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社會溝通方式變遷與展望

[摘 要]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中國的利益格局、公共空間、社會空間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信息技術進步背景下，發生在開放社會的非正式社會溝通成為社會溝通的重要內容，這包括微信、微博等。溝通工具從信函、電報、電話到移動手機，日新月異。社會溝通方式的深刻社會變革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對社會治理帶來的變革都將是深遠的，培育健康積極的溝通方式是新時期社會治理創新的一項重要任務。

[關鍵詞] 新中國﹔社會溝通﹔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社會溝通是指發生在社會關系中的兩個以上的社會實體通過常規環境（例如面對面的語言的或肢體的）或技術環境（電話、普通信函、電子郵件、微博、微信等）展開的知識、信息、思想、感情等方面交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經歷了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由於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數百年所走過的歷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幾種形態疊加。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利益格局、公共空間、社會空間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信息技術進步背景下，發生在開放社會的非正式社會溝通成為社會溝通的重要內容，這包括微信、微博等。溝通工具從信函、電報、電話到移動手機，日新月異。每一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對於人類社會而言都是革命性的，時常超出人們的認知。

本文探索70年來中國社會溝通方式的變遷並對未來發展予以展望，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新中國成立70年來社會溝通方式的歷史演變

（一）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面對面交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89.36%，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或叫做鄉土社會。在這樣的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基本是熟人之間的溝通,一種面對面的交流，表現為鄰裡之間、個人之間、群族之間的交往與溝通。由於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居住在同一村落裡的人們，以農業耕作為主，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鄰而居，社會結構基本是長期處於穩定狀態，沒有大規模的市場交換和工業化，也就沒有人口的流動，可以說這樣的社會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幾千年。對此，費孝通教授在其《鄉土中國》中描述的更加具體，“在這裡我想說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鄉民，他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正像我們的父母兄弟一般，並不是由於我們選擇得來的關系，而是無須選擇，甚至先我而在的一個生活環境。”[1]在這樣一個長期不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人們之間的接觸、交流、溝通時常是在不經意的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在經常的接觸中發生產生熟悉、舒適、親密、自然等感覺，無拘無束。人們通過親密的接觸相互影響，遵循著相通的規矩，“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換一句話說，社會和個人在這裡通了家。”[2]費孝通的這句話中把人們經常說的“習慣”一詞說透了。在一個相對靜止不變、鄰裡守望的社區環境中，一些溝通是不需要語言的，點個頭，或者一個體態語言都可以“不言而喻”，甚至成為經常的溝通模式，“‘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麼？’——這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障礙。”[3]傳統農業社會中，人們之間面對面談話是社會溝通的基本形式。由於熟悉，面對面之間的交流和語言之簡潔，有些交流甚至不需要言語，可以“不言而喻”，人們也比較容易感受“言外之意”。熟人社會中的面對面交流進行“察言觀色”也比較容易。這樣社會中的人們內心世界也是比較容易透視的 。

面對面的交流不是傳統農業社會唯一的溝通方式。出門在外的家人、親戚、朋友之間的信函、電話、電報、口信等也是社會溝通方式，只是比較稀少，不普遍。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在一起居住、工作和生活的親人、朋友、同事之間社會溝通的基本方式是書信，“鴻雁傳書”是一種真實的寫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報告，“建國初期，我國郵政通信發展水平很低，郵路總長度僅為70.6萬公裡，長途明線僅為14.6萬對公裡。……。2018年末，全國郵政營業網點27.5萬處，比1949年末增長9.4倍﹔郵路總長度985萬公裡，比1978年末增長103%﹔光纜線路總長度達4358萬公裡。”[4]在那個時期，遠在千裡之外的家人、朋友通過短短數頁和洋洋數百字的書信傳遞信息，抒發情感，表達思念。書信發出去后經過慢慢路途達到目的地，中間需要幾個禮拜甚至一個月，這中間產生的期待、焦慮，甚至誤解自然不可避免。除此之外，電報也是人們常用的交流方式，通常這是發生緊急情況下的溝通方式。郵遞員的一句話：“這是你家的電報”，人們往往是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接收的。那個時候，人們不在萬不得已情況下也不會發電報。

交流的最佳狀態是可以及時做出反饋。面對面的交流、信函、電報和電話都是交流，只是交流、反饋的速度不一樣，信函和電報有時間間隔。電話和電報出現之前，面對面的溝通模式獨具特點，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比較親近、社會空間有限，人們甚至隻可以通過表情、眼神、手語等相互理解，從村落到其周邊，范圍不會太大。

