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學視野下的《資本論》思想世界

時間推序到21世紀的今天，以馬克思主義為符碼的思想研究與社會運動，推進到了新的高潮。《資本論》作為馬克思一生的“思想高峰”，是研究與詮釋馬克思思想繞不開的重要環節。探究過去一定階段內迅速升溫又旋即冷卻的“《資本論》熱”乃至“馬克思熱”，它們所折射出來的不僅是一種典型的本末倒置，即隻注重形式而忽視作為本質的思想﹔而且是那個長期以來的苦惱疑問，即如何才能全面理解與客觀把握馬克思的思想世界，進而彰顯其時代價值。

一、走進《資本論》思想世界的方式

對馬克思的思想作正本清源式的梳理是解決它的當代性問題的前提與關鍵。相應地，細致且深入地研讀作為馬克思思想之載體的文本，成為這一研究路徑的基點。對於馬克思這樣的大思想家而言，其理論觀點和思想體系的豐富性與深邃性，絕非體現為一些表述清晰的論斷及其邏輯關系，而是深藏於這些論斷的探索、辨析、論証與檢驗等過程中。要言之，開放性和發展性是馬克思思想的內在特質。僅僅對馬克思思想中的若干既定結論作簡單的“排列組合”，其結果隻能是一個僵死的、空洞的、封閉的系統，與馬克思所說的“哲學的世界化”與“世界的哲學化”[1]背道而馳。隻有深入馬克思文本內部進行的條分縷析和細致解讀，方可堪稱對馬克思思想的內部反思。否則，所謂方法論雲雲終將淪為外在的表面形式。1960年代，勃興於德國理論界和思想界的“新馬克思閱讀”運動即為一個很好的佐証。無獨有偶，21世紀初中國學界關於“回到馬克思”與“馬克思的當代性”之爭，也充分說明了上述結論的合理性。

毋庸贅言，文本解讀或經典閱讀在人類文明歷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文本解讀的方法卻千奇百種。不可否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能力與閱讀層次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受所處時代總體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的迫切需要，人們往往自然而然地將文本解讀視為最直接有效的途徑，進而絞盡腦汁去覓得文本的思想細節與其“身后”的現實問題之間的耦合性。一些人甚至為此不惜忽略特定的時代背景即語境，直接將文本中的某些特定表述抽出來加以簡單的邏輯化處理，作為一勞永逸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這樣做的后果，輕則使表征著人類文明進步的經典閱讀失去意義，重則使人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淖，給改造現實世界的社會運動帶來災難性的損害。對此，通過文本走進馬克思的思想世界則應當首先竭力避免。事實上，早在《資本論》於俄國受到熱捧，並在關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論戰中發揮重要作用之時，馬克思本人便已覺察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因而堅決反對將《資本論》變成理解人類全部歷史和解決特定民族發展道路的“萬能鑰匙”，指出這樣做會令他榮辱參半。他認為，隻有對不同社會環境中的歷史現象分別加以深入的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2]。

究其實，針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加以說明從而避免它們，只是對《資本論》思想世界的一種“被動”理解，尚且屬於應用研究的范圍，與基礎研究相去甚遠。何況我們根本無法預料、也不可能窮盡一切隨時出現的問題。更為復雜的是，馬克思圍繞《資本論》而完成的手稿，可謂卷帙浩繁、汗牛充棟。從當前國際上較為權威的MEGA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中業已出齊的“《資本論》及其准備著作”部分來看，馬克思從未真正地完成《資本論》。准確地說，它是由大量“筆記”、“初稿”、“整理與修改稿”和“書信”組成的龐大“手稿群”。在馬克思看來，作為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3]。與之相適應，《資本論》的敘述結構也處於不斷的變遷之中。從“兩卷計劃”到“五篇結構”再到“六冊計劃”直到“三卷四冊結構”，馬克思就《資本論》的敘述結構屢易其稿的過程看似簡單，實則浸透著他長達幾十年的心血。

