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時期的初心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備。五四運動之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傳播在中國開始形成熱潮，越來越全面和系統化。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無產階級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上海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鎮，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城市，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是歷史的必然。

黨的創建是一個過程，它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一個時期，我們稱之為黨的“創建時期”，一般把黨的一大到三大作為黨的創建時期，三大之后就是大革命時期。但是講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上海”，不能不講四大，可以說，從一大到四大，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逐漸成型和完善，理論邏輯接近完整。

建黨初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傳播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途徑來自三個方向，一個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傳播渠道，一個是來自歐洲，以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為主體的傳播渠道，一個是以留俄留蘇的學生為主體的傳播渠道。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們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形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成立學習和研究的社團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南陳北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20年3月李大釗領導發起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招收北大和其他學校的進步學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920年四五月間陳獨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研究會的成立，為建黨作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准備。1920年9月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湖北還有惲代英組織的“利群書社”，天津有周恩來、郭隆真等發起的“覺悟社”等社團組織，這些社團成為學習、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園地。

二是辦各種培訓學校。首先是1920年9月在俄共（布）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上海早期黨組織創辦“外國語學社”。校長是俄籍華人楊明齋。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講授俄文，李達講授日文，李漢俊講授法文，沈雁冰講授英文。學員除了學習外語之外，主要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和社會主義理論，還閱讀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學生有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在內的20多人先后分三批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1年8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9月1日開學，首批學員24人。1922年7月黨的二大以后，毛澤東邀請李達當自修大學校長。除了學習《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外，還將李達翻譯的《哥達綱領批判》等作為教材。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為培養婦女革命干部，1922年2月10日上海平民女校開學，校址就設在黨的二大會址，也是李達和王會晤的家。李達任校長。1922年秋，李達應毛澤東之邀赴湖南自修大學任校長后，平民女校由蔡和森、向警予兩人負責。丁玲等五四運動影響下的追求自由和革命的女青年在此學習，該校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第一批婦女運動的骨干。

三是出版進步刊物。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第二年更名為《新青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晨鐘報》，南北呼應，宣傳民主和科學。1917年陳獨秀成為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不久李大釗也成為北大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遷到北京，成為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主辦的新文化運動宣傳陣地。隨后陳獨秀和李大釗又共同創辦了《每周評論》，這些雜志都成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陣地。

1919年7月毛澤東創辦了《湘江評論》，他親自當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一大批青年在該雜志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9月《新青年》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織的機關刊物。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於1920年11月創辦了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月刊，著重宣傳列寧學說和建黨理論、俄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建黨經驗。為了在廣大工人中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各地紛紛創辦了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音》，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界》，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者》等刊物。當時在上海有很多刊物都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發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文章。

四是出版書籍。最重要的事件是《共產黨宣言》的出版。五四運動前后，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有意全文翻譯連載《共產黨宣言》。1920年春陳望道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根據的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本，同時參照陳獨秀推薦的英文版本。1920年4月底當陳望道譯完要交稿時，《星期評論》雜志被迫停刊，連載計劃擱淺了。這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上海，知道《共產黨宣言》已經翻譯出來但出版遇到困難，決定資助出版，陳獨秀、李漢俊還幫助校訂了譯稿。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終於問世。

黨的一大之后，我們黨就決定成立人民出版社，李達親自任社長，制定了一個宏大的出版計劃。由於各種原因，該出版計劃沒有完成，但是還是出版了馬克思的《工錢勞動與資本》，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列寧傳》等書籍，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19—1922年間，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商務印書館在不足4年的時間裡出版20種以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是同期出版此類書籍最多的出版機構。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傳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是領路人，是啟蒙者，是大學者，也是宣傳家。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和第6號上連載的兩萬字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闡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對其基本原理的理解，主要是研究和介紹了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李大釗論証中國社會改革急需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黨應該是俄國式的共產黨。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也是中國出版的最早介紹馬克思《資本論》的通俗讀物。建黨之前大約兩年中，李漢俊以不同的筆名在《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星期評論》等雜志報刊上發表譯文和文章90余篇，號召學習和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李達1920年撰寫《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革命的商榷》《無政府主義之解剖》《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等文章，這些文章對社會主義和俄國革命進行了比較全面的介紹。瞿秋白在任駐蘇俄記者和莫斯科東方大學教員期間發表了大量文章，向中國人介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宣傳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哲學，闡發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性質和方法論意義，被稱作在中國傳播辯証唯物主義的第一人。

