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哲學引論

陳曙光陳雪雪

2019年05月21日09:03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話語是一個語言學、傳播學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它關乎個人、社會、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話語”是國內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筆者從事話語問題研究多年，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有必要提出“話語哲學”命題，科學闡發馬克思主義話語哲學觀。

一、話語生成論：話語范疇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話語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起初，作為話語的原初形式，語言正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1]。這可以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上去理解。動物彼此間需要傳達的東西很少，甚至“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通信息”[2]，不存在人的語言或不需要人的語言便可溝通自如。然而，自從有了勞動，“分音節的語言”開始出現，並作為人所特有的交流方式而存在。由於勞動的過程產生了協同動作的需要，這種勞動的協作性和相互性使得人們之間不得不進行直接明了的交流，於是語言應運而生。語言是伴隨著勞動實踐的不斷進步而逐漸發展的。勞動與話語的日益完善即使不是同步完成的，但也是同向進行的。不通過這種“分音節的語言”進行接觸，人們便會感到不能使用話語是一種人之為人的缺憾。另一方面，勞動以及經勞動生成的“語言聯系”共同作用，推動猿腦“逐漸地過渡到人腦”[3]，人猿相揖別的歷史的開始，“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4]以及作為新的因素的人類社會的產生。可見，話語經由人的勞動實踐而生。話語一經生成，便會對人和社會歷史的發展釋放出強大的影響力。

人類社會出現以后，話語始終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話語自形成以來，從來都不是某種僵死的、靜止的、孤立的東西，而是動態的、暫時的、聯系的產物。話語作為一種理論范疇，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一經誕生就經久不變的，更不是一個“已完成”的、封閉性的存在物，而是始終處於不斷生成、永在途中的“未完成”狀態。恰如“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1885年德文版改為‘生產方式’）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變動的，隻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5]。話語變動不居的根由在於人類社會變動不居。生產力的增長或衰退、社會關系的破壞或鞏固、觀念的形成或顛覆，都是社會生活的永恆主題，與社會生活相適應的話語體系也隻能服從生活的邏輯，隨著生活一起脈動。思想觀念的歷史、概念范疇的歷史、話語的歷史，從來都不過是以觀念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生活變遷史、物質關系運動史。

不同歷史時期，話語范疇和話語體系是不同的，反映時代問題的標識性話語也是不同的。比如，“在貴族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是忠誠信義等等概念，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則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6]。再比如，按照“三形態說”，社會歷史在整體上可以分成三大階段。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會催生與之相適的話語體系，都會凝練出具有標志性的話語范式。在“人的依賴性”階段，人身依附關系居中心地位，形成了宗教神權話語和封建君權話語﹔在“物的依賴性”階段，人依附於物的關系居主導地位，形成了資本的話語和抽象的人本話語﹔在未來的“自由個性”階段，自由而全面的社會關系成為前提，形成了關於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話語。

相反，既成論者做了這樣一種預設，即概念和思想是唯一的、永恆的存在，概念和思想的歷史是唯一真實的歷史，不變的概念支配著流動的社會生活，單一的話語主宰著不同的社會關系。於是，歷史變成了觀念意識的抽象史，成為思想和語言用以確証自身的工具。在既成論那裡，思想和話語脫離了它們的“個人及其經驗關系”的基礎，淪為純粹抽象的話語觀念和“純粹思想的特殊發展”[7]。既成論者沒有看到，“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於自己和關於人們的各種關系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是“關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的意識”，人們的話語“就是關於人自身、關於人的生存方式或關於人的最切近的邏輯規定”[8]，就是關於整個社會現實的、反映整個社會聯系的理論概括。因此，不存在某種既成話語，任何話語都不過是看似穩定的事物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都同產生它的社會基礎一樣，無時無刻不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所謂永恆的“話語神話”，比如“西方中心論”“普世價值論”“歷史終結論”“文明優越論”“世界趨同論”“國強必霸論”，隻要一回到具體的社會環境中，其真理性就立刻坍塌，其解釋力和話語權也大打折扣。

二、話語本質論：話語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話語的本質是理論的現代化，理論與話語相互支撐，構成話語的基本結構。理論（思想）與話語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理論是系統化的知識，話語是“思想的直接現實”[9]，是思想的話語呈現。理論構成話語的基本要件，話語依托理論的支撐得以立基。

理論不會無條件地轉化為話語。理論能否轉化為話語，取決於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理論本身是否徹底。成熟的理論體系是學術話語的內在支撐，是話語體系的必備構件。馬克思說：“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0]理論不徹底，如何說服人，如何成為學術共同體普遍遵循的話語，如何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話語。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根本原因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站在了科學的制高點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和不容置疑的邏輯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為全人類的解放，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創建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1]馬克思去世后，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馬克思的“幽靈”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歸根結底在於馬克思的學說依然在場，依然是當今世界無法繞開的知識體系！