（二）工業化進程中的溝通方式

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的深入，農村經濟發生深刻變化，大量農業人口進城尋找發展機會，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這些來自全國各地不同地區的所謂“農民工”或“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打工、居住，造成了城市人口異質化，相對於傳統的農村社會，城市開始變成“陌生人”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提出早年的鄉村社會中的人與人可以面對面互動，可按照這一方式在社區重建“熟人”社會，也就是所謂“社區建設”。這也是其他國家在工業化進程遇到的問題。就世界范圍內而言，社區重建已經進行了上百年，有具有成效的一面，也有不那麼理想的地方。城市的生活壓力、生活節奏與傳統農業社會是有區別的，本來就陌生的人們又都為工作和生機奔波，見面的機會自然減少，社區建設中如何重建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合作、參與依然是當代社區建設的核心問題。這個核心問題進一步往深處說，居住在同一社區中的居民如何理解和治理社會環境、關注公共安全、公共事務等與之相關的公共利益，以及社區組織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發展。高質量的社區組織建設與高質量的社會溝通互為條件。

改革開放前后這段時間，手搖電話機、輪盤電話機開始進入人們的生活，大多隻有在機關單位和極少數家庭中用的上。與電報比較，電話畢竟是一種可以直接互動的工具。隨著改革開放和人們經濟社會生活的需要，一些郵政部門開始經營電話業務，少數人也到電報大樓打電話。這個時期的電話交流內容除了家庭、親人、朋友之間的信息、情感交流外，做生意的內容也大大增加。印度學者阿魯•薩丹拉徹寫道，“快速瀏覽經濟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絕大多數的經濟行為都是發生在個體之間，根植於社群並且與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讓商業交換順利進行需要的信任感，大部分來自復雜的社會關系。”[5]之后，經濟快速發展，催生了家庭電話的快速增長。

在城市，大量咖啡館的出現標志著社會交往方式的拓展，它是人們之間相互溝通和交流的新的形式，在商務活動和日常交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當代中國，咖啡是上班族的標配，咖啡館是辦公大樓中不同人群休閑和傳播信息的俱樂部。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一些大的商業區會遍布著咖啡館或者咖啡館加速食店。咖啡館不僅是一個空間，也是一種文化。這種產生於西方國家的面對面交流的形式，在中國強大的文化傳統中形成了新的形態，而不是簡單照搬其他國家的咖啡文化。例如，“有人說，中國雖然有很多咖啡館，卻沒有真正的咖啡館文化，即人們相約於咖啡館，並非只是為了談生意和談戀愛，而是因為生命體之間需要通過各種對話來接觸彼此、連接彼此，在安全而溫暖的對話中釋放彼此的靈魂。”[6]這句話對否我們且不加評論，但它確實指出了咖啡館另外的文化涵義。在歐洲，咖啡興起於17世紀，正值歐洲商業開始興旺之際，這種來自中東的飲料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商業活動中的社交媒介。中國的咖啡館有社會溝通、商業交流、休閑工作、速食快餐等諸多功能。

20世紀80年代以后，報紙、廣播尤其是電視漫漫進入中國的大眾生活。嚴格意義上講，最初的報紙、廣播電視不是一種溝通方式，而是一種傳播方式，因為它們是單向傳播，受眾不能也沒有辦法反饋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隻能被動地接受。當然，最近十幾年，廣播電視通過電話和互聯網開啟了與公眾的互動交流。電報是一種線下互動交流，電話是一種典型的在線互動，一開始，這種互動方式的成本極高。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座機開始步入大眾生活，但5000元裝機費仍讓人們望而止步。移動互聯出現后，尤其是“微信”和“微博”出現后，在線互動的成本才大大降低下來。這是互聯網出現以前的人們溝通和互動的主要方式。由於電話的雙向交流功能，使其慢慢取代了電報，到20世紀下半葉，電話開始在中國普及開來，之后的手機、移動網絡快速發展，一發不可收拾。通訊革命大大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網絡，把每個家庭連接在一起，把國際國內聯系在一起，即時、在線交流和溝通成為常態，人們再也不需要因為漫長的等待而焦慮。

