮中西部地區資源、土地、勞動力等優勢，推動各類產業聚集園區轉型升級，提升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積極培育內陸地區全球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和新增長極。加快重點口岸、邊境城市、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加強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二）實施更寬領域的全面開放。從經濟史看，通過一定的市場准入限制來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行做法。當前，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通過更寬領域的開放，吸引更多更優質的外資在我國市場上同台競爭，這有利於推動我國企業和產業在更高水平上經風雨、見世面，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更寬領域的全面開放，不僅包括擴大對外貿易、跨境投資合作，還包括深化和拓展資金、人才、科技等領域國際合作，完善要素市場化國際化配置，使商品、要素等領域開放形成協同效應，更好地發展和積聚我國經濟新動能。

（三）實施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開放型經濟本質上要求權利與責任的對等性、國際規則的透明性、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新要求，是更深層次開放的核心要義，標志著我國擴大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借鑒和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完善我國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則體系，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營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完善國際經貿規則，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三、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點任務

順應擴大對外開放面臨的新形勢和新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按照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全面開放的方向，對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做出了重要部署，明確了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任務和重要舉措。

（一）推動產業擴大開放。健全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實行高水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在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推動制造業、農業擴大開放，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穩步擴大金融市場和機構開放，加快電信、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放寬外資股比限制。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採購中心、財務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機構，與國內科研機構和企業聯合開展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推廣。

（二）拓展對外貿易多元化。優化國際市場布局，綜合考慮市場規模、貿易潛力、消費結構、產業互補、國別風險等因素，引導企業開拓一批重點市場。繼續深耕發達經濟體市場，拓展亞洲、非洲、拉美等市場，逐步提高自貿伙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擴大與周邊國家貿易規模和水平。鼓勵行業龍頭企業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推動中小企業聚焦主業、轉型升級，走“專精特新”國際化道路。提升產品質量，加快品牌培育，促進貿易新業態發展，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加快建設國際營銷體系，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前提下，發揮財政資金對貿易發展的促進作用，完善出口退稅機制。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支持金融機構有序開展金融創新，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金融服務，進一步發揮進出口信貸和出口信用保險作用。積極主動擴大進口，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降低進口環節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動進口與出口平衡發展。著力優化進口結構，繼續敦促相關國家放寬對華出口管制，增加有助於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技術、設備、中間品和研發設計、節能環保、環境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進口，擴大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高品質消費品和生活性服務進口。

（三）健全促進對外投資政策和服務體系。加強對外投資公共服務平台建設，健全完善管理服務機制，做好對重點市場相關法律法規、准入政策、市場信息等收集發布，增加對外投資合作公共產品服務供給。創新對外投資方式，聚焦重點國別和領域，優化國別產業布局，培育一批發展前景好、功能定位准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繼續鼓勵有實力、信譽好的企業走出去，規范企業海外經營行為，打造中國投資品牌，樹立中國投資形象，帶動中國裝備、技術、標准和服務走出去，構建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加強與相關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市場、產業、項目有效對接，打造全方位互聯互通新格局，聚焦重點國家和重點項目深耕細作。穩步提高跨境貿易和投資人民幣結算比例，擴大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使用，拓寬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渠道，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貿易投資合作優化升級，完善金融支撐和服務體系，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發展特色服務貿易，鼓勵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開展電子商務。深化人文交流和友好往來，建設一批聯合科研平台和科技園區。

（四）推動制度型開放。主要是在國際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方面加強開放合作。要深化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實施，進一步優化通關、退稅、外匯等管理方式，推進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和應用，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創建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高標准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充分發揮上海臨港新片區等示范引領作用，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持續深化首創性、差別化改革探索，加強改革試點經驗復制推廣，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建立健全海南分步驟分階段建設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加快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打造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對外開放高地。推動與世界主要經濟體商建自由貿易區進程，不斷擴大自由貿易區網絡覆蓋范圍，加快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由貿易區網絡。維護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性等世界貿易組織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推動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規則談判，建設性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五）完善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則體系。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必然要求不斷完善涉外經貿法律及相關領域國內立法，促進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有機銜接、良性互動。要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加快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完善對外貿易調查制度，健全產業損害預警體系，妥善應對貿易摩擦，提升運用貿易救濟規則能力和水平。研究設立貿易調整援助制度。健全對外開放國家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切實維護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構建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防范體系，加強風險監測分析，引導企業防范風險，保障重大項目和人員機構安全。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必將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大支撐，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