當然，現實社會中我們也發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某些謬論也可能上升為主導性的話語，比如，二戰期間德國的“納粹主義話語”，蘇東劇變后的“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西方推銷的“普世價值論”“西方中心論”，西方強加於中國的“國強必霸論”“中國崩潰論”，這些話語一度甚囂塵上，掌握統治性的話語權。但若將其放至人類社會的整個歷史長河中來看，任何由謬論或者狹隘利益支撐起來的話語終歸是要被否定、被拋棄的，終歸是要由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的話語所取代的。

第二，理論是否具有強大解釋力。話語不是一個獨立的世界，而是話語中把握到的現實世界，是現實世界的話語表達。理論與現實無縫對接，圍繞時代性問題給出科學的解釋和說明，這是理論轉化為話語的關鍵。理論與現實的間距越小，理論的解釋力、說服力越強，理論就越有分量、越有市場，越有可能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話語、大眾的生活話語以及社會的主流話語。相反，理論越是遠離現實，理論轉化為話語的幾率就越低。解釋時代性問題的能力是衡量一種學術話語合理性與價值的根本標准。話語體系的生成邏輯表明：不是話語塑造現實，而是現實塑造話語﹔不是話語改變歷史，而是歷史改變話語﹔不是主觀臆造話語，而是實踐建構話語。

今天，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提供的解釋框架依然為全世界所廣泛採用，這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經久不失的根本原因。21世紀，人們如果試圖看清楚美國金融危機背后的真相，看清楚特朗普主義的實質，看清楚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動因，看清楚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看清楚西方民粹主義的緣起和走向，看清楚全球化的方向和未來，看清楚兩條道路的前途和命運，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論、歷史辯証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馬克思的社會矛盾理論、世界歷史理論、資本擴張理論、生產過剩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經濟危機理論、階級階層理論，依然是人們無法繞開的解釋框架。

第三，理論能否通達大眾。話語的大眾化、生活化是話語體系成熟的主要標志。理論要成為具有號召力的話語，必須拆毀理論與大眾之間的壁壘，讓理論說“大眾話”，讓學術話語上升為生活話語。真正有意義的話語絕不僅僅是學術圈子內的自言自語，同時也應該是大眾的生活話語。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12]。學術話語絕非僅僅是供學術共同體自娛自樂的工具，它完全可能超出學術圈子，走向大眾，成為大眾的生活話語，內化為大眾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大眾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成為大眾理解社會、說明社會、改造社會的理性工具。比如，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儒家學說既是統治集團的官方話語，也是流行於市井的民間話語﹔既是士大夫階層的精英話語，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話語﹔既是官方推崇的主導話語，也是社會的主流話語。這說明理論與話語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再比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僅僅停留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齋中而不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那它就不可能成為變革世界的物質力量，不可能參與當代世界的理性塑造。

三、話語存在論：話語歸根結底“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實際生活過程”

存在論（亦稱本體論），是關於存在之為存在的學問，歸根到底是對原因、根據的追問。但是，存在論不是追問“存在”的最近原因、最初根據，它所追尋的乃是越過“最近之因”的“最后之因”，捕捉的乃是“存在”的最后原因、最終根據。[13]

話語存在論（話語本體論），本質上是一種因果還原論，意在追問話語之所以成為話語，話語之所以發展演化，話語之所以存在殊同差異，話語之所以出現對立，其最終的根據是什麼，最后的原因是什麼。但是，話語存在論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因果還原論，其對“原因”的探尋，不是找尋諸多的原因，而是發現“多”背后的“一”，發掘某種“唯一者”。

話語作為“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14]，歸根到底決定於“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15]以及豎立其上的實踐活動，這是關於“話語的存在論”。人的思維、精神需求、語言的變化與發展，其存在論依據正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話語既是思想意識的現實表現形式，又是現實生活的思想表達方式。話語、思想活動、現實生活在實質上是連貫融通的。在實際生活過程中，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是緊密相連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16]話語以物質關系作為其生成發展進化的存在論基礎，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如果基於階級社會的視角理解話語，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以及關於這種對立的話語理論，也都是從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產生的，也就是“從敵對階級的物質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中產生的”[17]。

