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得越深，越覺來之不易

和西方學者爭論他們的學問，與國人討論中國的學術

1977年，在農村生產隊、水庫工地和縣城工作了3年多，卻“喜歡看書和寫點東西”的馮俊參加了高考，成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一腳邁入哲學的王國。

碩士研究生階段，馮俊的導師是哲學史專家陳修齋和楊祖陶。陳先生鼓勵學生，要在專業上敢於同西方一流學者抗衡，“不是在國人面前大談希臘、羅馬和蘇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講《周易》、談老庄﹔而是和西方學者爭論他們的學問，與國人討論中國的學術”。

博士研究生階段，馮俊又先后成為龐景仁、王玖興和苗力田三位名師的弟子。曾主持翻譯10卷本《亞裡士多德全集》的苗先生告誡弟子，哲學是對智慧的無盡追求，很可能最終沒有結果。但在追求的過程中，可以鍛煉人的思維能力，可以讓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積疊的高峰上觀景、瞭望。

解放周末：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您為何選擇哲學這一看似“冷門”的專業？

馮俊：當時的實際情況跟現在想象的並不一樣。那個時候，文科學科沒有這麼豐富，法律、應用經濟學之類的專業很少，文史哲反倒是“顯學”。我從小就對理論有興趣，覺得文學、歷史都挺好，但哲學更引人思考、更講求思辨，鑽研下去更有“挖頭”。

我是1978年初進入大學校園的。伴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大討論，各種西方哲學思潮競相涌入，大學裡掀起了“薩特熱”“尼採熱”等潮流。

當然，追流行和做學問是兩回事。哲學不好學，西方哲學更不好學。西方哲學的很多經典原著，如康德、黑格爾的書，常人看來像天書一樣難懂。沒有對哲學強烈的興趣、沒有一種意志和毅力，是很難讀下去的。所以，選擇西方哲學，就是選擇了學術之路，選擇了吃苦。

比方說，苗力田先生就要求我們掌握三門“活語言”、兩門“死語言”。兩門死語言是希臘語、拉丁語，三門活語言是英語、法語、德語。他說，把這五門語言學好了，把哲學家的原著讀好了，才可以寫文章。苗先生的這個要求要達到很難。嚴格來說，我們這代人有“先天不足”，小時候就沒怎麼學外語。我是上大學之后才開始學外語的，還算有點語言天賦，但離苗先生的標准差得很遠。

解放周末：在象牙塔內親炙名師、潛心讀書，您從這些前輩身上感受到了什麼？

馮俊：在武漢大學，陳修齋先生給我們上第一課時說，學哲學就要有一輩子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學問視為天職。這些理念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后來盡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但學問沒有丟，也不敢丟。

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我的第一位導師是龐景仁先生，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都是他翻譯的。他1942年拿到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在歐洲任教，1946年回國當教授，是新中國第一批能夠招收博士的導師。龐先生的語言能力特別強，精通英語、德語、法語，還懂梵文、日文。他對學生非常嚴格，為的是督促我們打好基礎。要我們看的書，他都親自到北京圖書館去借，而且會先看一遍。

龐景仁先生去世后，王玖興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負責指導我的博士論文。王先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苗先生當時是教研室主任。在苗先生身邊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熱愛哲學、重視教育、珍愛學生的人。他認為，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智慧。哲學史研究必須以材料為根本，要讓材料自己說話。苗先生還有個近乎苛刻的觀念：治思想史者，50歲之前只是打基礎。在這個階段，要“多讀、多想、少寫”，要耐得住寂寞，下筆要慎重。

脫離時代、脫離人民，這不是真正的哲學家

1994年，馮俊公派赴英國牛津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

按照規定，他需要找一位聯系導師，這位導師既要研究英國哲學，又要懂法國哲學，還要熟悉中國哲學。翻閱牛津大學哲學系100多名教師的資料后，馮俊找到了阿蘭·蒙特費奧裡。

“蒙特費奧裡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視野，又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還有著廣泛的國際交往。”馮俊回憶，在牛津的這段訪學，除了阿蘭·蒙特費奧裡，還聽過貝爾納·威廉姆斯、安東尼·肯尼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課，自己經歷了哲學理論的深度洗禮，也見識了哲學家的優秀品質。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學，您的最大收獲是什麼？