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一個人才、物資和資金流動的過程，這就是全球化。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每年有大量的留學生奔赴發達國家學習和交流，遠居異國他鄉的海外學子與國內的親屬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最初留學生受制於經濟條件，與國內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書信“鴻雁傳情”，偶爾使用電話，限於國內家庭電話在20世紀90年代前不普及，跨國電話交流是受限制的，越洋電話打到鄰居家或居委會、收發室是常有的事兒。再到后來，國內在九十年代中期慢慢開始引進了互聯網，遠在海外的學子們開始通過互聯網與國內的單位、親朋好友聯系，也是受到家庭計算機不普及的影響，能夠用互聯網溝通的人或家庭也是少數。越洋電話大大改變了人們互動的空間，因為成本等因素，一開始不是每個人可以參與到這樣的交流中去的。在這樣的技術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模式和社會空間也還是有限的。

（三）信息時代的社會溝通

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互聯網技術應用改變了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交往形式，甚至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大大推動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又把全球社會化帶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對此，薩丹拉徹這樣寫道，“科技拓展了我們經濟行為的‘社群’范圍，超越了家族、朋友圈，擴大到了由數字技術按照需求劃分的亞群體，使我們能參與到社會學家朱麗葉•斯格爾（Juliet Schor）所謂的‘陌生人之間的分享’中。”[7]移動互聯的出現，人們擁有手持電話數量之多，以及低成本等因素，將整個地區的大部分人聯結成一個整體，在互聯網環境下，社會空間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模式出現了質的變化。

“你在哪裡呢？”這是移動時代的典型用語，電話號碼不再局限於一個位置，之后出現的微信、微博都與地點無關。手機闖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社會行為和文化生活：新聞即時性變為現實，娛樂出現了個性化和碎片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中國移動電話普及率已經達到每百人112.2部，全國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有40738萬戶，其中固定互聯網光纖寬帶接入用戶達到36833萬戶，移動寬帶用戶130565萬戶。“黨的十八大以來，郵電通信全面發展，‘寬帶中國’建設加快實施，2018年移動寬帶用戶達13.1億戶，已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動寬帶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方興未艾，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加快建設。”[8]由於移動互聯的普及，中國國內與國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交流已經不是問題，移動互聯把中國與世界連結成一個整體，技術和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社會全球化。

互聯網拓展了人們交流和溝通的范圍，也拓展了社會治理的手段。根據計算，在互聯網時代，個人的交往對象已經超出熟人的范圍，拓展到成千上萬的陌生人，如果加上間接溝通的，甚至可以拓展到以百萬計的群體規模。中國社會在最近一個時期的快速發展是與互聯網出現密不可分的，歷史發展証明，人們密切聯系的程度越高，社會進步越快，取得的成績也越明顯。互聯網把單個個人聯系起來了，這樣大大提升了創新的效率，提升了社會空間的范圍，產生了新的社區，即互聯網社區。這是20世紀人類社會空間的新發展和最新形式。這種社會空間，對個人來說是機遇，對於商人來說，是無限的商機。

網絡環境下教育領域的師生間溝通發生深刻變化。移動互聯改變了學習教育方式，沖擊著師生之間原有的社會關系模式。教師們抱怨學生上課看手機的人越來越多,是學生的原因還是老師的原因?老師們怪罪學生,其實,這裡有著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素。試想，手機已成為人們感知的延伸，沒有手機在某種情況下似乎失去一定的感知，久而久之，觸摸手機和不斷查看手機就成為人們的日常習慣，習以為常，這是學生們在上課查看手機的第一種解釋﹔第二種解釋，當代的大學生是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環境中長大的，在線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對於老師的授課他們可能邊聽邊查閱有關知識和信息，也是習慣使然。如果的教師能夠結合學生的特點，在教學模式上有所創新，通過講授和啟發，讓學生在線查閱，甚至互動，然后師生之間再在線下進行互動，教育的意義就變了，教育也就向現代化邁出了大大的一步。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深刻反思教育體制改革的內涵是什麼？人們經常說，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不適應就業崗位的要求，問題出在哪裡？舉個例子，從事知識產權研究和教學的機構確實不少，但適應知識產權崗位的學生卻不多，試想下，如果，從事知識產權教學的老師將網絡技術和網絡環境下的知識共同運用於教學，那會是什麼情景？技術改變了公共領域、公共空間和社會關系模式不是一句空話，關鍵是我們怎麼理解這個問題，關鍵也在於在實踐中如何去應對。用線下社會管理的方式進行線上社會管理會有一定意義，但效果是有限的。