話語從一開始就是生活世界的產物，並且始終是人們生活世界的創造物。不存在凌駕於生活話語之上的元話語，不存在脫離生活世界的抽象話語，也不存在衍生多樣性話語的一般話語，話語“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18]。在話語的本體論問題上，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現存的語言……是通過某物從某物中創造出來的，而決不像在黑格爾‘邏輯學’中所說的，是從無通過無到無的。”[19]因為在黑格爾那裡，不確定的“一般理念”成為生發一切確定物的起點，即使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概念、范疇、語言等，也都消融在抽象理念的“機體”之中。然而，話語不是由精神觀念構建的，乃是由實踐活動建構的。話語是思維的要素，觀念的“外殼”，源於生活，生於實踐。黑格爾不僅沒有從社會生活這一根源出發，而且將社會生活設定為觀念發展史上的一個環節，“使作為觀念的主體的東西成為觀念的產物，觀念的謂語。他不是從對象中發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經形成了的並且是在抽象的邏輯領域中已經形成了的思想來發展自己的對象”[20]。觀念與存在、話語與生活的關系被顛倒扭曲。黑格爾隻關注抽象的精神、遠離現實的理念，無視演繹人的生活的現實話語，只是使用精神的語言，即一種神秘主義的語言，而不是清楚明白的語言，因而不可能達到正確地理解客觀事物。對於反映人的思維過程的話語，黑格爾典型地再現了德國人過分“敬重”思想、過分“崇拜”思想的慣性，致使話語不再是表達人的思想的語言，反而變成一種無法理解的“神的語言”。

四、話語權力論：統治階級的話語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話語

福柯說：“話語即權力。”[21]“話語”絕非一個透明的中性要素，話語本身是一種權力，是權力的一種表現形式，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話語不僅是施展權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權力的關鍵。正因為如此，話語才成為各個國家爭奪的對象。話語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說話”“語言”。人人都在說話，但並非人人都掌握了話語權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但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話語權。今天，新媒體扑面而來，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機會和舞台，因此造成了熙熙攘攘、眾聲喧嘩的話語場，但掌控話語權的卻是極少數意見領袖。可見，這裡隱含了一種前提假設：話語是一種資源，掌握了話語這種資源的人，也會擁有相應的權力，即話語權力。話語權力的表現形式有二：一是將話語道說出來，禁錮別人的思維，牽引輿論的走向，此時話語表現為顯性的權力，即有聲的話語權﹔二是將話語置入別人的頭腦，左右別人的思維，影響別人的判斷，此時話語表現為隱秘的權力，即無聲的話語權。

話語權涉及多方主體的參與和角力，話語權的分配與佔有由主體的力量來決定。根據主體力量的差異，強勢主體成為話語的主導者，掌控著話語的定義權、議題的設置權、內容的解釋權、議程的主導權和爭議的裁判權。在話語權角力中落敗的一方基本上喪失了話語權，隻能被迫選擇認同或服從強勢話語的統治。現實社會中，話語沖突的背后是利益沖突，利益沖突往往通過話語對立表現出來。話語權與其說是對既定事實的一種肯定，倒不如說是對特定主體的價值立場和利益的鞏固。

話語權與統治力量相關聯，反映統治階級的思想與利益關切。“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系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22]概言之，任何國家佔統治地位的話語不過是對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反映。統治階級的話語在任何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話語，話語權不過是“以話語形式表現出來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23]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社會的絕對統治力量，資產階級控制著整個社會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資產階級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為維系其合法性做辯護。可見，當資產階級對社會物質生產的統治映射到話語領域，他們同樣是“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24]。

在階級社會中，話語權佔有的不平衡性是絕對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理論反映的只是其自身的利益訴求，但卻稱作是全社會共同意識的表達和共同利益的代表。佔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既不佔有社會的物質力量，也不佔有相應的精神力量。他們不得不歸附於有產階級，受制於資本邏輯，服從於統治集團的話語體系，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成為喪失否定性、批判性的單面人。因此，相比較於物質力量、資本邏輯的統治，話語的控制更深沉、更徹底、更持久，更具有不可逆轉性。

五、話語革命論：“從語言降到生活”

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抽象范疇統治現實世界，超感性邏輯主導感性生活，這是發端於古希臘、興盛於德國古典哲學、余威波及當代的西方話語傳統。馬克思徹底顛覆了這一縱貫歷史兩千多年的強大哲學傳統，實現了話語邏輯的革命性變革，這就是：“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25]。

馬克思哲學話語革命的實質是話語的生活化轉向。“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從語言降到生活”[26]，這是馬克思倡導的話語建構邏輯。然而，在傳統哲學家那裡，思維與現實、話語與生活的真實關系是頭足倒置的。觀念實行著對生活世界的絕對統治，而這種統治是憑靠語言和詞句的“新形式”而實現的。所以，對他們而言，“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27]。正像他們“把思維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一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裡，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28]。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獨立的語言王國和概念世界。如果回歸現實生活世界，遵循生活邏輯，傳統哲學家的“困難任務”便能得到解決。從根本上講，“思想和觀念成為獨立力量是個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和聯系獨立化的結果……哲學家們隻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29]。概念、語詞倘若成了所謂的獨立力量，那麼，概念、語詞的生活意涵則會頃刻消失，其規范生活、引領生活的功能也會蕩然無存，變成為僅僅是單一的、表面的“詞句”。語言的世界是以現代世界為開端的，而不是現代世界作為“詞句的世界，以詞為開端的世界”[30]。從意識走向存在，從思想走向現實，從語言走向生活，話語的走向正是“它所標示的現實客體的道路”[31]。這是話語本身的大邏輯，也是話語發展的大趨向。