馮俊：在牛津的一年時間裡，差不多聽了20門課。那裡還有個哲學學會，基本每個月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通過參加這些活動，我開闊了眼界，開始認真思考哲學家應該要有怎樣的品質。

一要有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希臘文philosophia、英文philosophy一詞，我們翻譯為“哲學”，本意就是“愛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熱愛真理、追求真理。愛智慧就要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講個人得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從古至今，這個精神是不變的，是優秀哲學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實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讀原著、悟原理，這是基本功。我后來跟我的博士生說，寫論文要搞清楚三個層次：第一個是研究的對象——或者是某個哲學家，或者是某一本著作——本身是怎麼說的，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個是別人讀了這個哲學家的這些書之后有什麼看法。哲學家的思想面世之后，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后世不同流派的哲學家、研究者，對他的這個觀點是怎麼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個才是你怎麼看這個哲學家的觀點以及其他人的觀點，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新觀點。

三要眼界開闊，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些具體的事情就行，但哲學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遠處去想。哲學家從來都不是狹隘的、封閉的，不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辯証法。

四要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哲學表面上看沒多大用處，但其實是“無用之大用”，是對未來社會、未來生活的先知。哲學家跟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不太一樣，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關注社會、關注人生，但哲學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時代精神的精華，又要有一種批判性思維。

現在有些哲學研究者喜歡孤芳自賞，隻研究很小的問題、研究個人的感受，而不關注他人、不關注社會，脫離時代、脫離人民。這不是真正的哲學家。

解放周末：從世界范圍來看，當代哲學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馮俊：我的一個感覺是，20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樣的。

在18、19世紀，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對國家乃至世界都發揮著一種意識形態的引領、指導作用。到二戰后，社會思想日益多元化，哲學的學科、流派也在不斷分化。尤其是經歷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人們不太喜歡講宏大敘事，而開始把哲學具體化、技術化、應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發展。由此，哲學變成了一種語言分析、概念分析，變成對傳統哲學觀念的解構，變成知識分子的個人體驗乃至對社會現象的簡單批判。

解放周末：“哲學已死”的說法言過其實，但“哲學無用”一說似乎頗為流行？

馮俊：對於哲學的功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理解。

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他就是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為學了哲學后可以去賺錢、當官。如果摻雜了功利目的，把它當成敲門磚或者一種手段，就不純粹了。既然沒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無須問哲學有什麼用，問了就俗氣了。所以，古希臘哲學家很坦然地把哲學叫作“無用之學”。

不過，到了近代歐洲，比如笛卡兒和培根，他們就講哲學是有用的。笛卡爾把哲學描繪成“人類知識之樹”：第一哲學，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部分，是樹根﹔物理學，也就是現在關於自然界各種基本規律的學問，是樹干﹔各門具體科學是樹枝。果實結在樹枝上，最后我們都要到樹枝上去收獲智慧之果。我也贊同哲學是有用的，是要採摘果實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沒“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年，37歲的馮俊成為人大哲學系最年輕的正教授。

幾年后，馮俊成為人大副校長。在近8年的任期裡，他推動學校與世界上100多所大學建立了校際關系，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國際或多邊、雙邊的學術研討會，學生們成了國際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者。

“現在的年輕人好學、睿智、機敏，具有良好的專業功底、嫻熟的英語表達。這都讓人倍感驕傲。”馮俊感言。

解放周末：從您的觀察來看，中西方大學有什麼異同？

馮俊：無論是西方傳統，還是中國傳統，大學肯定都是做大學問的地方，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這是一個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學經歷過了好幾個階段：工業革命之后，像德國的洪堡大學，除了教書育人之外，還特別強調科學研究，注重教學、科研的統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像美國的很多州立大學，還要求學校得有社會服務，要為周圍居民上學提供方便，還要服務於地方的經濟建設。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有100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大學撤銷合並，重新變成綜合性的教育機構，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領域都有很大進步，許多大學正朝著“雙一流”的目標邁進。

解放周末：在朝“雙一流”邁進的過程中，中國高校還有哪些不足需要克服？

馮俊：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我們的大學也出現了一些“綜合征”。例如在教學科研考評上，出現了越來越西方化的傾向。很多大學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領域，一些高校關注的也是教師在西方哪個權威雜志上發表了多少文章。一些高校的歷史學專業、中國史專業，竟然也必須要“洋博士”。

