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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

張學良

2019年05月24日08:24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

  在中國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開放的進程中,發展開放型經濟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規律、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舉措,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基本經驗。當前,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革,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因素有增無減,在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將依托獨有的大國發展優勢,在國內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擴大增量、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不斷提高防范風險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增強經濟發展整體韌性。

  大國經濟拓展中國經濟增長新空間

  中國目前是典型的大國經濟,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地理空間廣闊、要素流通便利四個大國經濟特征是中國經濟的獨特優勢。遵循大國發展規律,利用好大國經濟優勢,有助於解決新時代我國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實現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兩大奇跡,一是實現了持久而又快速的經濟增長奇跡,另一個是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奇跡。2018年,我國人口總量接近14億人,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超過90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龐大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總量分布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上,再加上中國規模龐大的高鐵體系所帶來的要素流動,形成了中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地理空間廣闊、要素流通便利四個大國經濟特征,這是中國經濟的獨特優勢,將挖掘出更多的經濟發展潛力、釋放出更多的經濟發展新動能。

  人口大國的經濟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優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企業,利用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參與全球產業鏈條的分工和布局,中國迅速融入全球市場。盡管近年來勞動力成本有所上漲,但勞動力的價值在不斷提升,巨大的熟練勞動力資源仍然在不斷吸引全球價值鏈中研發、高端裝備制造與組裝等環節的進入,中國在全球分工和貿易版圖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動搖的。

  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優勢。我國龐大的人口總量催生出巨大的消費市場潛力,而龐大的市場規模優勢使得我國企業形成了普遍的生產成本優勢,2018年,國內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76.2%。按照新貿易理論,在生產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將成為淨出口國。這是因為生產的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產業內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產業規模的擴大將導致生產成本的下降,從而使本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競爭中擁有較大的成本優勢。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一系列促進消費政策的實施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我國消費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提升了消費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貢獻。

  經濟大國的優勢既體現在量上更反映在質上。在當前世界整體經濟增長相對疲軟、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8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90萬億元大關,以6.6%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近60%的服務業貢獻率,保持了經濟平穩、高質量的增長態勢。從今年1到4月份的數據看,國民經濟呈現出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經濟體量的龐大實際上反映的是產業規模的龐大,我國具有門類齊全、獨立完備的產業體系,一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生產成本優勢,增強了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產業間協作分工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也能夠不斷釋放出產業發展的巨大合力。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是體現在發展動能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的一系列舉措,不斷推動著新舊動能的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持續升級,使得我國經濟呈現出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等特征﹔二是體現在空間格局上,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一系列精准化的區域發展政策的實施,帶來了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優化﹔三是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綠色發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為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倒逼生產生活方式革新提供了重要牽引﹔四是體現在發展道路上,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包括開放范圍、開放領域、開放層次、開放方式等多個方面,為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五是體現在發展的本質追求上,強調發展成果惠及全民,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追求共享發展的目標,正在促進經濟發展更加具有公平性、普惠性和包容性。

  地理空間廣闊的優勢蘊含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人口大國帶來的生產優勢和市場規模優勢、經濟大國帶來的產業發展優勢,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要素條件,廣闊的地理空間則提供了生產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良好載體。我國國土面積遼闊,南北方、東西部的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產業分布呈現“東—中—西”梯次分布格局。這一地理特征與經濟分布狀況,為經濟的騰轉挪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產業和其他經濟活動在國內實現梯度轉移提供了支撐。

  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從發展空間的協調性看,一方面,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包括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等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以及“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以及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逐漸打通了區域協調發展的“經絡”,不斷優化了區域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另一方面,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不斷深化,使得區域政策的精准性不斷提升,同時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交相呼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統籌城鄉融合發展等舉措的不斷實施也將進一步優化城鎮發展格局,釋放和深化經濟發展的新空間,挖掘出經濟發展的新潛力。