話語是一種生活化的“感性語言”。“話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生活的“糾纏”，體現物質生活的內在邏輯。把握話語，隻能按照“事物本身的鄉音和表達事物本質的土語來說話，……使事物本身突顯出來……按照事物的本質特征去對待各種事物”[32]。物質生活是主詞，話語是賓詞，不是話語規定生活，而是生活規定話語。話語是一種“社會的產品”。馬克思曾指出，“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33]。話語決不是某種“神奇的詞”或具有絕對的獨立性，我們應該“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34]，向現實本身去尋找話語，而不是相反。馬克思開辟的話語道路不過是回歸生活的道路，馬克思確立的話語邏輯不過是生活本身的邏輯，話語的演化升級之路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之路的話語呈現。

術語革命是話語變革的重要體現。一種思想的不斷革新或一種新思想的形成總是包含著新的敘述方式，“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35]就如古典經濟學最初作為一門新的理論學說，從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提煉出諸多新的經濟學術語，諸如工資、地租、資本的利潤、利息、勞動創造價值等問題。然而，國民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私有財產”，其初衷和目的是說明私有制可以存在於一切時代。它看到的隻有“勞動一般”的抽象范疇，利潤、地租和利息則被看成是最終的范疇。換句話說，它不是“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隻看做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而是一種“把這種生產形式隻看做是永恆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36]。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形成了一系列的經典范疇和學術術語。比如，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從總體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發現勞動的二重性，找到了勞動力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對勞動力價值理論做出深入闡發，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雇佣勞動理論、基於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剩余價值理論、資本增殖與積累理論、資本的有機構成理論、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矛盾理論、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相對人口過剩理論、資本的全球擴張與殖民理論、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與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內在相關的理論以及未來社會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和以自由人聯合體為基礎的新的生產組織理論，等等。這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隻能是一種暫時的歷史性現象，而它也必將為更高級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所代替。這些都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創新和術語革命。

六、話語功能論：“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話語的功能不僅是作為描述世界的思想武器，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且是具有實踐功能的物質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改變世界。

話語的實現程度取決於其滿足社會現實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7]。馬克思主義誕生於歐洲，為什麼能走向全世界？馬克思主義創立於19世紀，為什麼能走進21世紀？原因正在於馬克思主義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滿足當今世界的需要，在中國，情況更是如此。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實踐已經証明，中國所取得的每一點成就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成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現在，“隻有馬克思主義的最極端的思想上的敵人或無知的假知識分子才可能會真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過時”[38]。當然，在這個世界上，“最極端的思想上的敵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話語天然具有越界和擴張的本能。資本主義開辟了世界歷史，把一切民族都卷進到其創設的文明漩渦之中，造就了“東方從屬於西方”的國際話語方位。資產階級走向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西方話語世界化的過程。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它驅使資產階級奔走全球各地，開拓世界市場，“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9]。資本走向世界，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廣到全球，壟斷世界范圍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政治權力，建立起資本主義的世界霸權體系。於是，以霸權主義為支撐、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西方話語也上升為世界性話語，西方話語的世界化，意在塑造一元化的話語世界和現實世界，意在“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40]。時至今日，資本主義文明仍位於世界文明體系的核心地位，資本主義話語體系仍然是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話語，終結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正如沒有硬實力的崛起，西方不可能形成話語霸權﹔沒有硬實力的超越，東方也不可能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終結西方話語霸權，還原多元話語世界，看似是理論的真偽之辯，實則是實力的較量，根本出路在話語之外。

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是變革現實世界的“精神武器”。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朴素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41]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話語體系，自創立以來就參與了世界的理性塑造。馬克思的理論學說和話語體系像“一個幽靈”始終徘徊於世界的上空，“馬克思”仍然是當今世界無法繞過的巨大身影。美國德州大學哲學教授凱爾納（D.Kellner）說：“隻要我們還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那麼馬克思主義將仍然是合乎時宜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將有助於促進民主、自由、正義和平等，並能夠同僅僅促進富豪權貴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隻要巨大的階級不平等、人類痛苦和壓迫還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批判理論和它的社會變革思想。”今天，人們逐漸認識到，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這套話語體系。沒有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資本主義決不會收起它猙獰的面目﹔沒有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今天的世界，更不會有光明的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仍然是我們的同時代人，馬克思主義始終是人們追求解放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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