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發展的包容性與多樣性

　　印度次大陸有如大海，外來文化不斷匯入其中，最終形成了現在以包容與多樣聞名於世的印度文明。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對印度文明感嘆道：“它與波斯人、埃及人、希臘人、中國人、阿拉伯人、中亞細亞人及地中海各民族皆有親密的接觸。雖然它影響過他們，可也受過他們的影響，然而它的文化基礎還是相當堅實。”

　　多樣性是印度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印度有人種博物館、語言博物館和宗教博物館之稱。印度種族多樣，膚色多樣，包括印歐人、達羅毗荼人、原始澳大利亞人、尼格利陀人、蒙古人種等。這些人有的是印度土著人，有的是不同時期從歐亞大陸或海上來到印度次大陸的外來移民。從歐亞大陸來到印度的途徑有兩個：或者從西北部的山口進入，或者從東北部山區漸次遷入。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臘人、斯基泰人、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阿富汗人是從西北部山口進入的，而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移民多是從東北部山區漸次遷移而來。早期的阿拉伯人和后來的歐洲人大多從海上來到印度。這些外來民族有的是通過外來入侵的方式進入，更多的是通過和平遷移方式進入印度。他們在印度定居下來，融入了當地社會，成為印度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拉其普特人和部分穆斯林的經歷可以印証這一點。一種流行的觀點是：聚居於拉賈斯坦邦的一部分拉其普特人的祖先可以溯源至外來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等，他們在當地建立政權，通過祭司編纂譜系轉而成為剎帝利種姓，成為統治階層。印度部分穆斯林的祖先可以追溯至現在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地，他們在德裡蘇丹和莫臥兒王朝時期構成了統治階層的一部分。

　　印度的語言也是多種多樣。印度語言的多樣化正是文明融合的體現。印度語言分屬多個語系：78.05%的印度人說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19.64%的印度人說的語言屬於達羅毗荼語系，其他少數人所說語言分屬澳亞語系和漢藏語系等。印度憲法表列語言有22種，憲法未表列語言有100種。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印度有30種語言的使用者超過一百萬人口，使用者超過1萬人的語言總共有122種。作為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支的梵語，是印度教經典《吠陀經》的記錄語言。梵語又與印度各地方語言結合衍生出印地語、旁遮普語、克什米爾語、古吉拉特語、拉賈斯坦語、馬拉塔語、孟加拉語和烏爾都語等多種語言。烏爾都語是典型的文明融合的產物，該語言形成於中古時期，源自梵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是在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共同影響下形成的語言。上述印歐語系印度分支語言的形成充分體現了文明的融合，它與南部的達羅毗荼語系諸語言和諧共生數千年。后者包含的地方性語言有泰米爾語、泰盧固語、坎納達語、瑪裡雅蘭語等。由於達羅毗荼語系各邦對印地語作為印度官方語言的抵制，英語實際上已經成為印度唯一全國通用的官方語言。另外，印度西北部和東北部一些民眾使用的語言屬漢藏語系，它與當地歷史上的民族遷移密切相關。

　　印度還有宗教博物館之稱。印度次大陸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的誕生地。除了本土誕生的宗教以外，印度還容納了諸多外來宗教，諸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和巴哈伊教等。這些外來宗教在不同歷史時期傳播至印度，並使很多本土居民皈依。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79.8%的人信奉印度教，14.2%的人信奉伊斯蘭教，2.3%的人信奉基督教，1.7%的人信奉錫克教。印度教一般被看作是多神教，這與它擁有數不清的神靈有關，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其是一神教。抽象的“梵”是一些印度教精神導師最推崇的概念。印度教中“梵”的概念與道教中“道”的概念相似，都被看作是宇宙的最高本體。証悟“梵我如一”始終是印度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從“吠陀的末份”《奧義書》的創作者到中古時期印度教集大成者的商羯羅，再到近代享譽西方的辨喜莫不如此。相信“梵我如一”的印度教徒認為，不管是人、神抑或是精靈，他們都只是梵的顯現，“大梵”與“小我”其實並無二致。“梵我如一”的概念就像一根繩索把紛繁復雜的印度教信仰串了起來，使印度教成為最具包容性的宗教之一。伊斯蘭教傳至印度可以追溯至公元7世紀，德裡蘇丹和莫臥兒王朝等伊斯蘭教政權的統治促使更多本地印度人皈依，據統計，印度穆斯林人口約佔世界穆斯林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受印度本土文化影響，印度穆斯林內部也有種姓劃分。錫克教的誕生本身就是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一種結合，是由古魯那納克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融合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創立的一個新型宗教，該宗教在當代依然富有活力。瑣羅亞斯德教和猶太教在印度也有久遠的歷史，印度有世界上最多的瑣羅亞斯德教信徒。

　　印度文明的包容性和多樣性既體現在人種、語言和宗教的接納與發展方面，又體現在貿易交換和文化交流的廣泛性方面。印度對外貿易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印度河文明時期，那時的人們已與遠在千裡之外的兩河流域存在貿易往來。古代羅馬人與印度也有頗多貿易往來，羅馬作家曾因為交換各種奢侈品導致黃金從羅馬大量流入印度而深感痛惜。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的錢幣與貴霜帝國國王迦膩色伽的錢幣曾在同一個地方被發現。印度佛學家、漢學家師覺月在《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一書中談到，張騫在西域古國大夏發現中國西南省份出產的竹棉制品，或許是由印度商旅經由北部印度和阿富汗運送過去的。玄奘在東印度見到迦摩縷波國王時，后者詢問他關於當時阿薩姆地區非常流行的《秦王破陣樂》的情況。《秦王破陣樂》是慶祝秦王李世民凱旋的樂曲，史載該曲以“擂大鼓為主”“雜以龜茲之樂”。玄奘訪印時距離《秦王破陣樂》的誕生時間並不長，可見那時雖然交通不便，中印之間的人員與文化交流卻並不少。南印度的朱羅王朝鼎盛期也曾經多次派使者通過海路與中國互通。

　　新航路開辟以后，印度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在頻率和范圍方面都大為增加。其中，英國殖民統治給印度帶來的影響最為深刻。英國殖民者的侵略造成印度手工業的衰敗、農村的廣泛貧困等，為了加強殖民統治，英國在印度還建立了文官制度，引入英式法律體系和議會民主制度，推進鐵路、公路和郵政等基礎設施建設。印度精英在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大多主張改革印度社會弊端，發揚傳統文化精髓和吸收西方進步理念，他們兼容並蓄的主張為印度傳統文化的揚棄式傳承與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印度社會的多樣色彩更加鮮明。

　　印度數千年的歷史表明，輝煌燦爛的文明必須具備一定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在《印度的發現》一書裡，尼赫魯談道，“古代印度，像古代中國一樣，自成一個世界，它本身就是形成一切事物的一種文化和文明”。開放和包容是文明發展與繁榮之基，閉關鎖國和排他性發展是行不通的。

　　（作者：金永麗，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