還有一個量化考核的問題。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國際同行引的次數有多少、國際影響因子是多少。引進人才的時候也是“量化”的——從哪個大學畢業、在國外權威雜志發了幾篇文章，就給你多少年薪﹔學校名氣差一點，刊登文章的雜志層次低一點，年薪就少一些。事實上，在人文社科領域，特別是研究中國社會、中國經濟問題，你的文章不具有現實意義、理論突破和正面影響，所謂的“影響因子”再高又有什麼意義？

另外，當前高校還有一個傾向，那就是過於重視“某某學者”“某某人才”等頭銜。似乎有“帽子”的才是人才，沒有“帽子”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學問的人，“板凳一坐十年冷”，很可能沒有什麼頭銜，能什麼待遇、什麼津貼都不向他們傾斜嗎？

歸根結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當然要有國際通行的標准，但不能將其絕對化，還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為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服務的角度出發。

理論走入誤區，就容易走錯路，容易喪失精氣神

2008年7月，馮俊從北京來到上海，擔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

如果說井岡山和延安兩所干部學院側重於重溫黨的歷史、增強理想信念，那麼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除了進行革命傳統、紅色基因的教育之外，更強調“向前看、向外看”。

“這是一個講改革開放的地方。”馮俊意識到，不僅要給中國干部講與時俱進的理念、講不同地區的改革開放經驗，而且要向外國學員講好中國國情、講好上海的最新發展。為此，他先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情詞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論綱》《中國故事叢書》《中浦院書系》等。

在滬工作7年半，馮俊又回到北京，走進中央黨史研究室。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馮俊的新著《學習新思想》，體現了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入學習和理解。

解放周末：從高等教育到干部培訓，中間的轉換難嗎？馮俊：確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既跨行業又跨地區。

我做事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組織讓干什麼就干什麼，另一個是干一行就要學一行、愛一行、專一行。要麼就不干，要干就把它干好。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風格和特點。我覺得搞哲學的人去搞干部教育，還是有一些理論優勢的。在大學期間，馬列原著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細。這對后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解放周末：您理想的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是什麼樣的？

馮俊：按照中央的辦學要求，我們要把學校辦出特色，既要有一般黨校、行政學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個性和特點，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則，全國黨校兩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是不是無所謂了？

中浦院的特色，一個是講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改革開放的故事，讓全國的領導干部來學上海、學長三角是怎麼搞改革開放的、怎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

另一個就是國際化，跟外國人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就是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學院一共給130多個國家、50多個外國政黨培訓過眾多黨派領袖、政府官員。我們收集了外國學員的“百問”，都逐一進行解答，講完了還要跟他們交流。

解放周末：從中浦院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又有什麼感觸？

馮俊：從中浦院到中央黨史研究室，我覺得可以用“三個沒有變，兩個用得上”來概括——

“三個沒有變”是，黨校和干部學院姓黨，黨史也姓黨，堅持黨性原則沒有變﹔向黨中央看齊沒有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沒有變。

“兩個用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用來總結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中浦院是講改革開放的實踐創新，現在搞黨史研究是對改革開放進行理論提升和歷史總結，以往的積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進行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是一個重要內容。在您看來，怎樣才能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

馮俊：守初心、擔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麼。到哪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顯然，我們需要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

隨著經歷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老一輩慢慢離去，90后、80后甚至70后的黨員干部對黨史知道得不多、不細。黨史、新中國史這個學科越來越需要、越來越重要，黨史和文獻工作者的責任更加重大，尤為需要把黨史、新中國史記錄好、編寫好、宣傳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回過頭來看，歷史性的考試我們考出了好成績，為長期執政積累了經驗，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出來了。總結歷史經驗，我有幾個深切感受：

第一，70年來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使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這是我們成功的一大秘訣。為什麼蘇聯垮下去了？列寧、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論，但蘇聯后面就沒有新的、正確的理論了。理論走入誤區，就容易走錯路，容易喪失精氣神。

第二，70年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第三，70年來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當然，我們要開放包容，要學習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學習人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但最終還是要扎根中國大地、回到獨立自主上來。

總之，黨史、新中國史了解得越多、學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

（作者：馮俊，1958年出生，先后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副部長級）。出版《開啟理性之門--笛卡爾哲學研究》《法國近代哲學史》《后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等十余部專著、文集，主編《西方哲學史》，主持翻譯《勞特利奇哲學史》《法國哲學史》《牛津西方哲學簡史》等。）

（記者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