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鐫刻歷史融入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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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冠軍採訪金沖及（右）。資料圖片

學人小傳

金沖及，1930年生於上海，1947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中國近代史學者，著名的辛亥革命史、民國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他先后任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先后主編了《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陳雲傳》等﹔和胡繩武教授合著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獲第一屆郭沫若歷史學獎）、《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論清末立憲運動》等著作。在75歲高齡的時候，依然身挑重擔，編撰出皇皇120萬字的巨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80歲以后，又出版5種著作，其中的《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獲2016年中國好書獎。

歷史像一個沙漏，金沖及是細數每一粒沙，並能夠披沙揀金的人。

歷史像一面鏡子，金沖及是經常為它拂拭灰塵，並用這面鏡子照見未來的人。

歷史更像一把解剖刀，這把刀在金沖及的手中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北京市西城區平安裡東南的黃城根附近，有一條小巷名叫前毛家灣，如今是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所在地。近代史和中共黨史專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的辦公室就在這座院子的一間老式書房裡。

2019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第一次來到這條神秘的小巷，採訪了慕名已久的金沖及先生。88歲高齡的他滿頭銀發、紅光滿面、笑容可掬，說起話來並沒有想象中的高深和嚴肅。他操著略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既輕鬆愉快，又溫暖平實，幾句寒暄下來，讓人如沐春風。

為民族立志

1930年12月，金沖及出生在上海。他中學時就愛讀史書，初中一年級的歷史課程得了98分，小小年紀便讀過《史記》、《綱鑒易知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等書籍。

順著古代史，金沖及又漸漸走進中國近代史以及歷史研究方法這一領域，陸續閱讀了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和《補編》等學術著作。中學時代對歷史書籍的大量閱讀，對金沖及后來走向歷史學研究起了引導入門的作用。

1947年，金沖及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1949年改為歷史系）學習。之所以選擇歷史專業，他思想上有過斗爭，因為以后找工作很困難。而那時的高校招生，是一所一所大學單獨進行的，金沖及還報了另外一所大學的化工系，也被錄取了，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

在金沖及看來，歷史講的是人類和中國社會怎樣一步一步地演進，是古往今來那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最動人的歷史場面和最有智慧和才能的歷史人物，讀起來能夠吸引人、打動人，能夠擴大眼界、增長智慧，越深入就越會被它所吸引。

進入大學之后，金沖及起初非常用功。但眼見社會狀況的一天天崩壞和國民黨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他實在無法平靜地埋頭苦讀了。

在2003年第3、4兩期的《中共黨史資料》上，刊登了金沖及中學好友丁彬榮保存的金沖及1947年底至1948年初共40天的日記。這些日記真實記錄了當時的情形。

寫這些日記時，金沖及才讀大一，1947年的嚴冬，上海街頭每天都有凍死的難民，同濟大學學生首先發起勸募寒衣的活動，復旦大學地下黨組織抓住勸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議九龍城事件這些合法活動，發動團結了一大批學生，開啟了一個新局面。

1948年1月29日，同濟大學抗議校方開除100多名學生，進京請願，復旦大學學生支持聲援，國民黨當局調動軍警進行了殘酷鎮壓。那天，金沖及始終在場，他目睹了軍警馬隊沖入密集的學生隊伍，用馬刀亂砍﹔學生們退回同濟大學禮堂舉行抗議晚會時，淞滬警備司令突然登台，厲聲講話，軍警們沖入會場﹔被趕出會場后，學生們在嚴冬的廣場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地坐著，面前是軍警的一圈刺刀﹔最后在深夜中，學生們被軍警武裝押送回校，行列裡有人低聲哼唱著《跌倒算什麼》。

這些刻骨銘心的場景，讓金沖及終生難忘。那一次，他被校方記了一次“大過”。

面對如此情形，一個有正義感、有血性的年輕人怎能隻埋頭讀書呢？民族危亡、國難當頭，血淋淋的現實讓金沖及橫下了一條心，全身心投入當時的愛國民主運動中。

那段時間，金沖及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和黨的理論，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封面上印的是“文章講話，葉聖陶著”，仿佛是葉聖陶寫的書，其實裡面別有洞天。這樣編印主要是躲避國民黨的檢查。

