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偉：中國考古學七十年

考古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近代延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近代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關。五四學人對傳統史學的反思和對科學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為核心的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但當時國家衰敗，文化凋零，考古學發展舉步維艱。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中國考古學才真正迎來了學科發展的歷史機遇。概言之，70年來的中國考古學，經歷了前后相繼的三大發展階段。

一、建國初期至20世紀80年代：構建文化譜系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隻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載的商代晚期，距今不過3300年左右，而有明確紀年的歷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文字記載之前的漫長“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學的方法來填補。

建國伊始，考古學面臨巨大困難，尤其是專業人才極度匱乏。在當時，全國范圍內真正受過考古學專業訓練的不過十幾人，與日益急迫的國家考古工作需求極不相稱。非常時期必須採取非常手段，鑒於當時的情形，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三方合作於1952-1955年在北大連續舉辦了4期考古人員訓練班，每期4個月，迅速培養出三百多名考古人員，幾乎遍布全國各個省市，他們當中很多人成為新中國考古第一批業務骨干，為新中國考古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與此同時，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於1952年在歷史系開設了新中國高校中的第一個考古專業，我國考古專業人才培養由此走上了正軌。

雖然新中國考古事業底子薄、條件差，但中國考古人高漲的工作熱情支撐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考古事業的掌門人、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在回顧新中國考古工作時就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扎根田野是中國考古學取得輝煌成就的兩大基石。

中國是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新中國建立之后，隨著全國各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發展，大量的考古資料被發掘出來，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我國古代歷史的認識。全國的考古工作者通過對這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碼“無字天書”，辨識出一個又一個的考古學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補了有文字記載歷史之前的“空白期”。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綜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國史前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指出我國史前時期可以分為六大文化區，分別是：陝豫晉鄰境地區、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和鄰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和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蘇秉琦指出，上述六個大區又可概括成面向內陸(西北)和面向海洋(東南)的兩大部分，每一文化區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區域類型。

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提出，是對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一次成果總結和理論升華，標志著考古學“中國學派”的誕生。按照蘇秉琦的理解，所謂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就是指“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社會歷史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提出，標志著考古學這門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的學科，經過中國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中國化”。

一般認為，考古學“中國學派”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第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考古材料出發，運用考古學的方法，仔細觀察與分析考古現象所呈現出的矛盾，具體地研究中國境內各考古學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些內容的社會面貌及其發展階段性﹔

第二是在科學發掘基礎上，運用由中國學者所發展了的考古類型學方法，分區、分系、分類型地研究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通過考察中國考古學文化的譜系來研究中國這一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研究這一總過程中各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這種研究，以揭示歷史本來面貌作為目的，對促進人民群眾形成唯物主義歷史觀，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民族團結思想，有著重要的作用。

考古學“中國學派”是中國考古學的一面旗幟，在此大旗的指引下，中國考古學進入到古史重建階段。

二、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重建中國古史

晚清以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史學家提倡“史學革命”。一方面，他們不滿足於全盤接受史籍記載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與此同時，因為長期浸潤於傳統史學，對舊有的古史體系又難以割舍。考古學的輸入，讓梁啟超等人看到了重建古史的希望，當他發現“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時，不僅憧憬效仿西人，希望有朝一日國人也能夠借助考古手段“以考中國有史以前古史”。

梁啟超的願望要在數十年之后方才實現。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在提出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同時，也對考古學的學科使命和歷史任務進行了深入思考。蘇秉琦認為，建立新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目的就是要通過它來闡明中國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並以它為骨干來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

蘇秉琦對古史重建的呼吁，是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考古學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出土資料，全國范圍內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和年代框架也基本建立。但是，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具體的遺址、遺跡和遺物，這些古代物質遺存無疑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但在性質上它們只是歷史的素材，而不是歷史本身，依靠考古文化序列編排出的年表也不等於歷史。換句話說，歷史不是考古資料的羅列堆砌，歷史撰述也不是考古發掘報告的簡單匯總。

在重建古史的大業中，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尤為緊迫。面對這一重大學科使命，蘇秉琦再一次帶領中國考古學者創造了輝煌，親自主持編寫了多卷本《中國通史》的“遠古時代”卷。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用考古材料書寫的古史，文化譜系、手工業、農業、建筑形態、居住方式、埋葬習俗以及意識形態，都源自第一手的出土資料和考古學者的認知。

