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從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成就和顯著進步出發，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論斷。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基本依據，是准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變化的科學認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觀點。

一、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

理解社會主要矛盾，首先要理解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的關系，從社會基本矛盾出發來理解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來自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決定社會的基本性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歷史的發展的具體的，這就使得社會基本矛盾在不同社會形態、不同民族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的表現是不同的。不同社會基本矛盾在一定社會形態或發展階段的具體表現，構成社會主要矛盾。可以說，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層結構，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表層結構。社會主要矛盾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或發展階段的多種矛盾中起著支配性作用的矛盾，是影響和制約一定時期一個國家發展的決定性矛盾。正確地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並按照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推動解決主要矛盾，使社會主要矛盾進入更新階段更高水平，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社會集團和政黨的根本任務，也是一種社會形態向新的社會形態轉變、一個時代向新的時代演化的根本原因。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實質上也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過程，二者不可分割。生產力發展永無止境，這就使得社會基本矛盾永無終結，社會主要矛盾不會始終停止在同一種狀態、同一個水平。

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大體上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幾種社會形態。在原始社會中，沒有形成階級，原始社會的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原始的低級的生產不能滿足原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社會主要矛盾。進入階級社會后，階級成為社會基本矛盾的人格化代表，勞動人民是生產力的主體，統治階級是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主體，這就使得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是通過階級矛盾表現出來的。奴隸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的矛盾，封建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階級矛盾構成階級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既符合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邏輯，也符合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邏輯。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階級矛盾，是剩余產品出現、私有制形成、階級斗爭成為歷史發展動力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生產力得到高度發展、階級消滅之前的必經階段。隻有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才能不以階級矛盾的方式體現出來。

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公有制的主人，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不僅是生產力的主體，而且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主體。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基本矛盾，就不再是對抗性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就不再表現為階級矛盾。這就使得社會主要矛盾的構建邏輯，不能再按照階級社會的構建邏輯，必須使用新的構建邏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后，黨中央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從黨的八大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再到黨的十九大，都有權威的表述。這些表述在矛盾兩方面的內涵上各有不同，但都不同於階級社會主要矛盾的構建邏輯，都是使用了社會主要矛盾新的構建邏輯。這就是把人民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體，把人民的需要狀況與人民需要的滿足狀況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這樣的構建邏輯，使得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得到了貫通，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規律﹔這樣的構建邏輯，使得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方式，不必通過激烈階級斗爭的方式，而是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方式，以生產力不斷的發展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這樣的構建邏輯，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要矛盾，而不是在人民之外再確定一個對立階級，以兩大階級關系作為中心的社會主要矛盾。

二、中國共產黨認識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過程及重要經驗

社會主要矛盾是一個政黨制定路線、開辟道路、形成戰略的基本依據。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黨的事業取得勝利、黨的航船順利前行，都與黨對不同時期或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正確判斷密切相關﹔而黨的事業遭遇挫折、黨的航船曲折停滯，都與黨對某個時期或某個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失誤緊密相連。能否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准確認識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作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正確判斷。因此，“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1]。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綱領，都是以此為依據確立的。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黨的八大正確作出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2]的判斷。由此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黨的八大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出現了偏差。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明確提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3]，仍然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直至“文革”期間發展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錯誤認識。這一錯誤認識導致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嚴重損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性轉折。改革開放后，黨帶領人民撥亂反正，包括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的撥亂反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黨的八大認識的基礎上，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進一步表述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4]。由此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明確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5]這樣一個重大政治論斷。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基本依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創新。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要求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有新的框架、新的尺度，規定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

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在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程中，形成了寶貴的經驗。一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抓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在中國社會的典型表現，既不能脫離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框架去確定社會主要矛盾，也不能脫離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狀況來確定社會主要矛盾。二是必須明確區分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同性質，從而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社會本質屬性和特殊性質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邏輯，既不能將社會主義社會與階級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加分析地混為一談，也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存在。三是必須及時根據社會關系的重大變革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變化，在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上堅持與時俱進，既不能使認識落后於實踐，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但仍然固守於原有的判斷，也不能讓認識超前於現實，社會主要矛盾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卻作出不符合實際的判斷。

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本依據、主要表現和顯著特征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這一重大判斷，是黨的十九大依據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的重大進步做出的，是綜合人民需要的歷史性變化和發展的根本性變化得出的，有其堅實的實踐基礎。

