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光明論壇·溫故】

　　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為事者，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寫給好友元稹的《與元九書》。晚唐張為著有《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按作品的內容與風格分為六類，其中白居易被列為第一類詩人之首，號為“廣大教化主”。他對白居易的這一評判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獲得這樣的稱號，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堅持“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原則。這一原則回應了當時文藝創作遇到的挑戰，因其注重發揮文藝的基本功能，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而獲得后世廣泛的共鳴，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我國在魏晉時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對文體、內容、語言等的反省與研究使文藝漸漸開拓出新的天地，為進一步走向繁榮奠定了基礎。但過猶不及，片面重視形式、忽視內容的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來駢文講求對偶、聲律、用典、藻飾的特點，使其脫離生活，喪失了實用功能﹔詩歌在中唐出現了以“大歷十才子”為代表的創作傾向，他們追求麗辭、精於雕琢，反映的生活較為狹隘，“竊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以為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亂后，已進入藩鎮割據、朝局動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階段，罔顧現實而空玩文字，自是背離了士人的責任，也扭曲了文藝的主要功用。於是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等發起“古文運動”，務求恢復文章質朴自由、言之有物的傳統﹔白居易、元稹等發起“新樂府運動”，倡導詩歌承續《詩經》和漢魏樂府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能。白居易論詩文的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與元九書》中，除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還以自身創作實踐為依據，提出了一些與之相關的主張，如認為詩歌應“經之以六義”“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詩人應“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的詩文創作忠實地踐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論是他在入仕初期為盩厔尉時，還是他在朝為左拾遺、左贊善大夫，在地方為江州司馬、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時，甚至是在為母喪丁憂期間，都有許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的疾苦，如其《新制布裘》詩中言：“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裡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夏旱》中言：“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焦我田畝。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悲憫情懷與杜甫一脈相承，所以清代葉舒璐《讀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間廈，香山萬裡裘。”白居易的《諷諭詩》一百五十首是他現實主義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觀刈麥》《賣炭翁》《採地黃者》等，都是廣為人知的名篇。而其諷諭之作中卻絕無怨毒，只是“願得天子知”，以達到輔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當然，白居易也寫有不少反映個人生活情趣的感傷詩和閑適詩，如《琵琶行》《錢塘湖春行》《問劉十九》等，情意真摯，充滿著靈動的生活氣息。與“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原則相關，他在詩歌創作中擅長以賦法鋪陳，力避艱澀、怪險，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學風格、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對現實的強烈關注、語言的平易並不意味著藝術性的減弱，以詩歌為例，白居易認為“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所以他非常重視以優美的意象興發情感，注重以和諧的韻律連綴詩章，《琵琶行》《長恨歌》等作品皆為平易而美的佳作。

　　清代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評價說：“白公之為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回顧中國古代文學史，那些獲得崇高聲譽的文學藝術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陸游、辛棄疾、鄭板橋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樣，為時而著、為事而作，“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即如陶淵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發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潔的情操，其作品同樣是對特定階段時與事的真切反映。文學史上也有遠離社會生活、表現輕靈空寂個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實上，中國文學自《詩經》、楚辭起，就形成了抒寫人生、關注現實的傳統，后經歷代詩教的強化，遂成為民族的審美文化精神。這樣的美學傳統，使文學藝術總能反映人民的悲歡、時代的風雲，成為裨補時闕、塑造民族靈魂的豐厚滋養。歷史一再証明，如若脫離現實、遠離人民，終將使創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后七子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執迷於泥古，過於重視法度格調，雕章鏤句，終難有大的文學成就，也說不上有多少歷史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於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這樣的創作觀念，正是對傳統文藝精神的繼承和提升。當前適逢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新時代，國家空前強盛，人民生活豐富多彩，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為文學藝術家施展才華提供了無盡的可能，“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精神，自應被發揚光大，並被賦予與新時代相應的新內涵。

　　 （作者：馬奔騰，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