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何以實現一體化發展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發展活力和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比較國內各大區域板塊或城市群板塊，長江三角洲地區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區域協調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一枝獨秀到當今滬蘇浙皖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長江三角洲地區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道路。究其原因，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及其動力機制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市場化改革的驅動和民營經濟的崛起。改革開放打破了傳統地區間要素流動的壁壘，加快了市場化的進程，從而推動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解體，加快了上海和周邊地區的互動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以市場利益導向的跨行政區要素的流動，推動了蘇浙地區的農村工業化，帶動了上海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推動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在此以后，20世紀90年代初的浦東開發開放為大量的外資進入長江三角洲地區創造了契機，推動了上海及其周邊的蘇南地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為形成上海和江蘇之間的產業分工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中，浙江民營企業的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謂“東擴西進”的產業轉移和企業跨區域發展的空間路徑，則從另一角度對浙江經濟和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市場化改革的動力驅動下，長三角地區滬浙蘇皖之間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壁壘被不斷打破，企業發展的空間格局不斷優化，區域發展效率不斷提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

第二，體制機制的嬗變和適應性演化。一體化發展戰略，基本是沿著“區域合作—產業轉移—區域經濟一體化—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框架和路徑，在推動體制機制的嬗變和適應性演化的同時逐步向前。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地方分權，財政分灶，到確立上海和周邊蘇浙兩省之間平等的行政地位和互相獨立的財政格局，到浦東開發開放后基於共同利益的多方協商的區域合作體制，再到2002年后由頂層設計指導的上海引領、多動力推動的動車組發展模式的形成。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走出了一條帶有鮮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張弛有度、收放有序的漸進式體制機制演化路徑。這條路徑盡管從完全市場化角度而言似乎仍有一些不足之處，但它對縮小長江三角洲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特別是推動長江三角洲周邊地區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激發了大中小不同規模城市的發展積極性，對走出中國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路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頂層設計和政策推動。在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路徑演化過程中，國家對長三角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指導可以概括為“劃圈強心”和“做大蛋糕”。從最初的上海經濟區的策劃，到后來的浦東開發開放，再到長三角區域規劃和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長江經濟帶發展，以及長江三角洲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等，對區域協調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長江三角洲區域規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和長江三角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政策中，都強調了上海的龍頭帶動作用，和周邊地區的各揚其長，強調了長三角的整體發展特征（一體化）。同時，這些政策和規劃也明確了長江三角洲的空間格局以及其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並給予了相應的政策支持。這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體制改革和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導向和持續完善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四，創新城市的涌現和區域創新的推進。在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創新型城市不斷涌現，形成了城市間和地區間的差異化和互補性的多動力發展格局，推動了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高潮迭起。改革開放之初，上海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唯一的創新中心和發展極。浦東開發開放以后，由於外資的大量涌入，蘇南地區開始崛起，成為挑戰上海唯一創新中心的另外一個中心，其創新驅動主要表現為嵌入全球價值鏈，推動了該區域板塊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提升，使得蘇南地區在較短的時間內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制造業環鏈的重要集聚區，同時也吸引上海制造業的資源轉移，形成了滬蘇經濟的高水平一體化，快速縮小了滬蘇間的發展差距。在長江三角洲的南翼，浙江民營經濟的崛起形成了長江三角洲另一個創新中心。寧波、溫州、義烏、紹興等一系列的中小城市依靠本土化的民營企業資源和民營企業的集聚發展，凝練出具有鮮明的內源式制度創新特征的地域創新模式，帶動了浙江經濟高速發展。進入21世紀，杭州的互聯網產業也開始蓬勃發展，形成了長江三角洲的又一個創新中心，形成杭州乃至浙江發展的新動能，並影響了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安徽從沿江產業帶主要承接長江三角洲核心區的產業轉移開始，到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安徽的發展也從傳統的跟隨型發展轉向新的創新中心的打造。創新城市的不斷涌現，維系了長江三角洲發展的持續性動力和空間上的均衡發展，帶動了長江三角洲區域內地區和地區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發展聯動格局的形成，推動了長江三角洲區域協調發展向新的高度邁進。

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還在繼續探索的過程中，仍舊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比如，如何將區域合作的體制機制與企業主導的市場化進程深度融合、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化，如何在推進統一市場構建的過程中進一步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如何在更大區域范圍內復制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經驗，如何將經濟一體化發展延伸到社會發展等多個領域、加快推進更高質量的一體化進程等，都需要進一步探索研究。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