《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繁雜性和未完成性似乎表明，以還原寫作的原始情境、文獻狀況及主要細節為內容的文獻學研究，可以作為走進其深邃且豐富的思想世界的最佳方式。但是，隻完成版本考証和文本解讀，對於《資本論》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大部分散見於其中的“主線”即思想及其邏輯，並沒有得到系統的梳理進而完整且清晰地呈現出來。偏執於《資本論》不同版本的枝節甄別與內容的表述變化，從而忽視對思想的總體觀照與把握，是典型的舍本逐末，與過去忽略具體語境的斷章取義的做法如出一轍。例如，從馬克思生前發行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三個主要版本（德文一版和二版、法文版）來看，它在某種程度可謂一部大眾化的讀物，其理論表達中最為艱深晦澀的部分不外乎關於價值特別是商品的分析。為了使讀者更好地領會其中的思想，馬克思借用人們所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和經典作品中的人物與事例，使用包括《工廠視察員報告》和《每日電訊》等材料中的具體數據，甚至調整篇章結構[4]和分輯分冊出版，等等。上述情形說明，我們必須要在對比《資本論》第一卷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理解字面意思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出背后的思想實質。隻關注《資本論》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將版本考証和文本解讀的成果當作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以至樂此不疲，顯然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由此可見，版本考証和文本解讀的成果必須運用於思想闡釋中才具有合理的價值。大多數的經典著述研究皆應如此。例如，朱熹將通曉文義、還原語境、深求玩味、知聖人之意，作為讀《論語》《孟子》法中的有機統一的遞進環節。同樣，隻有實現版本考証、文本解讀和思想闡釋相統一的文本學研究，才是“解鎖”《資本論》復雜思想世界的正確“代碼”。“要在扎實的文本、文獻解讀的基礎之上將其寬廣的思想視野、深邃的歷史意識和深刻的哲學蘊涵全面地展示、提煉出來。”[5]

二、普羅米修斯精神的彰顯

《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繁雜性與未完成性，也意味著闡釋隱藏於此的思想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初版行將付梓之際，馬克思曾寫信建議恩格斯閱讀巴爾扎克的小說《玄妙的杰作》，指出這其中“充滿了值得玩味的諷刺”[6]。概括地說，這篇盡人皆曉的小說講述了這樣的故事：繪畫大師弗蘭霍費花費十年時間來創作一幅完美作品，卻因反復修改而隻剩下亂糟糟的色彩，並最終導致他在別人的誤解與失望中悲憤自殺。由此不難發現，馬克思彼時提及巴爾扎克的這本小說，一方面意在表明他創作《資本論》時的感同身受：不停地對不滿意之處進行潤色，卻又在覺得大功告成之時發現新的問題，不得不推翻既有結論以重新論証[7]﹔另一方面流露出對人們無法領會並接受其深邃思想的擔憂，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為真實的揭露被“証明”為無法理解的事物。

顯然，文本學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資本論》的思想世界不為人所知的難題。依循這一研究的路徑與基本方法，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的意旨確証為人的自由個性的實現即全面發展。從其具體內容來看，《資本論》考察的是資本生產過程、資本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探討的是物質、利益、財富和所有制等問題。而貫穿於其中的主線之一是“現實的個人”，是實踐的人與人的實踐，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尤其是工人階級的處境及其命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著處於明顯對立狀態下的兩極：一極為資本的增殖和社會財富的集聚，另一極卻是工人階級悲慘境地的擴大，即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累積。易言之，馬克思通過剖析資本及資本邏輯，揭露出維多利亞時代新興資本家世界的實質，論証了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力求以改變現實世界的方式來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是任何時代的哲學家的思想境界及其高度的重要表征。普羅米修斯精神則時常被人們看作是人類實現自我主宰的希望所在。受西方古典文化的影響，馬克思有著濃厚的普羅米修斯情懷。他早在思想起源時期便高度贊揚了普羅米修斯式的奉獻精神，充分肯定了后者給人所帶來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我可以像神一樣漫步徜徉，勝利行進在那片廢墟之上，我的每句話都是火焰和行動，我就像造物主那樣襟懷坦蕩。”[8]猶如普羅米修斯不畏宙斯的暴戾，從天庭盜取火種以照亮人間，馬克思畢其一生探求真理，投身於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事業中﹔他傾注心血研究資本，卻時常身無分文，甚至有過典當外衣而不能出門的窘迫時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把工人階級比作普羅米修斯，用后者被鎖縛時所承受的各種痛苦與折磨，來形容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悲慘遭遇。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中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切方法，都是靠工人的犧牲來實現的。與此同時，發展生產的全部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於資本家掌握著全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工人隻得依靠不斷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僅夠勉強維持他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他們被牢牢地“楔”在資本上，甚至“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9]。正像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不斷被鷹啄食又不斷長出一樣，工人在勞動一天筋疲力盡后，用工資來購買生活資料以恢復勞動力，好在第二天繼續工作，再次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除了揭示工人階級遭受的悲慘處境之外，馬克思將他們喻為普羅米修斯另有深意。眾所周知，普羅米修斯實乃曾經長期統治所有宇宙世界的泰坦神族之后裔，后者最終被宙斯為首的奧林波斯神族所推翻並取代。此后，泰坦神族的后裔普遍過著受限制的和被壓迫的生活。比如，普羅米修斯的兄弟阿特拉斯生來力大無窮，卻在被宙斯降罪擎天時甘願受罰不反抗，最終因難以忍受痛苦而懇求柏修斯將美杜莎的頭對准自己並石化為山脈為止。馬克思認為上述事例充分印証了泰坦神族后裔的普遍愚昧無知。他們非但沒能意識到自身擁有的能夠與統治者相抗衡的力量，反而始終迷信統治者比自己強大得多。相反，作為先覺者的普羅米修斯不僅敢於反抗並力圖打破囚徒般的生活，而且促使同樣受壓迫的人類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使他們發自內心地喊出“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並列”[10]的口號。