1948年年初，金沖及秘密加入了黨組織。8月，國民黨政府特種刑事法庭以“擾亂治安、危害民國”的罪名傳訊並通緝了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轉移了。

上海解放后，金沖及重新回到復旦大學，先后擔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學生代表）、學生會主席、第二屆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因為忙於各種社會活動，他常常缺課，即使如此，復旦大學的系統專業教育對他的影響依然很深。

當時，有一批名師給金沖及上過課，如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胡厚宣、蔣天樞、馮雪峰、唐弢、章靳以等。正是在這些名家大師的熏陶之下，金沖及心中樹起了一根“怎樣才算是做學問”的標尺，逐漸懂得了研究歷史的方法。

也正是這段時期，金沖及利用課外時間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這些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在他頭腦中深深扎了根，且終身受用。

為史學立心

1951年，金沖及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留校，先后擔任校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等職。最初，他還是希望能回到自己最喜歡的歷史專業，但一想到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如果此時就各奔前程，自己良心上過不去。從那時起，直到2004年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崗位上離休，除去“文革”中的幾年，除去開會和調研，金沖及幾乎每天都是坐在辦公室裡上班，前前后后共53年。

1952年，復旦大學黨委鼓勵有條件的黨政干部在系裡兼課，當時叫“雙肩挑”。這自然是金沖及十分願意的。全國院系調整后，教育部規定大學歷史都要設置中國近代史課程，而此時的中國近代史主要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段歷史時期。在過去的史學傳統中，很多人不把中國近代史看作是一門學問，老先生們也極少涉及，這給了金沖及一個難得的機遇。

從1953年起，金沖及開始給復旦大學學生講“中國近代史”，1960年起又陸續帶過5個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研究生”），這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者。而在金沖及看來，講課更是一次非常好的學習過程。

金沖及說，他第一次發表史學文章，事前並沒有想很多。那是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了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影響很大。文中提出，可以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作為中國近代史劃分時期的標准。金沖及當時教這門課已經一年有余，有了一些想法，覺得應該把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斗爭狀況結合起來，作為劃分中國近代史不同時期的標准，兩者是一致的或有聯系的。

1955年春節，金沖及在辦公室值班，想著該把這個意見提出來，就用一整天時間撰寫了《關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寄給《歷史研究》編輯部和胡繩商榷。沒想到《歷史研究》很快就發表了，引起史學界的重視。金沖及也由此得到了胡繩的關注。

1955年，金沖及撰寫的《論1895年到1900年英國和沙俄在中國的矛盾》一文，發表在復旦大學學報之上。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資料寫成的長篇史學論文。1956年，他又發表了《雲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人民日報》學術版專門介紹了這篇文章。

那幾年，金沖及一年隻寫一篇論文。他認為，與其一年寫十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用心寫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長進，努力做到寫一篇文章就進一步。“事實証明，在研究工作剛起步的時候，這樣做是很有好處的。”金沖及說。

1965年，金沖及根據組織安排被調到文化部工作。沒想到“文革”很快爆發，他先是被作為“當權派”給綁回復旦大學，接著又受到各種莫須有罪名的審查。其中有三年時間，他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種水稻，當地天氣酷熱，稻田裡的水蒸氣有一尺多高。有一次，金沖及實在沒有撐住，暈倒在田裡，發燒超過40℃，幸好被及時送到衛生所救醒。

1972年，馬王堆漢墓發掘成功，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先將《文物》等三個刊物恢復起來。這一年年底，金沖及被調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先后擔任副總編輯和總編輯達10年之久。由於工作需要，他系統補充了考古學的相關基本知識，甚至為弄懂文物的歷史背景，還用一年的業余時間讀完了《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后來又在二十四史中挑出十四種進行研讀。

這段經歷使金沖及深刻體會到，無論在什麼樣的工作崗位，即使是原來不熟悉或不期望的崗位，隻要全力以赴地投入，總會有所收獲。如果只是因為本職工作不符合自己的願望，就一味應付了事，其結果隻能是時間白白浪費掉，還一事無成，那才真的不值。