在當代中國農村，農民使用移動互聯已經是常事，甚至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在擺地攤中都會使用微信收費。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99.7%的戶所在自然村通電話，95.7%的戶所在自然村已通寬帶。隨著技術進步和普及，人們擔心的數字鴻溝正在逐步消失。當然，年齡太大的人群依然存在數字鴻溝問題。

二 、在信息時代培育健康社會溝通方式

經過七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社會的溝通方式經歷了從傳統的面對面交流、電報電話交流到移動互聯，這種深刻的社會變革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對社會治理帶來的變革都將是深遠的，培育健康積極的溝通方式是新時期社會治理創新的一項重要任務，必須高度重視。

如前所述，社會溝通是通過一個個溝通主體實現的。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溝通的結果和效應，既決定於溝通工具，也取決於個體和群體所處的環境：個性、社會人口因素、經濟、體制性因素等。到目前為止，盡管移動互聯和視頻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面對面的交流依然是最基本的交流和溝通形式。一個健康的社會環境是良好溝通的基礎。因此，必須通過不斷完善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的工作來引領由於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溝通方式的變革，使線下社會溝通與線上社會溝通有機結合，互為促進。

（一）以和諧的家庭塑造個人健康心態

移動互聯改變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方式，但沒有改變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和社會細胞這一基本事實。和睦的家庭、親密的鄰裡關系,是家庭成員和社區成員溝通的基礎,也是個人心理健康的前提。童年的記憶會成為一生的記憶，深深刻在每個人的心裡，甚至體現在一生的行為中。人們經常看到的事實是，一般情況下，健康家庭與暴力家庭培育出來的孩子在性格、行為、發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家庭教育會影響個人的一生。家庭是社會核心價值傳承、培育、延續的初始環境，也是孩子社會化的起點。通過父母的言傳身教，子女會辨別是非，在社會中能夠有正確的社會行為選擇，面對復雜的社會變遷會表現出自己的定力。一個有著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進入社會后會對生活充滿友愛，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這些確實是健康社區和健康社會必不可少的要素。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家庭社會學會成為社會學學科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

健康的個人心態源自於家庭傳承和社會環境。馬克思說，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人們要在社會中生存、交往、交流，就必須遵循社會為維持自己既定秩序而建立的各項社會制度、社會規范、風俗習慣等。按照社會規范行事就是認同既定的社會環境，隻有認同既定社會環境才能被社會接納。在一個被社會充分接納的環境中，個體從容坦然，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擔心、內疚、自責。隻有內心陽光燦爛，才會不產生負面心理。社會有好壞之分，建設好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好社會首先要有一套良好、健康的社會規范，例如社會責任感是各個社會、民族中最普遍、最廣泛、滲透性最強的社會規范之一。良好、健康的社會規范是社會成員和諧相處的前提。高質量生活品質的前提是朝夕相處的人們都能夠承擔起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人們能夠坦誠自然地溝通、交流和相處。家庭核心價值是互聯網時代必須堅守的價值觀，因為它是個人夢想啟航和個人的社會價值形成的地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們身體的住處，更是人們心靈的歸宿。”[9]因此，“要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努力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成為人們夢想啟航的地方。”[10]

（二）在社區融合中培育健康社會生活

現代意義上的社區建設是社會融合中的不可或缺的環節。社區，又名共同體，說的是人們相互依存的生活和工作的社會環境，是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無論從滕尼斯的論述，還是對各國更早的文獻分析，以及對各個國家歷史事實的研究都可以發現，在一定人文區位上相互依存與幫助而結為生活共同體是人類自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作為生命個體的人與他人之間有著彼此的社會需要：他們需要溝通、認同、交流、互助、互惠、交易，從而得以生存，提升生活質量和擁有健全的精神生活。社區建設，究其根本意義，是把單個生活的個體通過社區互動和溝通聯系在一起，參與共同體事務，建立公共利益，實現公共目標，維護生活共同體的存在與發展。

社區居民生活，是非常瑣碎復雜的，鄉規民約隻有具體、細致、入微才能形成效力，發揮作用。個體能否得到全體社區成員的認同和稱贊，是一個人得以立身的前提。得到認同的關鍵在於，作為個體的人是否遵循共同體的約定俗成、行為准則。在社區生活中，個人的品行十分重要，個人品行在社區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就是個人如何處理與鄰裡之間的關系，如何待人處事。通情達理、設身處地、承擔責任、平和友好、樂於助人、與人為善，無疑是最基本的社區生活規則。可以想象，如果一個社區有著這樣的氛圍，在其中長大成人的孩子會是什麼樣子的？在這個意義上，社區建設不僅僅建設基層人民的社會生活，也是建設社會的共同未來和共同價值。社會共同價值和共同未來的培養不僅靠媒體的輿論宣傳，更要靠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孕育。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共同未來就孕育在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之中。因而，社區要靠建設，也要靠治理，根本上要靠建設。健康、向上、向善、平和、友好等要素組成的基層人民社會生活是社區治理的基礎。社區治理應當把精力放在這裡才會更加行之有效。