蘇秉琦指出，重建中國史前史並非是將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群的簡單對應，而是要闡述中國史前社會的演變過程，尤其是探討從猿到人、從氏族到國家這兩個與遠古歷史密切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蘇秉琦將中國國家起源問題概括為發展階段的“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和發展模式的“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類型。以蘇秉琦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所著的史前史，堪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中國續篇，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和理論突破。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建中國古史的大潮中，考古學者尤其關注中國史前文明的架構與格局，提出了多種創見。如蘇秉琦的史前文明“滿天星斗”說，一方面呼吁打破中原中心、漢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等“中心論”，走出“大一統”的歷史怪圈﹔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視中原地區的“熔爐”作用，強調以華山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脫穎而出，標志著華族的誕生，“華”是尊稱，以區別於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體表現，華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晉文公一脈相承，構成了中國文化總根系的直根系。幾乎在同一時期，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根據他對考古材料的理解，也提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堪稱是英雄所見略同。稍后，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嚴文明提出了中國史前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的新見解，強調中原為花心，華夏族為主體政治，其外圍分布著兩層文化圈，外圈對內圈存在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是中華文化連續發展而從未中斷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礎上，世紀之交時，國家先后啟動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前者首開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模式，整合力量，精准聚焦三代年代學，取得了重大學術進展和良好社會影響力。后者則以重大考古發掘為主導，充分調動多學科手段，深入研究中華文明在何時、何地、因何種原因、經何種途徑而起源，迄今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極大地豐富了對中華文明內涵的認識，是對中華文明史的嶄新重建。

三、新時代的考古學：闡釋中華文明

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和國家的需求。中國考古學的產生、發展和變革，都與時代進步息息相關，五四運動將考古學引進了中國，改革開放推動考古學投身古史重建，為中華復興而貢獻學科力量。當今的中國已經步入新時代，中國考古學也必將進入文明闡釋的新階段。

把握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首先需要准確把握考古學的學科特點。與傳統史學相比，考古學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是主要依靠出土的實物資料來研究歷史﹔二是獲取和研究史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學方法。這就決定了考古學是一門技術驅動型的人文學科，人文為體，科學為用，是最典型的文理交叉學科。這就要求考古學的發展必須緊跟技術變革的步伐，必須不斷更新技術手段，豐富研究材料，拓展研究領域。

把握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更需要准確把握考古學的時代命題和時代需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活水源頭和文化沃土，豐富的文化遺產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深厚滋養，開展文明闡釋研究是時代賦予考古學科的新命題。新時代，新要求，新命題，未來中國考古學研究必須緊緊圍繞“三個講清楚”來展開，即：講清楚中華文明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道路﹔講清楚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類文明中的獨特貢獻﹔講清楚中華文明優秀基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中的當代價值。隻有准確把握中華文明基因，正確詮釋中華文明價值，才可以真正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才可以真正“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針對上述目標，中國考古學要進一步凝聚話題，聚焦主業，圍繞學科發展和國家需求提煉出若干重大學術課題和重大學科建設任務，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加快建設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要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抓手，進一步深化中華文明形成和國家演進研究，深入闡述中華文明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獨特的發展道路及其當代意義﹔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快建設“中華文明文物基因庫”，以體系化的文物資源為基礎，以問題為導向，以現代科技特別是大數據技術為手段，建設新時代的國家文明基因工程和文明展示中心。要大力加強境外考古工作，特別是加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考古合作，積極開展文明互鑒和文明交流研究，為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貢獻學科力量和學科智慧﹔要大力提倡重大學術問題和新技術新方法的深度融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組建高水平科研團隊，力爭在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國際重大學術前沿領域取得突破和領先地位﹔要加強規劃和分工協作，組織編寫高質量的中國考古學系列教材、中國考古學系列論著和中華文明系列普及讀物，三位一體全力推進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話語權和社會影響力﹔要把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作為學科發展的重中之重，前瞻性地做好人才隊伍布局，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培養具有專業方向突出、國際視野寬廣的外國考古人才，培養專業背景多元、學科交叉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復合型人才，培養專業基礎扎實、行政能力突出的文化遺產國際管理人員。

所謂“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考古學是一門識大體、明大道、有關懷的宏大學問。考古學的發展不能脫離時代需求，考古學的意義正在於與時俱進的時代價值。新中國考古70年，從譜系構建到古史重建再到文明闡釋，是互為關聯、不可割裂的三個階段，這既是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是時代進步的必然需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考古以鑒今，適逢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偉大時代，詮釋古老文明，創新傳統價值，新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必將迎來學科大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

【專家推薦意見】:經過70年的開拓發展，中國考古學不斷壯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遍布全國的考古發現，日益建構起中華大地各地區從舊石器時代到歷史時期的文化譜系和年代框架，考古學差不多以一己之力重寫了中國史前史和中國上古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歷史觀。進入新時代，考古學仍將為古史重建，探索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及其發展道路等重大學術問題，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

　作者簡介：孫慶偉，江西上饒人，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主要從事中國青銅時代考古研究和教學工作，多次參加山西晉侯墓地、陝西周原和周公廟遺址的發掘。出版《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追跡三代》《最雅的中國——春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