（一）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本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6]這就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本依據。從人民需要的變化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生活需要領域拓展、層次提升。人民生活需要覆蓋各個領域，除了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之外，還有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生態文明等領域的需要。在政治生活領域要求享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成果，在社會生活領域要求進一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增強包括人身、財產安全在內的多方面安全感，在生態文明領域要求享用美麗中國建設的成果。人民生活需要從不停止在同一個水准上，而是“水漲船高”﹔人民期待不斷提升生活的“美好度”，不斷增強生活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發展變化看，落后的社會生產已經轉化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貧困已經基本擺脫，匱乏已經普遍消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一部分得到滿足、一部分還不能得到滿足，美好生活需要在一部分人中得到滿足、在一部分人中還不能得到滿足。這樣一種人民生活需要與社會發展的現狀及其關系，構成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本依據。

（二）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主要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社會生產的迅速發展為滿足人民更高物質文化需要創造了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同時生產也促進消費，供給也創造需求，人民在物質生活方面不再滿足於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車坐等，而是要求吃得健康、穿得得體、住得寬敞、坐得舒適等。人是多重屬性的人，人的需要是展開的過程，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本質要求。在滿足物質文化生活基本需要的基礎上，人民要求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如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要求享有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體系、更加可靠的社會安全體系等﹔要求享有明媚的陽光、新鮮的空氣、清潔的水源、健康的食品、綠色的植被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無止境，期盼更加有尊嚴、有品位、有快樂的生活，充分體驗美好精神生活，比如心態保持輕鬆愉悅，內心保持人格統一，心中保持理想激勵，一生保持初心不泯，心靈保持美的追求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社會不斷發展加以滿足。新時代的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居民生活水平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不平衡上。從近年來各地房價的差距就可以反映城鄉區域發展的差距，從城鄉區域之間人口流動的走向就可以看出各地的發展狀況。由於人們收入水平、財產狀況存在很大差距，購買力、消費能力、閑暇時間差別很大，即使是在北上廣深，不同群體對美好生活的標准、預期也大不相同。基本公共服務的原則是均等化，但基本公共服務與各級政府的財力物力密切相關，與基本公共服務的政策制度密切相關，造成了不同地方人們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程度也不盡相同。新時代的發展不充分既表現為發展總體水平的不充分，也表現為以發展不平衡表現出來的部分地區、行業的發展不充分，還表現為發展質量不高、效益不好的發展不充分。

（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顯著特征

一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是歷史變革的結果。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第二個10年，從改革開放之始“未發展起來”到改革開放30多年后“發展起來以后”，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持續不斷地解決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從量變到質變，推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二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事關全局的轉變。主要矛盾變了，意味著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社會生產關系的內涵和狀況、社會上層建筑的特點和任務，都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意味著人民的需要內容和層次、發展的進展和方向，都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三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是關系方向的問題。新時代改革開放不停步，改革往哪裡改、開放往哪裡開，都要依據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著眼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科學的戰略安排，保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穩致遠。四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是逐步解決的過程。認識矛盾、判斷矛盾只是解決矛盾的開始，歷史表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而且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現了，即使是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有一個不斷向縱深發展、不斷朝向更高標准要求的問題。

四、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黨的十三大作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論斷，指出這個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7]。幾十年來，盡管中國的面貌極大改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但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客觀的判斷，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始終沒有變。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重大論斷，同時也強調“兩個沒有變”“三個牢牢”。這就要求我們深入領會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系，在新的歷史方位基礎上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且在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一）在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沒有變

黨的十九大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8]。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要經歷的上百年時間，如果是放在古代社會，變化是極其緩慢的。但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中葉的100年，無論是當代世界還是當代中國，變化都是天翻地覆的。這樣一個歷史特點，就要求我們不能用同一個尺度、同一個標准來看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就會出現在這100年間不是隻有一個社會主要矛盾，而是會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正是基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面貌巨變和偉大飛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問題上，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轉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隻能有一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念，使得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反映了變化了的實際，這就更有利於明確主要任務、制定發展戰略、解決新的問題、促進社會進步。社會主要矛盾變了，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這就是一方面要承認，變化前和變化后的初級階段，屬於初級階段的不同發展階段。與之前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特征的界定相比，確實有很大不同了。否認二者的區別，就會淡化這一重大變化的意義。另一方面，即使現在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但“兩個沒有變”仍然是一個基本事實。從總體上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不能得到普遍滿足，人民生活的水平、質量和層次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低收入人口還佔人口多數，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重大掣肘因素。因此，還不能說我國已經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隻能說向走出初級階段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二）在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

