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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理”為統領重構中國傳統文化

魏濤

2019年06月30日10:55    來源:河南日報

原標題:以“天理”為統領重構中國傳統文化

  □魏濤

  中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歷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高峰的形成,都與中原學者的參與有關。作為中國思想文化高峰之一的宋明理學,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南宋以后的中國社會長達數百年之久,甚而遠播朝鮮、日本和東南亞,促成了備受世界矚目的儒學文化圈。通過樹立和彰顯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化特色,於西方強勢文化之縫隙中挺立出了“文化中國”的理念。毋庸諱言,二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構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其能夠從宋代思想界挺立出來並不斷被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原因所在。結合二程所論及后世的評價,其理論建構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二程緊緊抓住當時儒學中出現的核心問題,從儒家思想的本有資源中揀擇出“天理”二字作為應對佛老“空”“無”的核心范疇。如其所言,“吾學雖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這裡的“體貼”浸透著二程對儒家倫理綱常失范的根源性思考。二程對“天理”的揀擇和重視,被后世廣泛傳揚。“天理”二字在一般的哲學意義上最早被提及是在《禮記·樂記》,二程對這一古老詞匯的含義作了新的提升,並將其作為核心統領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他們提出:“萬理歸於一理。”在他們看來,天、命、道隻不過是理的不同稱謂而已,於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就把根據人類社會的類比而設想出來的自然法則轉化為理性的法則。故而,他們堅信萬物由一理貫之,理作為本性存在於人自身。二程的思想經過朱熹的理論改造之后,其天理論更是成為程朱理學在理論上的立足之本,這為儒學在更為廣泛、深入的層面得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其次,二程基於對儒家地位失落的思考,不僅僅從理論本身發展的邏輯上進行修補,而且非常重視對儒家經典體系進行重組。經典在傳播思想過程中的作用在傳統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對傳統的經典體系進行新的整合,實現了由“五經”系統向“四書”系統轉移,在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資源的選擇重點上實現了由制度文化與思想文化並重向以思想文化為主轉移。二程對於《大學》《中庸》的重視,尤其是對《大學》的重視,使得后世在理解儒家“內聖與外王”的貫通方面,逐漸向一種與孔子儒家不同的思路展開。“格致誠正”而致“修齊治平”日益成為士大夫們的普遍價值選擇。自孔子之后,基於對孔子思想不同向度的詮釋,出現了儒學的早期分化及此后儒學內部的派系林立,每一個派系都有其特有的經典選擇體系,這種體系多樣化格局直至唐代孔穎達修《五經正義》后方得統一。自中唐的陸淳、趙誆、啖助等開始,以義理為導向的經典重組運動逐漸拉開了序幕,唐代的古文運動及北宋慶歷年間的疑經思潮更是加速了這一經典重組的進程。在這樣的語境下,二程沿著韓愈、李翱及宋初三先生的思路,對傳統經典體系進行了重組,凸顯《中庸》的地位,特別強調《大學》的重要性。二程之學許多方面都是在對《四書》思想資料進行闡釋發揮的基礎上加以吸收利用,《四書》思想資料成為其思想形成及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學術依托。

  再次,二程從方法上實現了漢唐儒學從天人兩分格局向天人合一的回歸。漢唐儒學深受荀子一系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天人關系上往往陷入“知人而不知天”的理論偏失。二程借“天理”為本的理論體系的建立,實現了天道與人倫的合一。在兩宋以前,歷代思想家所說的道,既有自然意義的天道,也有倫理學意義上的人道。雖然有一些思想家曾試圖把這兩種道結合在一起,但是由於形而上學的不發達,他們都未真正理解天道與人道之間的關系。二程在繼承和發揮《周易》的形而上學方法的基礎上,終於把天理從以往思想家分而論之的人道與天道中抽象出來,實現了形而上學與倫理學的有機結合,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在現實世界的天人合一。此種合一使傳統儒學在理論深層具備了與佛教對話的深度。自韓愈以來,“夷夏之辨”“有害民生”成為反佛論中的主流方式,這種外在化的批判難以令僧道們信服,對於儒家思想在日用倫常中發揮效用非常不利。二程從理論方法革新入手,重構了傳統儒學,對於儒家思想地位的捍衛發揮了積極作用。

  最后,二程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大膽吸收了佛老思想的一些方面,對儒學進行了自覺的改造。同張載等其他宋儒一樣,二程對佛老言“空”“無”的理論深有體察。自李翱以來吸收佛教思想而改造儒學的思路對二程有一定的啟發,使其更加堅定從佛老那裡吸收營養。像其他儒者一樣,他們對於佛教表現出既批判又吸收的辯証態度,他們不是對於佛道思想展開全面的批判,也不是針對某些理論命題展開邏輯解剖,而是抓住其生活方式及宗教行為,考察其思想傾向及觀念形態。正如盧國龍先生所言,他們的批判主要在於“批判老子將道德仁義禮智割裂開來的歷史觀,至於純粹的理論層面,則從其‘理一而分殊’的觀點出發,對佛教華嚴宗理事無礙、庄子之齊物、道教內丹的造化生成之理等,有所認同”。二程對佛道的批判和吸收,是從他們自身的理論邏輯和文化情感出發,服務於重建文化體系這樣一個總目標,具有較強的主體性。二程以佛攝儒的思維此后逐漸成為宋明理學在不同時期獲得重要發展的有力支撐。

  (作者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責編:謝磊、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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