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先生與學生的辯証法”

1943年，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毛澤東第一次較為具體地論述了群眾路線的思想：“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群眾路線的內容看似簡單，但如何在實踐過程中有效地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切實做好群眾工作，卻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需要極高的辯証思維和實踐智慧。毛澤東當年用“先生與學生的辯証法”來說明黨群干群關系，強調把握和踐行群眾路線需要講兩點論，不能走極端。1942年5月，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隻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1949年3月13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指出：“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之后，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實際上通過“先生與學生的辯証法”來闡明黨的群眾路線，尤其是黨群干群關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干部兼具的兩種身份：群眾的“學生”和“先生”。兩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

一是要做群眾的學生。它至少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從價值觀層面上看，做群眾的學生就是樹立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群眾的學生、服務群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價值立場。第二，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角度看，做群眾的學生，就是深入群眾，向人民群眾虛心學習，廣泛聽取群眾各方意見，汲取群眾的聰明才智，及時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第三，從黨的工作作風角度看，做群眾的學生就是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系群眾，接受群眾的教育。

二是要做群眾的先生。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探討。第一，從認識論角度看，做群眾的先生指黨及其領導干部要對群眾的意見進行分析、辨別、集中和總結。群眾的意見是零散的、不系統的，甚至有時是“錯誤的”“非理性的”。人民群眾意見的集中和總結，要由領導干部來做。判斷群眾的意見正確與否是領導干部的責任。“凡屬人民群眾的正確的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加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眾，加以改正。對群眾意見的總結要全面、客觀，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第二，從“先鋒隊理論”看，做群眾的先生指我們黨要走在群眾前頭，領導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善於把黨的正確主張轉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為什麼黨要做群眾的先生，並且能夠做群眾的先生？因為群眾有自發性，不能僅僅依賴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需要先進政黨領導﹔因為無產階級政黨是先鋒隊，更能夠把握歷史發展規律，更能夠把握和維護群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董必武曾說過：“像群眾長遠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眾自身往往是看不見的，必須有黨領導，群眾才不致走錯路。”

從理論角度看，“先生”與“學生”的關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動態的、雙向的，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做好群眾工作，要堅持辯証法。領導干部要做群眾的學生，避免命令主義﹔做群眾的先生，避免尾巴主義。

從實踐角度看，做好新時代群眾工作需要雙管齊下，既要依靠群眾、服務群眾，做好群眾的學生﹔又要領導群眾、教育引導群眾，做好群眾的先生。當前，普遍突出的問題恰恰是領導群眾、教育引導群眾不夠。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條件下人民群眾呈現出新特點，導致群眾接受教育引導的難度在增加、效果在下降。一方面，人民群眾內部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群體有著不同利益訴求，群眾的“差異性”在增強，增加了黨整合群眾矛盾，教育引導不同層次群眾的難度﹔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和利益意識不斷增強，甚至在一定范圍內滋生了民粹主義，人們更看重現實利益和個人利益，對集體利益和未來理想的關注度下降，在此背景下，“做群眾的先生”更難了。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