為偉人立傳

1981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李琦為編寫《周恩來傳》，通過中央組織部把金沖及調去，先是借調，到1983年正式調入。1984年，金沖及擔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務副主任，直至2004年離休。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主要任務，一是編輯出版黨和國家以及主要領導人的文集、文獻匯編，二是研究這些領導人的思想和生平。金沖及做得更多的是后一項工作，他主編了《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共同主編了《毛澤東傳（1949—1976）》《陳雲傳》《李富春傳》，前兩種分別獲得第三屆和第一屆國家圖書獎。他也曾在八個月的時間裡，在胡繩的主持下，參與編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寫人物傳記，主體是寫人，要寫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的經歷和發展。把一個人寫活並不容易，何況是偉人和著名人物。對此，金沖及下了大功夫、細功夫、苦功夫，他把大量時間用來翻閱浩如煙海的原始檔案，細心弄清每一件史實。

在編寫偉人傳記時，金沖及特別注重處理好六個關系——

一是傳主和歷史環境的關系。講一個人，一定要把他放在比較寬廣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當時的時代氣氛等。二是思想和行動的關系。人的行動都是由思想來指導的。寫人物傳記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弄明白他是怎麼想的。三是正確和失誤的關系。寫人物傳記，容易產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毛病，用科學的態度來寫，才真實可信，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四是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既然是寫個人傳記，主要的內容當然是寫傳主，也要寫他各個時期上下左右的人，這才是活生生的歷史。五是性格和事件的關系。對重要的歷史人物，要選擇他在一些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也需要寫一些他與親人、朋友、身邊工作人員等接觸的小事，這樣才能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六是敘述和議論的關系。人物傳記，主要是敘事，議論的文字要寓於敘述之中、用在關鍵處，畫龍點睛。

為偉人寫傳，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資料。為此，金沖及查閱了大量的黨史資料。可以說，金沖及是系統查閱並熟悉毛澤東、周恩來檔案的專家學者。

在編寫《周恩來傳》時，金沖及專門征求了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表示，周恩來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的傳怎麼寫由組織和中央決定，她個人不發表任何意見。

《周恩來傳》出版后，鄧穎超要身邊人每天給她讀二十分鐘。聽完后，她對傳記的文風十分滿意，專門找金沖及去家裡談話。鄧穎超對金沖及說，這部《周恩來傳》是一個創新，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歷史情況，並且澄清了一些問題。

除負責編寫領袖人物傳記外，金沖及還參加了一部分領袖人物年譜的編輯工作。在他看來，年譜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史書體裁，是人物傳記的別體，但同傳記相比又有差異：傳記可以根據作者的認識，著重敘述並剖析傳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而省略一些次要環節。在行文時，也不必過分拘泥於時間順序。年譜則不同，必須嚴格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后，逐日記錄。這樣，縱向上可以更細致地看到譜主的思想和活動怎樣一步一步地發展，橫向上可以更容易看清譜主所面臨的客觀環境。讀者在閱讀傳記時沒有弄清的一些問題，往往可以從年譜中找到答案。傳記和年譜兩種體裁，各有所長，可以互相補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活到老，學到老，寫到老。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之后，金沖及依舊承擔了不少工作，他感覺自己可利用的時間還是有限，想做的事還有很多。

金沖及在75周歲的第二天，就開始動手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這部書從中日甲午戰爭一直寫到2000年，金沖及的研究范圍正好包括清末到改革開放這100多年，他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原始歷史資料，也親歷了很多歷史事件。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共120萬字，金沖及不會用電腦打字，隻能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將近三年時間才完成，2009年9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2010年獲得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

隨后，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十后治史叢稿》。201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2014年，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舊中國的交替》。2016年，三聯書店出版了《聯合與斗爭：毛澤東、蔣介石與抗戰期間的國共關系》《第二條戰線》等。金沖及的一批有影響力的史學著作相繼問世。

以史明道，以史鑒心，以史警世。從對民族危亡的思考而走向史學研究，到對中國道路的自信而為偉人立傳，為了自己熱愛的史學事業，在一座小樓裡，冬去春來，寒來暑往，金沖及奉獻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精力。

為后學立范

金沖及著作等身，其學術思想和治學品格也被后學視為榜樣。他的兒子金以林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史學會副秘書長，是一位民國政治史、教育史、國民黨史的研究專家，孫子金之夏也受父輩影響，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后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攻讀研究生。

