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流派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借助報刊等媒介，幾乎都在中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其中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后來居上而成為影響國人的主導思想，與這一時期的傳播有很大關系。

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以派別而論，大致有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多種。其中大多是曇花一現，影響大的除了馬克思主義，就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現在我們一般不把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歸入社會主義之列，但在時人看來，這兩種亦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如陳獨秀在一次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中就指出，“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有五派：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行會社會主義”（即基爾特社會主義）。而且他特意提醒國人“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另如張東蓀在《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及現有的社會主義派別，認為包括“工行的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即基爾特社會主義）“多數的社會主義（Bolshevism）”“無治的社會主義（Anarchism）”（即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的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陳獨秀和張東蓀分別是主張馬克思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上述看法應當說反映了當時一般讀書人對於社會主義流派的認知。

從時人對社會主義流派的劃分中，也可以看到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既是模糊的，又是泛化的。瞿秋白曾言當時他們一些人雖對社會主義的討論有無限的興味，但對社會主義含義、社會主義流派的理解卻像“隔著紗窗看曉霧”。這正可反映出對社會主義認知模糊的一面。不僅如此，這一時期幾乎一切有關社會改革的主張或“社會”的言論往往都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呈現泛化的一面。

不過，也應當指出的是，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許多人已經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或稱之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將其他派別的社會主義視為非科學社會主義。

雖然現在常有研究者指出當時有關社會主義的辯論、論爭，論戰意味並不濃厚，甚至是“因相近而區分”，但不可否認的是，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之間確實存在彼此競爭、刻意凸顯與對方不同的一面。而且，正是由此引發了這些有關社會主義的爭論。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和1920年爆發的社會主義論戰即是其中最為著名的兩次。

表面上看，“問題與主義之爭”似乎並不是一場有關社會主義的爭論，而是圍繞多研究“問題”還是多研究“主義”而發。但究其實際，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知亦是雙方爭執的一個焦點。

這場論爭的主角是胡適與李大釗，一個已被國人視為實驗主義的代表，另一個也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場論爭雖然持續幾個回合即戛然而止，卻也顯示出多研究“問題”的一些缺陷，進而凸顯了主張和傳播“理想的主義”的合理性。此后談“主義”、主張社會主義者不但未曾減少，反而日漸增多，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

“問題與主義之爭”之后，一場名為社會主義的大論戰接踵而來。這次論爭更是因持續數年、參與人數眾多、論辯意味濃烈而受人關注。而且，這場論爭還是其時傳播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之間第一次真正的、有一定規模的、影響亦頗大的較量。論爭的主角是陳獨秀和張東蓀。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論爭爆發之時正在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后者是這一時期有名的報人、西方哲學的積極傳播者，在論爭中明確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

最近的研究顯示，張東蓀是在論爭后期才表明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應忽視的是，早在論爭之前，張東蓀即已頗為贊賞基爾特社會主義，並試圖在中國尋找令其實現的基礎。中間雖有反復，但他最終還是宣稱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以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對。論爭的激烈尖銳，對於他的這種選擇無疑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社會主義論戰過程中，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堅信資本主義必倒、社會主義必興是世界發展的總趨向，並以此批評張東蓀等人單一強調發展實業的不足。而論爭中有所討論的資本主義階段是否可以跨越等問題也有助於馬克思主義者依據國情展開進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此次論爭也強化了張東蓀等人與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歧與對立。由思想進而政治立場，進而政治抉擇，無一不反映了這種對立。

綜上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思想大都在中國得到了一定的傳播。社會主義各派別之間往往存在競爭的一面，而這種競爭又多是以辯論、論爭的形式出現。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和1920年開始的社會主義論戰即是其中的著名例子。經過這些論爭，社會主義反而得到更多國人的關注，逐漸成為一股熱潮。馬克思主義影響日大，后來居上，與這些論爭亦不無關聯。就此而言，今日回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這些往事，也有其必要性的一面，不宜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