馬克思指出，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階級本應成為這個現代世界的主人，絕非愚昧到對此一無所知的程度。然而，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工人們普遍信服資本的創生力量，迷信於神聖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三位一體公式，即資本創造利潤、土地產生地租和勞動取得工資。他們幻想著可以像資本家那樣，有朝一日能夠將工資積累下來成為財富進而轉化為資本，以便不勞動而獲取利潤。這種想法在馬克思眼中無異於痴人說夢。通過對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分析，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手段都會使工人淪為畸形發展的“局部的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甚至連“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扎格納特車輪下”[11]。工人理應像普羅米修斯這位“哲學歷書上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那樣，決不對“甘受役使，來改變自己悲慘的命運”抱有幻想，而是“寧可被縛在崖石上，也不為宙斯效忠”[12]。隻有聯合起來進行反抗，他們才有可能徹底改變自己被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的命運。這也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最后部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收入及其源泉，將立論點落在三位一體公式、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以及社會階級等的原因所在。

三、駕馭資本難題的破解

對資本主義社會作總體的觀照與把握，從而找出駕馭資本這個現代性難題的鎖鑰，也是《資本論》的主旨之一。在這部浸透著他長達40年思考的皇皇巨著中，馬克思對其心目中的社會圖景、歷史圖景、理論圖景和思想圖景，作了系統且豐富的描述。資本主義社會自身作為復雜有機體的屬性，決定了詮釋它的極大難度。早在馬克思的思想起源期，大量的人文經典著述就是其必讀之物。它們在塑造他以極高的人文素養和人文情懷的同時，也為他后來的思想創造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為了更加形象且深入地刻畫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信手拈來諸多神話故事，旁征博引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文學巨匠的作品，運用隱喻的手法來詮釋相關論點。

那麼，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呢？借用伏爾泰小說《老實人》中的格言，馬克思描述了資本家眼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13]可是，將這句格言視為人生信條的小說主人公老實人甘迪德，其一生的經歷都諷刺性地否定了這個說法。可見，馬克思在此轉述這句話意在說明，在這個“十全十美”的世界背后隱藏著絲毫不美好的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即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價值的最大限度榨取。

不僅如此，工人甚至沒有對資本主義制度表現出任何的懷疑，即便他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最為悲慘的地步。在他們的意識裡，按勞取酬符合自古羅馬法以來的基本契約原則，即“我給，為了你給﹔我給，為了你做﹔我做，為了你給﹔我做，為了你做”[14]，因而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上述原則卻折射出一種扭曲的反映關系：作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必然轉化形式的工資，卻成為勞動本身的價值或價格。馬克思分析指出，從法的觀念出發，這種扭曲性根本無法為人所覺察。人們往往認為，資本和勞動的交換（我給，為了你做）同普通商品之間的交換（我給，為了你給）一樣，都是一方付出貨幣和另一方付出商品﹔買賣雙方在法律上具有平等性，他們能感覺到的只是買賣的商品不同而已。實際上，在勞動力淪為商品的情況下，資本家已經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決計不是后者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貨幣佔有者即資本家的“幼虫”一旦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工人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的費用遠遠小於一個工作日，而他卻能發揮作用即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要大得多。這就是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剩余價值的來源。

按照馬克思的理解，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資本家本身和轉變他們的意識或觀念。資本家只是資本的人格化。這樣，上述問題的解決延伸為如何駕馭資本的問題。當然，馬克思在詮釋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絕非徹底否定它，還是詳細論証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他將資本主義社會擬人化為魔法師，指出它仿佛使用法術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創造出極其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使人類獲得了難以想象的空前物質享受。但是，上述現實基礎和物質條件的創造者終究不是魔法師本人，而是他用法術召喚出來的魔鬼即資本。不同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將資本看作是能夠自然產生利潤和利息的貨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本性作了深入的剖析，進而為真正地駕馭它打下基礎。

