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安思危於治憂亂

　　【光明論壇·溫故】

　　“‘於安思危，於治憂亂。’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戰勝風險挑戰中壯大，始終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風險意識。”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一段講話，深刻闡明了防范政治風險是黨的政治建設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於安思危，於治憂亂”，前半句較早出自諸如《逸周書·程典》“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戰國策·楚策四》“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呂氏春秋·慎大》“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東漢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等文，完整的用典源於清代魏源《默觚·學篇七》：“不亂離，不知太平之難﹔不疾痛，不知無病之福﹔故君子於安思危，於治憂亂”，強調處在平安的環境裡應思慮到危難和風險，在穩定的時候要考慮到可能發生的動亂﹔應防患於未然，把困難、壞事估計得充分一些，隨時有應付意外風險的思想准備。

　　為何自古及今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復強調這一點？其實，它反映了對人類社會運行的規律性認知。在社會的安與危、治與亂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從空間分布狀況看，往往是安中有危、治中有亂﹔從時間發展歷程說，安可轉危、治可轉亂﹔反之亦然。而人的視野卻在很多情況下，受到主客觀條件限制，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隻見一時，難料長遠。《道德經》通過“反者道之動”的哲理告誡我們：既有矛盾雙方“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的相互依存，亦有“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相互轉化，在表層平靜的水面底下常有激流之涌動，禍福相依又不時轉化為各自的對立面。《孫子兵法》還指出，“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意謂在一定條件下“亂”可以由“治”產生，“怯”可以由“勇”產生，“弱”可以由“強”產生。

　　孔子著《春秋》論十二世之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而“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故此“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中國歷代史書都充滿了這種憂患意識。為什麼歷史上統治者都希望長治久安卻擺脫不了“周期律”，不斷陷入“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宿命，在內憂外患中喪失政權呢？一個個統治集團在草莽創建之初，流血犧牲，萬死不辭，“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但“打得了天下”並不等於“坐穩了江山”。不少盛極一時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能夠鑒於前朝覆滅的教訓，注意勵精圖治，注重反貪反腐，以爭取民心、鞏固江山，而到了中期特別是后期，往往奢靡腐敗之風滋長蔓延，直至病入膏肓。因此，“外患”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外部原因，而“內憂”則易被人忽視，卻為導致失敗的真正決定性因素。

　　轉換的“契機”在哪裡？困苦“大如山”之際，反而能激發徹底的大無畏意志，使一個人、一個政黨峰回路轉，起死回生，度過極其艱難的歲月，向上、向前發展，固屬可貴﹔難的是，有些憂患的發生恰恰不是在最艱難和最艱苦的時期。漢武帝稱雄后由盛轉衰，“開元盛世”唐明皇、清乾隆的后期也開始走下坡路。蘇聯共產黨20萬黨員時打敗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政權﹔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保衛了政權﹔2000萬黨員時卻自己打敗了自己，失去了政權。這些中外歷史上比比皆是的例子說明了什麼？在大家普遍以為“強大、穩定、安全”的時候，在贊美聲四起、掌聲和鮮花包圍之際，還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憂患的意識？明代《錢公良測語》一書中說“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淮南子·說山訓》給出的解決方法是“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易傳》如何解決因處於剛強位置而帶來的加速轉化問題？其一，它提供一種制約性的思維方法，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以此來避免片面的行為﹔其二，不斷對自身進行修正，革故鼎新，盡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新之謂盛德”，日日增新不斷更善叫作盛德美行。

　　“其亡也忽也”，一個“忽”字點明了一切。這裡的“忽”，意為突如其來，強調的是客觀情勢﹔同時暗含著結果的出人意料，與人的主觀失察緊密相關。歷史上王朝盛極而衰的悲劇、歷代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陷入“革別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難”的境地。以史為鑒，我們作為世界第一大政黨，很容易在執政業績光環的照耀下，出現忽略自身不足的現象。任務越繁重，風險考驗越大，越要發揚自我革命的精神。這才是決定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