  要素流通便利的優勢進一步促進了資源在地理空間的優化配置。商品的快速流動、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跨區域消費活動增多等,共同造就了中國要素流通便利的優勢和特征。商品和要素的大規模、廣范圍、便利性流動,在中國已經成為常態,也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新動能。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天有超過1.4億件快遞穿梭於全國的各條道路,日均超過1500萬人次旅游出行。“流動”也帶來了勞動力的巨大供給。快速而又持續的城鎮化進程帶來了勞動力尤其是中西部勞動力向東部地區的大范圍轉移,使得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價值得以更好地實現,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便利的要素流通需要強有力的交通運輸網絡來支撐。當前中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網絡,高速鐵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閃亮名片,2018年中國高鐵總裡程接近3萬公裡,高速公路總裡程超過14萬公裡,均位居世界第一,推動著我國的區域空間互聯互通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從發展空間上看,一方面,依托交通網絡的建設,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加速了我國城市群、都市圈的形成和發展,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在城市網絡體系中明確了自身的功能定位,實現了合理分工,進一步優化了生產力的布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走廊的發展優勢,各地聯合打造產業發展的交通大通道,比如長江“黃金水道”、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等,帶來了區域間的無縫對接,減少了資源在跨區域流動中的各類障礙,形成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此外,伴隨著新一代通信技術的逐漸普及,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正在打造新一代智能交互平台,實現網絡交易、運輸方式、智慧生活等全領域的互聯互通。

  新型區域合作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

  我國傳統的城市合作模式主要以對口支援(幫扶)和扶貧協作為主,體現了“強扶弱”“好幫差”“東部帶中西部”的階段性特征。當前實踐中又出現了“蛙跳式對口合作”“新型飛地經濟合作”“托管式合作”等城市合作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的大國經濟優勢,帶來了新的發展紅利。

  中國正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的推進正在加快孕育新的發展動能。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完善,企業、居民等經濟主體在區域協調發展進程中逐漸發力,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自主進行區位選擇,引導生產要素的合理分布,極大地推動了區域分工和資源跨區配置的效率,區域協調發展不斷向內生驅動轉變。在協調發展方式上,我國傳統的城市合作模式主要以對口支援(幫扶)和扶貧協作為主,體現了“強扶弱”“好幫差”“東部帶中西部”的階段性特征。當前,我國區域發展的實踐中又出現了“蛙跳式對口合作”“新型飛地經濟合作”“托管式合作”等多種新型城市合作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的大國經濟優勢,帶來了新的發展紅利。

  蛙跳式對口合作模式進一步強化了地理空間廣闊的優勢。蛙跳式合作主要應用於地理距離較遠的城市,通過不同區域板塊上的重要城市的合作,發揮地理空間廣闊的優勢,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支撐點。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對口合作工作方案》,通知要求沈陽市與北京市、大連市與上海市、長春市與天津市、哈爾濱市與深圳市建立對口合作機制。此次對口合作是一種區別於對口支援、對口幫扶和對口扶貧的新型跨地區城市合作模式,不再完全是傳統上以投項目、給資金等方式進行的合作,更主要的是理念、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的對接。以上海和大連對口合作為例,大連具有的工業基礎和豐富資源可以彌補上海在資源稟賦等方面的不足,大連則明確提出將全面對標上海、學習並借鑒上海的發展經驗。這種模式很好地發揮出了我國地理空間廣闊的優勢,產業、技術、制度等的梯度轉移,為要素流動帶來騰轉空間。

  新型飛地經濟合作模式進一步激發了空間紅利。傳統的飛地經濟合作模式主要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在落后的城市設置飛地園區,或者兩地園區之間開展產業、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從而實現“強扶弱”。新型飛地經濟合作模式則強調落后城市在發達城市設置孵化器、研究院等,主動吸收發達城市的新技術,轉化為自身發展的新動能。該種合作模式以市場導向、優勢互補、集約化發展為原則,“飛地”佔地空間往往較小,目標指向明確,服務效率較高。既可以發揮先發城市發展理念、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向后發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使欠發達城市通過外部優勢資源注入新動能,又有利於先發城市突破發展約束,實現打破行政區劃限制、盤活資源空間配置的目標,實現了城市間互利共贏的跨越發展,帶來增長動力的變革。

  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積極培育國內統一大市場。現階段,粵港澳大灣區通過人員交流、城市間優勢互補、產業分工、技術合作開發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形成了優勢互補、聯動發展、互利共贏的新格局。長三角區域目前已形成以實現全面對接為主要目標的政府協商機制、以促進市場一體化為主要目標的經貿合作機制、以規范市場運行秩序為主要目標的區域協同治理機制以及以實現區域共享發展為主要目標的資源共享機制,在“行政區經濟”向“城市群經濟”轉變的道路上引領前行。同時,京津冀地區通過將北京的原始創新能力、天津的研發轉化能力與河北的科技成果應用能力有機融合,正在成為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三大區域以經濟聯系為紐帶,以要素流動為支撐,進而產生“1+1>2”的聚合效應,有利於降低要素、產品等在跨區域流動方面的障礙,積極培育國內統一大市場。