黨的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作出了“三個同時存在”[9]的論斷，黨的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和特征作出了“9個歷史階段”[10]的描述，這些都是理解把握初級階段的基本依據。黨的十九大作出“兩個沒有變”的結論，是以改革開放以來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認識的全部成果為理論依據的，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后我國社會發展情況作出全面分析后得出的，是從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根本性質、全局狀況、整體水平出發得出的正確結論。同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我們根據新的主要矛盾來理解基本國情的“基本面”，掌握最大實際的“實際情”。改革開放4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站起來到富起來，這個轉折已經基本完成，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從富起來到強起來，正是現在和今后幾十年的奮斗目標。富的水准不高、富的面積不大，富而不硬、富而不強，是這一階段的現狀，反映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意味著我國還沒有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形成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改革尚未功成，制度仍需完善，攻堅體制機制弊端需要一個過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包括制度供給的不平衡不充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我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但距離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仍然是任重道遠。

（三）在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條基本路線建立在對我國基本國情的認識基礎上，基本國情的高度凝練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基本路線貫穿於整個初級階段，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的：“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這就決定了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能變。同時要看到，矛盾變化了，解決矛盾的方式方法也要變化。基本路線沒有變，但社會主要矛盾變了，堅持基本路線的著重點就要變化，使之更加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始終不能偏離，這是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更高級階段過渡的基礎。新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和以人民為中心統一起來，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實質上就是著眼於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新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上，要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這個重大時代課題，核心問題就是怎樣看待和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上，要充分發揮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並不意味著矛盾小了、問題少了、任務輕了，而是具有新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是偉大社會革命，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同樣是新的偉大社會革命，沒有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絕對做不好的。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要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新成果，作為新時代的科學指導。新時代以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為基本依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著眼點，就是如何通過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五、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11]社會主要矛盾是戰略之基、方針之據、工作之向，黨和國家工作無論是制定法律、謀劃藍圖，還是建設布局、工作部署，都要立足於以社會主要矛盾為基石的基本國情，都要受到社會主要矛盾狀況的影響和制約，都要有計劃有步驟有針對性地促進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上世紀50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是全局性歷史性的，這種變化造成的影響也是全局性歷史性的。社會主要矛盾體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貫穿於一個歷史時期，是關系全局的矛盾，輻射其他社會矛盾﹔是關系長遠的矛盾，制約同時期各種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性質和狀況，決定著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點和方式。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特點，要求從全局和歷史的高度看待把握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黨和國家工作要從以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為主要任務，轉變到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為主要任務﹔從以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為奮斗目標，轉變到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奮斗目標﹔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轉變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從高速增長階段，轉變到高質量發展階段﹔從推進重點領域和迫切問題改革，轉變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等等。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無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放棄發展、放鬆發展，都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解決了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表明了我國的發展前進了一大步，但並不等於發展已經不成問題、不是問題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說到底，仍然是發展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發展水平與人民需要仍然不相適應。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的要求，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毫不動搖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應該是科學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想，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推動社會全面發展進步奠定雄厚物質基礎。

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還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別。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在生產方面、發展方面、供給方面，是由於生產不夠發達、發展不夠充分、供給不夠豐裕，使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得到及時和完全的滿足。因此，要把矛盾的主要方面作為工作的主攻方向，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此推動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逐步解決。要在堅決貫徹新發展理念中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靠創新發展解決發展動力問題，依靠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依靠綠色發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依靠開放發展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依靠共享發展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要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面發展，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實現。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長不僅有數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質量、品位、層次的要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有數量上的不足，更有質量上的不足。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實質上都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后帶來的必然變化和內在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就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必須推動高質量發展，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就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通過高質量發展，實現產業體系更加完整，生產組織方式網絡化、智能化，創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響力、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產品和服務質量不斷提高，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的需求。

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基本准則，就要緊密依據人民生活需要的重大變化，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以滿足人民豐裕經濟生活的需要。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民主權利，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願、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不讓保証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一句口號、一句空話，以滿足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導向，提供人民美好精神生活所需的文化產品，以滿足人民豐富文化生活的需要。保証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以滿足人民公正社會生活的需要。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讓人民生活在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優美環境之中，以滿足人民生態文明生活的需要。

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理想的精髓，社會全面進步的創造者是人民，享用者也是人民。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質上就是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堅信，未來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2]。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13]。因此，要從共產主義理想、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高度，看待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遠意義，把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旨，而不是僅僅當作一個民生問題。人的全面發展依賴社會全面進步，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二者統一於著力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長期實踐中，統一於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前進道路上。

（作者簡介 ：顏曉峰(1955-），男，江蘇漣水人，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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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13]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05-05.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