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光明論壇·溫故】

　　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原系朱熹在詮釋《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時所講。這一名句論述了“民”“社稷”與“君”三種政治主體的輕重次序，孟子對此的裁斷斬釘截鐵、力透紙背。孟子所言的“君”，包括周天子與封建諸國的邦君，他們雖然威勢赫赫，但仍須以“天地”“社稷”為祭祀與忌憚的對象，除祭祀“天地”乃天子之禁臠外，天子、邦君皆須祭祀“社稷”，即土神與谷神。封邦建國，除了建立代表“時間—血統”向度的宗廟，還須建立代表“空間—事業”向度的社稷。而社稷逐漸與宗廟一起，成為一國政權的代名詞，成為天子與邦君誓死守衛的對象，此即《禮記·曲禮下》所言的“國君死社稷”。然則“社稷”又因何而設？無非是因為這兩位神祇分別庇佑百姓的“有所居”和“有所食”，民生悠悠萬事，莫不以安居足食為前提。因此，朱熹在這句詮釋之后說，“而君之尊又系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君”與人格化的神祇“社稷”均應恪盡職守，不得尸位素餐。若是“諸侯”衛護不了“社稷”，則應“變置諸侯”﹔若是“社稷”庇佑不了人民，則應“變置社稷”。雖然孟子在此處沒有明言天子“危社稷”該當如何，但我們完全可以推出，對此種“殘賊”人民之君，大可以“逐之”乃至“誅之”。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道盡了民本思想這一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按照金耀基先生《中國民本思想史》的概括，儒家民本思想有下列基本要義：（1）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特別是民有、民享﹔（2）天之立君既然為民，則君主居位必須得到人民同意，“革命”與民本實為一體兩面﹔（3）“保民”“養民”“化民”乃人君最大職分﹔（4）民本作為“義利之辨”的判准﹔（5）民本作為“王霸之爭”的判准﹔（6）民本作為“君臣之義”的判准。梁啟超先生曾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將“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與“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並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亦曾將“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標舉為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重要啟示。從《尚書》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到《晏子春秋》的“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從賈誼《新書》的“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為本也”，到劉勰《新論》的“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從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天下為主，君為客”，到譚嗣同《仁學》的“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中國之民本思想，實澈上澈下，流貫中國五千年之政治”。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深刻說明了中華政治文明對於執政合法性的終極判准。在朱熹做出這句詮釋所據的《孟子》原句之后，孟子緊接著討論了三種政治主體的賦權依據——“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諸侯之心者可為大夫，得天子之心者可為諸侯，唯有得民心者方可為天子（王）。何謂“王”？傳統上多認為首見於甲骨文的“王”字乃是指事字，取自象征暴力的斧鉞之形。這固然無可厚非，但包括孟子在內的儒者，卻採取了“得天下民心”這樣一種深具人文道德色彩的詮解方式。除上述文字外，《荀子·正論》指出：“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許慎《說文解字》釋“王”字曰：“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滅國上》則講：“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當然，這種道德理想主義的民本思想固然有其力量，但在歷史上卻往往成為獨夫民賊挾持民意的政治修辭。於是乎，在“君臣之間”和“名實之間”，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天地之間”。前者乃是黃宗羲所抨擊的“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后者則是朱熹本人所憤疾的“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民為本不能只是種冠冕堂皇的說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群眾對我們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不僅要看我們是怎麼說的，更要看我們是怎麼做的。”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將民本從理想變為現實的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98年來，人民立場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我們黨之所以能取得“補天柱地”“開天辟地”的偉大成就，能成為“頂天立地”“經天緯地”的時代先鋒，端賴於其時刻銘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黨的根本宗旨，秉持“人民立場”這一根本政治立場，得民心而得天下，順民心而治天下。

　　 （作者：孔新峰，系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濟寧干部政德教育學院專家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