就像魔鬼從不屑於較為“低級”的殘忍和殺戮一樣，資本對勞動的榨取也不會直接表現得赤裸裸和血淋淋，從而將其本性隱藏起來。表面看來，魔鬼在遵守契約和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與人做著“公平”的交易，為他們提供了想要的東西特別是物質享受。事實上，這裡根本沒有公平可言，與魔鬼做交易無異於與虎謀皮。當歌德小說中的浮士德用自己的靈魂從魔鬼那裡換來各種物質世界的享樂時，其最終墜入地獄﹔當巴爾扎克小說中的梅莫特從魔鬼那裡獲得一切權力和財富后，卻開始發現自己並不快樂，直至意識到人生的空虛與無意義。對於深諳古典文學、喜愛歌德和巴爾扎克[15]的馬克思來說，他在《資本論》中提及這些並將資本擬人化為魔鬼的寓意正在於此。同樣，與“魔鬼”做交易的“魔法師”也難逃脫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它們的命運。驅使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運轉的正是資本邏輯。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資本的本性及其邏輯展現得淋漓盡致。他指出，資本隻有自我增殖這一本能的需要和欲求，用它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來“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以維持旺盛的“生命力”。盡管資本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比農奴制、奴隸制和封建制等，更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和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16]，但這僅僅作為它的比較優勢，同未來的理想社會形式即共產主義相比卻又弗如遠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嗜血”行徑訴諸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后者即為轉變成“吸血鬼”的“魔鬼”的人格化表現。更為嚴重的是，工人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剝削的存在，對剝削的比率亦無從所知。在按勞取酬以維持生存變得天經地義且迫在眉睫的情形下，其工作日中維持生存必需的部分和資本家無償佔有的部分各佔幾何，對於工人已經是無關緊要的了。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外衣”剝落下來，所呈現給世人的就是同封建制度作為一丘之貉的形象：“要求人民群眾處於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17]。

鑒於資本主義社會因受資本邏輯的支配而無從駕馭它，馬克思認為隻有徹底銷毀同魔鬼簽訂的不公平契約，也就是用社會革命的手段來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徹底地消解駕馭資本的難題。任何試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解決問題的辦法，終將淪為一種虔誠和愚蠢的願望。這一觀點時至今日仍然彰顯出深刻性。當代西方理論家的各種較為保守或溫和的做法，如用社會福利政策來校正資本邏輯的負面效應，其實均沒有脫離同魔鬼訂立契約的迷途。

四、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與路徑

任何關於未來理想社會形式的探索，都可以作為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嘗試。后者同樣一以貫之於《資本論》的思想世界。馬克思晚年沒有進行《資本論》第二、三卷的整理、修訂和出版工作，並不意味著他最終放棄了這一著述的寫作。相反，他爾后所從事的思想創作，不論求解資本主義的“史前史”，還是探討俄國社會的未來走向，都昭示出他對於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孜孜以求。一方面，馬克思通過經濟、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具體分析，解釋出現各種不同於英國式典型資本主義道路的文明形態的原因，為探索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他轉變了以西方社會為中心的視角，探求在東方社會實現人類文明形態的可能性。基於對俄國農村公社及其所處歷史環境的詳細研究，馬克思既論証出將村社土地公有制提升到共產主義所有制水平的可能性，也指明了實現這種“跨越”式發展的各種具體條件，諸如吸收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以夯實物質基礎，訴諸必要措施助推村社復興，依托自身內部的改革和革命，以及借助整個歐洲革命的“東風”。

當然，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不應止於科學的設想，更要訴諸改變既有世界的實踐活動。這一現實運動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對推動它的根本力量或主體（工人階級）及其境遇進行深刻剖析。在馬克思看來，工作日的最大化延長和剩余勞動的最大限度榨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階級的普遍狀況。相應之下，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成為減少和消滅剝削的最直接手段。馬克思更是對英國工人訴諸法律形式成功取得十小時工作日的斗爭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將此視為歐洲1848年革命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因為它標志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前公開投降了”[18]。