史學界習慣稱金沖及為“金老”，已過天命之年的金以林也有同學和同事叫他“老金”，金之夏在家裡家外則理所當然地被喚作“小金”。對此，金沖及風趣地說，我們家三代人搞史學，依次為金老、老金、小金。“三金”有時會在家裡討論史學話題，有時甚至會出現激烈的爭論。

對於史學研究，金沖及告誡年輕人：“知識面要寬，但隨著年歲增長和基礎知識的積累增多，研究工作應該考慮確定一個重點方向。這樣，精力才能集中，研究才能做得更深透。不能老是東一槍西一槍，什麼都弄一下，結果什麼都隻能如蜻蜓點水。”

關於如何處理好日常工作與學術研究的關系，金沖及的體會則是：“開始做史學研究對我來說隻能算是‘副業生產’，有時甚至隻能算‘業余愛好’，在晚上八九點后和節假日進行。”“我的體會是要突破兩個思想障礙：一個是‘等’，總想等條件好了再大干一番﹔再一個是‘怨’，抱怨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這兩種想法都徒勞無益，反而把時間白白浪費掉。唯一的辦法就是經過盤算確定研究工作的目標，然后抓緊每一點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下狠心干下去。應該擔負的其他工作任務，一定認真負責地做好。自己研究工作的進度可以調整以至推遲，但目標決不放棄，不動搖。”

金沖及回憶，他與胡繩武合作完成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150萬字，就是在業余時間寫完的。“當時的確下了狠心，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而且，那時年齡還不大，精力比較旺盛，隻要合理安排，持之以恆，仍可以‘雙肩挑’，而且‘兩不誤’，這是為事實所証明的。”

在談及做學問的訣竅時，金沖及說：“從史學專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問題意識、廣闊視野、嚴謹學風和文字表達等都很重要，但重點是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是陳寅恪先生提出來的，周谷城先生也說過，你如果能提出一個好的問題，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胡適說，對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治學要在不疑處有疑，他的話不全對，但說的也是要能發現和提出問題。研究，就是為了解決問題，這和寫一般的宣傳文章完全不相同。宣傳是將‘已知’的道理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使別人能比較深地理解﹔而研究則是要解決‘未知’的問題，變‘未知’為‘已知’。兩者都很重要，但畢竟有所不同。”怎麼樣才算真正具備了“問題意識”呢？金沖及指出，一是通過研讀有關史料提出問題﹔二是讀史料要邊讀邊思考，包括對已有思考的反思﹔三是要充分重視問題的全部復雜性。“可以說，有了問題才會去尋求解決。問題意識，不僅是研究的方法，應該說也是研究的動力。”

201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金沖及的《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他之所以要寫這部書，目的就是想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先后主持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本書的胡喬木和胡繩，在編寫的過程中有許多次講話。這些講話，對讀者了解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問題，如為什麼那麼寫，對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有幫助。”

胡喬木和胡繩講話時，通常隻有四五個人在場，並不准備發表，講得也比較隨意。由於長期的職業習慣和訓練，金沖及對這些講話做了詳細記錄。這些記錄在他的筆記本中擱置了20多年。記的時候，字跡相當潦草，別人不易辨識，有些話對不了解當時語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

“如果不趕緊整理出來，將來成為廢紙實在可惜，心裡總覺得欠了一筆賬。”所以，金沖及花時間把它整理了出來，希望對后人有所幫助。

2016年，三聯書店推出“金沖及文叢”，至今已出版了《向開國領袖學習工作方法》《生死關頭》《轉折年代》《聯合與斗爭》《第二條戰線》。這套文叢深受讀者喜愛，暢銷不衰。而在編輯出版的過程中，金沖及又發現了一些新的史料，例如陳誠、胡宗南、錢大鈞等人的日記，便把書稿要了回來，重新進行修改和補充。

為史求真，為學求精。“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就像一場接力跑，前人到達的地方，就是后人繼續前進的出發點。”這就是金沖及的治學精神和人生態度。

有人鐫刻歷史，有人融入時代，有人既鐫刻歷史也融入時代，這就是近代史和中共黨史專家——金沖及。

程冠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詩人、作家、理論工作者，先后任《學習時報》記者、中央黨校理論網採編中心主任，現任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邵建斌，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