20世紀以來，社區價值的培育一直是社會學家和社會工作們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但是，社區也是人們最感到困惑的東西。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早年與自己老師和同學一道把西方學者使用“Community”來表述人類生活共同體的概念翻譯為“社區”，最初他們是把“社區”作為一個研究單位使用的，即一個具有相互依存的、各個部分的制度搭配在一起的人文區位上的社會組織，“江村”就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社區。這種研究單位后來成為社會政策實施中一個工具，那就是社區建設。在其晚年，費孝通以社會人類學家的眼光看到，“社區中的住戶，彼此都很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大家有一種責任感，要一起去解決。這種意識，在上海人的生活中，特別是在鄰裡關系中，是早就有的。”[11]無論是作為早期的人類學研究單位，還是現代意義上的基層建設單位，“社區”都包含了一系列社會價值、社會規范，它是健康社會生活的基礎。

（三）在提升民族國家凝聚力中建設共同體

國家的凝聚力是社會溝通過程中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基石。凝聚力是把國家和民族建設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心理基礎，這種心理基礎的核心是文化。一種象征性的文化可能會把不同的族群聯系起來，大家相互認同。歷史上，18世紀的英國人進入印度，把這個南亞次大陸的諸多文明區域，以地圖的方式表征出來，使南亞次大陸的人們感到了他們是一個象征意義的整體，形成了統一的認同。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莫臥爾帝國的阿克巴奉行的多元文化共同融合也構成了印度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歷史基礎。印度成為一群由文明小國組成的文明古國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全球化環境下，人類社會要繼續存在和發展，就必須尋求共同的目標、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時代要求對未來做出正確的價值選擇。基於對歷史的追溯、學科的訓練、現實的研究和全球問題的思考，費孝通在其晚年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著名表述，就是講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的溝通、融合、欣賞問題的價值取向。民族之間的社會溝通基於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價值判斷，不同民族之間的價值和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或者說具有不同的文化習慣，如果一個民族用自己的價值和思維方式去理解和解釋另外一個民族的行為，可能會產生誤解。解釋當代民族之間的行為，必須了解它們的動機、習慣和價值觀，特別是根植於人們內心的核心價值更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互聯網和全球化把人類社會的溝通帶向一個新時代，空前復雜。

結語

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目前依然處於鄉土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等幾種不同社會形態的疊加階段，這個疊加階段既表現在空間上，又表現在時間上，還表現在人們外部行為和內在心態上。在沒有完全脫離傳統社會影響的環境下，移動互聯網成為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溝通形式。面對這樣復雜的局面，探索網絡環境下社會治理的意義尤為重大，部分人在網絡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現代性與內心中的傳統價值造成了新時期網絡社會中的文化行為偏差。網絡社會蘊含機遇，也隱藏著風險。互聯網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可以利用互聯網來滿足生活需求，提高便利性，創造新的社會環境﹔但是也有很多人利用互聯網傳播虛假信息、進行網絡詐騙等，帶來社會混亂，造成諸多社會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和群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我們將其視為未來社會治理的新趨勢新特點新問題。網絡社會治理已經不再是遙遠的事情，對此，要有足夠的心理准備。盡管人與人之間需要面對面的交流，但不可否認，網絡交流的便利，提高了熟人之間密切交流的重要性。[12]隨著人們感知習慣的適應和改變，網絡交流就是一種現實世界的交流方式，發展互聯網文化，倡導健康社會交往方式和溝通方式是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需要積極探索、不斷創新。

領導干部要把社會溝通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和聯系群眾的重要方法，也是作為堅持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修養。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適應新形勢下的網絡環境，學會在線下線上都能做好調查研究，在線下敢於與群眾面對面，在線上勇於與網民討論，線下和線上結合來解決好群眾關心的問題。更要積極通過網絡環境下的大數據分析來了解民情民意，順應民情民意，推動社會朝著健康、和諧、積極的方向前進，努力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

 [作者簡介]丁元竹，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