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歷史觀”看五四運動

在近代世界劇烈的大變局中,中華文明不得不進行轉型,探索真正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最終經過風雲激蕩的五四運動洗禮與錘煉,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這是五四運動所昭示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

所謂“大歷史觀”,簡言之,就是要秉持一種整體化的文明思維與歷史意識,在回顧往昔、直面現在、開創未來的維度上,在立足中國、環顧世界、縱貫古今的視野中,考察關乎我國發展進程的重大事件。具體到五四運動,我們必須將其置於悠長深厚的文明演進與歷史變遷的脈絡中,由文明轉型、道路選擇、思潮交融與精神傳承四個維度去追根溯源、多方比較,才有可能從這一幅雄壯斑斕的百年畫卷中,提煉出歷久彌新、值得資鑒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歷經五千多年的孕育、生長、碰撞與融匯,我國形成了獨具一格的中華文明。數千年來,中華文明既堅守本根又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理想和精神。然而,任何文明有其優長,定亦有其不足。降至清代,隨著統治者政治上奉行專制高壓,文化上大興文字獄,對外關系上採取閉關鎖國,中華文明逐漸失去了往日活力。與此同時,歐洲英法諸國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實力與日俱增,開始不斷對外擴張。終於在1840年,西方與中國相遇,之后不僅是西力東侵、資本東移,西學也伴隨堅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華夏大地。毫無疑問,彼時中國深陷於李鴻章口中所形容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裡。換言之,中國已處在文明轉型的“歷史三峽”之中。破局之道,隻有勵精圖治,實現向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

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認為自1840年始,清政府在“戰后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 “堂堂天朝,竟任夷隊縱橫,為之大哭”,士大夫們紛紛驚愕失措。痛定思痛,唯有改弦易轍,選擇改革,洋務運動由此開始。這場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運動歷時35年,時間不可謂不長,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動,力度不可謂不大,由軍工制造延及民營企業,規模不可謂不廣。奈何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一敗涂地。為何追摹洋務也改變不了任人欺凌的現狀?作為當時新政實操者的李鴻章道出了實情:“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單靠引進軍事科技,發展工商業,並不是治本之計。

此路不通,則再覓新徑。1898年6月11日,旨在學習西方君主立憲制的戊戌變法正式啟動。這場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卻因保守勢力的阻撓、實施者能力不濟和變法措施過於激進等因素,僅持續了103天即宣告失敗。可見,資產階級改革道路,也絕非救國良策。

改革不行,便隻有革命。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篳路藍縷,百折不撓,用17年時間帶領無數革命志士推翻了在中國延續長達兩千多年的傳統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過皇帝雖然沒了,亂象依舊叢生。先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緊接著張勛又擁戴溥儀復辟,兩場鬧劇未果后舉國陷入大小軍閥混戰之中。

數代中國人真心向西方學習,前赴后繼,卻一再無疾而終,道路選擇上的慘痛教訓彰彰在目。內憂未已,外患驟至。就在國內政局風雨飄搖之際,1919年5月初,中國外交團在巴黎和會力爭權益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所謂“公理戰勝強權”的美麗童話頓時化為幻影。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學生領袖羅家倫寫出了國人的真切心聲。

中國又一次站在了選擇道路的十字路口。

梁啟超在回顧近代道路選擇的理路時寫道:國人“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接著“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辛亥之后“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這大致勾勒出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變遷軌跡,但尚未從更縱深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演進的角度去探究為何最終落腳點是思想理論層面。

具體而言,五四運動孕育於戊戌維新以來文化演變積累的基礎之上。

首先,文學改良促使白話國語最終成立,新文學建設因之成績斐然。數千年來,中國言文分離的現象極其嚴重,造成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間的隔膜,極大妨礙了文化創新機制的發展。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口號。此文一出,標志著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雙潮合一”。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人紛紛投身新文學創作熱潮,其中以魯迅的成績最大,他曾自我評價道:“從1918年5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

其次,新式教育理念的廣泛引介,教育改革隨之趨於深入。白話國語的普及,利於社會大眾對新式知識、思想的接受,發端於清末的新式教育改革也由此步入了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近代留學教育在進入20世紀后驟然勃興,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了規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國實行“退款興學”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漸興起。其中尤以留日學生在清末民初的影響力為大,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留日進步學生終成長為五四運動的核心力量。

再次,青年學生的覺醒,新型知識人群體的出現。青年們的覺醒,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個人”的覺醒,即對自主人格、個性自由的向往與追求﹔二是對社會、民族、國家的使命的覺醒,也就是說,廣大青年自覺意識到自己將擔負未來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重任。

最終,語言的遞嬗、教育的革新,加之知識人的誕生,促使諸多新的價值觀念相互激蕩,深入人心,並且隨著這場運動的深入發展,最終與馬克思主義深度結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從此步入了新階段。

揆諸史實,該情況與五四前后中國復雜激蕩的思想局面也密不可分。那時的中國思想界,可以說是諸種思潮並峙,知識分子們面臨著理論抉擇的“三岔口”。1918年底,梁啟超赴法參加巴黎和會,沿途目睹飽受戰火蹂躪的歐洲大陸,滿目瘡痍、一片瓦礫,不禁喟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曾幾何時,歐洲所代表的,是國人刻意追求的“現代性”文明。然而一戰爆發所造成的景象,正如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形容的,“19世紀崇高偉大的文明大廈,也從此在戰火中灰飛煙滅”。這令中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指導理論問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們首先深刻反思現代性,如陳獨秀引介歐洲最新思潮動向:“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實物質文明為美備,咸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正是在透徹反思歐洲的基礎之上,加之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他們最終皈依馬克思主義。從此,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

從反思現代性到服膺馬克思主義,中共早期領導人的思想內在演進脈絡,彰顯出他們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醒。

應當說,在近代世界劇烈的大變局中,中華文明不得不進行轉型,探索真正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最終經過風雲激蕩的五四運動洗禮與錘煉,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就是五四運動所昭示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

偉大的運動必定會留下偉大的思想遺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五四運動的興起,正是愛國主義傳統為之提供了強大不竭的思想資源,同時隨著五四精神的日益豐富,又給自古有之的愛國主義傳統注入了新的內涵。立足當前,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精神,我們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研究五四精神,必須“深入研究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意義”。

“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要在物質上強,更要在精神上強。精神上強,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話意味深長。我們要實現的偉大復興,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歷史底蘊和文化滋養的文明大國之復興。以此大歷史觀的眼光回望五四,就必然要求我們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隻有堅持這種鍥而不舍的歷史追問,堅持反本開新的思想闡釋,一百年前的那場偉大運動才能永遠綻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