五四運動和建黨初期是中國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了解社會主義的高峰期，學習的熱情是任何時期都不可比擬的。這個時期的革命青年和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學習、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為黨的締造奠定了理論基礎、思想基礎和干部基礎。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民眾中的普及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黨

理論的學習就在於運用，革命的理論指導著革命的實踐。我們黨早期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理論指導，對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黨的一大的召開，從上海的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到嘉興南湖，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以列寧提出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黨在中國大地上產生了，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確立了黨的性質、任務和奮斗目標。黨的一大體現出建黨精神，這個建黨精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概括的“紅船精神”，即“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紅船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的第二個重要成果就是黨的二大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第一部黨章。

黨的二大通過並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的第三部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斗”中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和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中國革命分兩步走，我們的綱領也就有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與革命的第一步即民主主義革命相對應的是最低綱領：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了實現民主革命的最低綱領，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戰略決策是建立“民主的聯合陣線”。與革命的第二步即無產階級革命相應的是最高綱領：“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我們的崇高理想和最高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黨的二大還通過了一個完備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的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的第三個重要成果就是黨的三大提出建立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1922年8月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召開了全體會議即“西湖會議”，為與國民黨聯合的問題在黨內統一思想，為召開黨的三大作了准備。黨的三大將黨的二大確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具體轉化為以實行國民革命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討論了國共合作的具體策略問題。所謂國民革命，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一致，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黨的三大是我們黨建立統一戰線思想形成和付諸實踐的重要標志，同時也開啟了大革命時期的序幕。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的第四個重要成果是黨的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農民同盟軍問題。黨的四大明確了無產階級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堅持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地位，堅持依靠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力量。大會就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為何爭取領導權以及如何爭取領導權問題提出了初步設想，重新審定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在理論上已經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基本觀點。黨的四大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中國革命要和農民結合，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比資產階級更徹底。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四大在黨的組織建設上的貢獻是把黨的基層組織從“小組”改成了“支部”，黨章要求“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這種規定一直延續到今天。十九大黨章新加的第34條就明確“黨支部是黨的基層組織”，2018年11月黨中央還專門印發了《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

由上觀之，黨的一大提出黨的綱領，確定黨的性質宗旨和最高奮斗目標﹔黨的二大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方針、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建立民主的聯合陣線的思想﹔黨的三大提出建立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黨的四大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建立農民同盟軍問題。前后連接，環環相扣，完成了黨的創建任務，形成了黨的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國內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用中國的語言翻譯和表達為標志。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在中國翻譯、介紹、傳播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用中國語言表達出來，用中國人的理解介紹出來，例如，將共產主義設想成是“大同主義”，這就是中國化。這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就應該追溯到20世紀初。

第二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產生出實踐成果為標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有實踐成果和實踐載體，產生的第一個具體成果、發生的第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黨的一大。

第三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產生出理論成果為標志。黨的二大提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提出了我們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黨的二大。

第四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以開辟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為標志。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革命的危急關頭，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緊接著組織“秋收起義”上井岡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探索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

第五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該是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自覺為標志。這就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反對本本主義和將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民族化。1930年5月毛澤東寫下《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他還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 ‘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裡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要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理論自覺。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講道：“對於中國共產黨人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應該有新鮮活潑、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國際主義的內容應該和民族的形式結合起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系統最精彩的表述。

分析前述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翻譯理解的中國化”﹔第二種觀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理論在中國的應用，是“具體應用的中國化”﹔第三種觀點，黨的二大提出分“兩步走”、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等，也是與共產國際和列寧的指導分不開的，是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及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中國的具體應用，也是“具體應用的中國化”﹔第四種觀點是，建設共產黨自己的武裝力量、“秋收起義”上井岡山，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這是“實踐創新的中國化”，還需要在此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如果在實踐創新基礎上再加上理論創新，那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五種觀點，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要民族化、具體化，這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應該中國化有一種理論自覺，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從自發階段進入到自覺階段，這種理論自覺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但還不是理論創新本身。

真正的、完整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什麼呢？

真正的、完整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成功進行實踐創新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產生出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理論，產生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多次反復的過程，在理論和實踐的互動中才能實現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統一。隻有按照這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了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發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了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在中國建設、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十九大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既是我們黨的初心，也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形成了我們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優良傳統，我們今天要將這一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我們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依靠學習走向未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馮 俊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來源：文匯報2019年07月0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