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生態道德

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這是古人朴素的生態道德觀。《尚書·舜典》記載，上古時代舜就設置了一個管理山林川澤草木的官職叫虞，做這個官位的人叫伯益。到夏朝時，就有了“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 以成魚鱉之長”的道德倡導。一個社會的文明靠的是兩大要件支撐：法律和道德。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道德存於內心，指導行為，它體現的是倫理關系，是價值判斷，道德的生成來自修養、信念和規范。

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三大文明形態，一是上百萬年的原始文明， 二是上萬年的農業文明，三是三百年的工業文明。今天正在向第四文明形態過渡，即生態文明。所謂生態，就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生態文明是生態學與哲學的有機融合，是一種適應時代要求的價值判斷和是非標准。它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宗旨，以資源環境承載為基礎，以遵循自然規律、克服粗放型發展方式和不合理消費方式為准則，以構建一個健康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培植可持續發展能力為著力點，打造一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生態文明逆生於生態的不文明。自從工業文明發軔以來，人類被迅猛發展的科技沖昏了頭腦，改造自然、人定勝天、駕馭規律等超越自然法則的理念層出不窮、高潮迭起。人是自然的主宰，是工業文明的核心理念。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人類自我膨脹，貪欲泛濫，資源消耗毫無節制， 環境污染毫無顧忌，地球已經不堪重負，人類也災難迭起。聖雄甘地對此早有警示：地球提供給我們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無法滿足每個人的貪欲。正所謂“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數不勝數，但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走出了人與人、人與物和人與自然關系的陷阱，從人定勝天到與自然和諧相處，逐漸清醒地認識到，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員， 規律隻能認識，不能違背。由此， 出台了古今中外最嚴厲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責任終身追究，筑起一道壁壘森嚴的屏障。

制度是寫在紙上的硬措施，道德則是刻在心中的軟約束。生態文明社會所要倡導的生態道德是一種全新的道德觀和道德范式，它不僅要求人對人的社會行為，而且要求人對自然環境的行為都要受到倫理評價，接受自我良心的審判。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態倫理學的命令性原則，不損害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態倫理學禁止性原則。在生態文明時代，生態道德水平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人綜合素質的重要尺度。在“人是自然的主宰”這一工業文明理念仍然陰魂不散、暗藏殺機的背景下，僅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約束，缺乏“發乎情止乎禮”的道德修養，是很難建成生態文明社會的。因此，培養善德善行的生態美德，激發社會成員對自然的熱愛、尊重和感恩是當務之急。長期以來，社會倡導和奉行的道德哲學就是人類中心主義，今天務必要超越這種傳統價值觀，樹立在熱愛自然、尊重生命、優化環境、健康發展的基礎上，保障人類的發展和幸福的新理念。

所謂熱愛自然就是要經常投身自然、擁抱自然、融入自然，尤其在城鎮化高潮中，“宅男”“宅女”不問五谷、鄉村孩子城裡借讀現象愈演愈烈的現實情況下，培養人們對大自然的感情十分必要。

唯有接觸才能了解， 唯有了解才能熱愛，唯有熱愛才有感情，才能認識把握其規律，從而不做或少做違背規律的荒唐事。所謂尊重生命，就是面對每時每刻地球上都有許多物種滅絕的現實，每個人都必須樹立保護物種多樣性的強烈意識，尤其那些非國保類動物不食的“吃貨”，更應捫心自問。所謂優化環境，既要對現實環境實施嚴格保護，又要對已被破壞的環境予以修復，給自然休養生息留下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使生態環境逐步得以恢復。所謂健康發展，即未來發展過程中，不論上任何項目， 搞任何建設，都必須以生態文明為前提，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生態道德建設不僅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而且需要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深入人心，變成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它能否轉化為社會成員的風俗習慣和道德實踐， 除了看我們設計的標准規范能否反映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本質，能否體現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 還要看道德的教化能在多大范圍、何種程度上為社會成員所接受、信奉和遵循。生態道德的重建必須在教化的深度和廣度上長期堅持， 持之以恆地進學校、進課堂、進村戶、進一切能夠進入的媒體，形成濃厚的社會氛圍。隻有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讓每個社會成員入腦入心，變成自我約束的道德意識，指導自己的行為。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走在世界前列，必須教會世界一件事情，19世紀英國教會世界如何生產，20世紀美國教會世界如何消費，21世紀的中華民族要走到世界前列，應該教會世界如何可持續發展， 這也是人類社會進入第四文明形態， 一個國家文明水平的基本體現。

（作者系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