馬克思將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稱作“實際的成功”和“原則的勝利”，並不意味著他認同法律手段作為工人階級改變自身命運的根本途徑。相反，他極為深刻地意識到，法的觀念與原則在現實面前長期“失語”，資本在剝削上根本不受法律的限制。大多數生產部門仍在肆無忌憚地壓榨勞動力：許多不滿13周歲的孩童的勞動遠超6小時的法定日工作時間，甚至從凌晨干到半夜﹔工人每日的法定休息時間也被資本家零敲碎打偷走﹔等等。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制度歸根結底要全部服務於資產階級，是資本家披著“合法”外衣剝削工人的工具。不論鐵路工人因連日不分晝夜工作而無法集中精力並釀成慘禍，還是服裝廠女工和鐵匠被活活累死，最終為此接受法律審判的不是資本家而是這些“不幸”的工人自身。那些最“可尊敬的不列顛陪審員”隻會假惺惺表達出讓資本家適度榨取勞動力的“良好”願望[19]。由此可見，工人必須放棄讓法律來約束資本的幻想，他們隻有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投入實際的反抗斗爭中，才能發揮其人數上的優勢因素，真正成為擁有自身權利並實現自我主宰的人。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工人階級爭取正常工作日斗爭的意義，不僅意在號召他們團結一致進行實際的革命斗爭，更在於揭示他們藉此獲得的自由時間的重要性：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自由王國”的建立要以工作日的縮短為根本條件。這裡的“自由時間”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可以用物理尺度來衡量的自然時間，而是用社會尺度和資本尺度來界定的人的發展空間，也就是人的積極存在。它構成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時間的產生是一個帶有辯証法色彩的過程。這個過程有賴於非自由時間的產生，要靠工人超過維持自身生存所需的勞動時間而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產生。換句話說，與一方的自由時間相對應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時間。具體而言，在生產力保持一定發展水平的前提下，剩余價值總是表現為剩余產品，因為耗費較多勞動時間創造的產品總是多於耗費較少勞動時間創造的產品。這種剩余產品構成除工人階級以外的一切階級存在的物質基礎，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筑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剩余產品將時間“游離”出來，給不勞動的資產階級提供了發展其自身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時間。

一個階級的發展空間完全取決於另一個階級的發展空間被全部投入到使用價值的生產上。馬克思闡述的資本家與工人的上述關系，與黑格爾的“主奴辯証法”具有一定相似性。對於作為“主人”的資本家來說，他不是親自勞動以完成對事物的改造，而是依賴於一個特殊的存在即工人，從而使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對於作為“奴隸”的工人來說，他沒有意識到同資本家的真正關系，隻顧維持生計而絕對服從資本家的統治。借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表述，工人揚棄了自身的自為存在或獨立性，但完成了資本家自己想完成的事。

面對“主人”（資本家）與“奴隸”（工人）之間可能出現的結局，即雙方同歸於盡、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委曲求全向另一方投降，黑格爾認為隻有最后一個才具有合理性，因為雙方都在獲得承認的前提下實現“共贏”。上述觀點勢必遭受馬克思的強烈批判，其原因在於它無異於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合理性。一部分人的能力發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發展為基礎，在現實中絕非表現為肯定性而是對抗性。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之前的一切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正是構筑於這種對抗性之上。正如馬克思所說：“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並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20]

在通往“自由王國”這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道路上，也離不開物質生產活動這個“必然王國”。馬克思既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對抗性，也看到了它具有的相對文明的一面。同奴隸制和農奴制相比，資本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都有利於物質生產和社會關系的發展，從而為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形成創造條件。“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21]

綜上所述，文本學研究所呈現的《資本論》思想世界，是一個開放的、發展的動態過程，而不是封閉的、停滯的靜態體系。這種未完成性和開放性，特別是思想成型過程中留待解決的疑惑和困境，使得馬克思能夠與19世紀以后的時代“接觸”，從而超越那些仍屬於且隻處於19世紀的思想家而歷久彌新。馬克思提及《玄妙的杰作》的深意就在於此。這篇小說中“值得玩味的諷刺”更多地表現為，在17世紀無法為人們理解的弗蘭霍費的作品可以作為19世紀抽象繪畫的完美代表。人們在特定時代中隻看到混沌和散亂的地方，或許在不遠的時代中將呈現出清晰和統一。《資本論》既不是陳列於博物館的擺設，也沒有掩埋於柏林牆的碎瓦頹垣中，而是正在顯示出它的真正意義，並且持續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力。

[作者簡介] 楊洪源（1989-），男，河北黃驊人，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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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聶錦芳.重新研究《資本論》：基本原則與基礎文獻[J].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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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