  小尺度、跨區域、精准化的區域合作帶來了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是托管式新型城市合作,例如深汕特別合作區位於廣東省汕尾市,但由深圳和汕尾共同開發,兩市在國內生產總值與財稅等方面實施利益分成。這種新型城市合作跨越了傳統飛地經濟模式,採取深圳托管、利益共享等模式進行城市合作,推動了資源在空間上的優化配置。二是中心城市與毗鄰區融合發展以及邊界地區合作模式。這一模式有助於發揮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形成多層次、網絡化、功能互補的空間格局,例如上海周邊的昆山、太倉、吳江、啟東、海門、平湖、嘉善等地分屬江蘇、浙江兩省,近年來在產業發展、平台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與上海形成了多維度的區域融合發展態勢,其中正在謀劃出台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將是省級邊界地區合作的創新探索。三是現代化都市圈建設。都市圈作為資源在城市與城市群之間實現跨區域優化配置的又一空間尺度,是城市合作突破行政邊界、區位導向性政策精准施策、城市群建設穩步推進的基礎空間單元,高速鐵路、城際鐵路等現代交通方式極大地拉近了中心城市與都市圈其他城市的時空距離,帶來了生產要素突破城市行政邊界、實現跨區域的優化配置,加速了核心城市和周邊地區融合發展的進程。

  區域協調發展使經濟發展韌性不斷增強

  牢牢把握歷史規律,利用好中國的大國優勢,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雙輪驅動,在區域協調發展中不斷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以多種合作方式強化全球產業分工和區域貿易合作,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中國正處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歷史進程當中,中國經濟正在朝著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經濟結構轉型提質增效、區域協調發展穩步推進、產業發展形態日新月異、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攀升,經濟整體表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當前應當牢牢把握歷史規律,利用好中國的大國優勢,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雙輪驅動,在區域協調發展中不斷釋放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以多種合作方式強化全球產業分工和區域貿易合作,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不斷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大國經濟會催生出一批世界少見、中國獨有的技術開發和應用。例如,龐大的國土空間需要科技的大力支撐,高鐵技術的發展使得大范圍、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成為現實,超遠距離輸電技術的運用和發展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格局、提高經濟效益﹔眾多的人口面臨較大的糧食安全問題,而提高糧食自給能力,需要育種、灌溉、病虫害防治、保存和加工等方面技術實現突破發展。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既離不開科技的發展,也將倒逼科技發展取得進步。

  現階段迫切需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的關鍵技術開發和應用方面。一方面,夯實實體經濟基礎,扎實推進基礎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培育市場科技創新主體,加強產學研結合和技術專利開發應用,依托科技創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另一方面,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培育各類市場主體,減少區域行政壁壘,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助力更高水平的國際合作,切實保護國內外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推進全國統一市場建設,進一步擴大和提升大國經濟優勢。一方面,推進國內統一市場建設,有助於以貿易的方式來有效協調區域間的產業分工,通過市場行為來拓寬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帶來地區生產效率、生活福利的雙提升,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更好地體現出大國的經濟地理優勢。另一方面,我國擁有獨立完備的產業體系,國內市場的統一和壯大能夠形成有效的地區和產業間相互需求,從而有助於進一步降低產業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知名品牌的培育,這是我國的企業和產品在國際貿易競爭中的堅強后盾。

  具體而言,一是要全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包括進一步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等國家戰略,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等空間形態下的市場一體化進程,形成國內市場的“群帶”關聯格局。二是大力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新經濟,以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為基礎,推動智慧物聯平台建設,以網絡空間推動覆蓋城鄉的全國統一市場建設,拓寬經濟發展的新空間。三是加強區域間經濟合作,以園區共建、對口幫扶、新型“飛地經濟”等多種模式,發揮企業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以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強化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和產業分工,進而消除地區間的產品和要素流動壁壘,共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增長韌性。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勢頭良好,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壁壘逐漸打破,農村消費市場規模逐步擴大,帶來了新的改革紅利,釋放出持久的發展動能,進一步增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地區間現代化經濟體系空間布局的不斷優化,帶來了城市之間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讓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更扎實、步伐更穩健。

  在今后的改革進程中,應當充分體現“融合”發展的理念,以融合謀合作,以合作促發展。一是積極消除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壁壘,加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積極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二是積極推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切實體現共享發展的理念,不斷增強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順應城鎮化發展的方向和人口流動的趨勢,更多地釋放出人口聚集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對人口流出較多的地區樹立“精明增長”的理念,實施具有差異化的區域政策。

   (作者:張學良,系上海財經大學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責編:萬鵬、曹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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