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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國際收支平衡需澄清三大誤區

王東京

2019年02月26日08:15    來源:經濟日報

原標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需澄清三大誤區

一個國家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目標之一,是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對怎樣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人們通常存在三大認識誤區:一是維持國際收支平衡需保持國際貿易平衡﹔二是維持國際貿易平衡要求保持雙邊貿易平衡﹔三是征收高關稅可以實現雙邊貿易平衡。以上看法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在實踐中也十分有害,亟待予以澄清。

誤區一: 維持國際收支平衡需保持國際貿易平衡

可以肯定,將國際收支平衡等同於國際貿易平衡是一種誤解。為何說是誤解?隻要我們看看國際收支平衡表就清楚了。眾所周知,國際收支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外匯儲備”等三個項目,而經常項目(國際貿易)只是其中一項。從邏輯上講,一國對外貿易不平衡對國際收支會有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推定該國國際收支不平衡。

要理解這個問題,需先弄清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經常項目下的進口,是指將外國商品買入國內﹔出口則是指將本國商品賣出國境外。資本項目雖不同於貿易項目,但無實質區別。事實上,對外投資也是購買國外商品,只是未將外國商品買入國境內﹔引進外資也是出口商品,不過未將本國商品賣到國境外。

若這樣理解,貿易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關系便一目了然。簡單說,在國際收支表中,貿易項目與資本項目互為消長。比如,中國將100億商品出口到國外,商品離開了國境,在貿易項目的貸方記“100億”﹔同時出口換取外匯100億,於是在資本項目的借方也記“100億”。反過來,中國將50億外國商品進口到國內,在貿易項目的借方記“50億”﹔同時由於資本流出50億,在資本項目貸方也記“50億”。

上面例子中,中國出口商品100億,進口商品50億,貿易項目有50億順差﹔再從資本項目看,資本流出100億,流進50億,於是資本項目便有50億逆差。由此可見,一個國家貿易項目有順差,資本項目就會有逆差﹔反之,一個國家貿易項目有逆差,則資本項目就會有順差。將兩個項目綜合起來,該國的國際收支是平衡的。

問題在於,當一個國家貿易項目與資本項目同時出現順差或者逆差怎麼辦?這種情況雖不多見,但確實存在。如我國的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就曾出現過雙順差。在此情況下國際收支能否平衡呢?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再分析國際收支表。

前面說過,國際收支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外匯儲備”三個項目,一個國家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同時出現順差,外匯儲備必然增加。要知道,外匯儲備通常用於國外存款,購買外國國債或者公司股票,而購買境外銀行存單、國債、股票皆可取得收益,這樣看,外匯儲備就相當於對外投資。將三個項目結合起來,國際收支也是平衡的。

“雙逆差”的情形正相反。一個國家經常項目逆差,表明該國進口大於出口,購買了較多的外國商品﹔資本項目逆差,表明該國資本流出大於資本流入,購買了較多的外國資產。而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同時出現逆差,則外匯儲備減少。這樣將三個項目綜合起來看,該國國際收支也是平衡的。可見,無論一個國家出現雙順差還是雙逆差,皆不會影響該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誤區二:維持國際貿易平衡要求雙邊貿易平衡

將國際貿易平衡等同於雙邊貿易平衡,是人們的另一個認識誤區。長期以來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有貿易逆差,逆差國就吃了虧,順差國佔了便宜。實則不然。經濟學証明:國家間開展自由貿易是雙贏,而且國際貿易平衡並不要求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平衡。

關於國家間自由貿易可以雙贏,亞當·斯密曾作過嚴密論証。他在《國富論》中以制針為例,提出分工可提高效率﹔並指出分工要由絕對成本決定。斯密的觀點無疑是對的。比如,甲、乙兩個國家,甲種糧食的成本比乙低,織布成本卻比乙高﹔而乙種糧食的成本比甲高,織布成本卻比甲低。相比而言,甲的絕對優勢是種糧食,乙的絕對優勢是織布。斯密說,隻要按各自絕對優勢分工,甲種糧食乙織布,然后彼此交換,雙方皆可節省成本,增加產出。

后來李嘉圖對斯密的分析作了拓展,指出,決定分工的不只是絕對成本,還有比較成本。要說明的是,無論斯密還是李嘉圖,他們講分工皆有一個共同前提,那就是自由交換。若不能自由交換,即便存在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也不可能有分工。還是舉前面的例子,甲專種糧食而乙專織布,但若甲不能用糧食交換乙的布,而甲需要穿衣服,乙需要吃糧食,甲與乙不能互通有無,當然不可能形成分工。

可為何說國際貿易並不要求雙邊貿易平衡呢?經濟學解釋是,隨著經濟發展和分工的深化,國際貿易不單是雙邊貿易,而是多個國家一起進行的多邊貿易。特別是人類進入21世紀后,產業分工已經全球化,如果兩個國家分別處於產業分工的上下游,兩國間的雙邊貿易就不可能平衡,而且也無需平衡。何以如此?讓我們看下面的例子:

假定有甲、乙、丙三個國家,它們分別生產棉花、紗錠、布匹。甲將棉花賣給乙,而甲卻不購買乙的紗錠,那麼甲是貿易順差,乙是貿易逆差﹔乙將紗錠賣給丙,而乙卻不購買丙的布匹,則乙是貿易順差,丙是貿易逆差﹔丙將布匹賣給甲,而丙卻不購買甲的棉花,於是丙是貿易順差,甲是貿易逆差。若僅從兩個國家看,雙邊貿易皆不平衡,可從多邊貿易看,整體卻又是平衡的。

懂得了上面道理,就不難明白美國為何對全球100多個國家會有貿易逆差。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處於國際分工的最高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於相對低端﹔同時,也與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有關。讀者想想,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隻要印出美元就可在全球採購商品﹔而其他國家要進口美國商品,首先得出口商品換回美元,這樣美國當然容易出現貿易逆差了。

再往深處想,雙邊貿易是否平衡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貿易是否自由。隻要貿易自由,全球貿易最終一定會自動平衡。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出口的目的都是為了換取外匯用於進口,並通過進口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若一個國家隻出口而不從國外進口等額商品,就等於自己主動放棄了分享國際分工收益的機會,請問世上有哪個國家願意賠本賺吆喝呢?

誤區三:征收高關稅能實現雙邊貿易平衡

關於國際收支平衡的第三個誤區,是高關稅能實現雙邊貿易平衡,從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們已經分析過,國際收支平衡並不完全取決於貿易平衡,國際貿易平衡也無需雙邊平衡。退一步講,一個國家即便希望保持雙邊貿易平衡,也不可能通過征收高關稅達到目的。

從源頭追溯,主張高關稅的始作俑者是15世紀至18世紀初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者認為,隻有金銀才是財富,所以一國進出口必須保持順差。重商主義分兩個階段:早期重商主義主張少進口,以保持和增加國內金銀貨幣﹔晚期的重商主義則主張獎出限入,多出口、少進口。怎樣才能少進口呢?重商主義者提出的辦法,是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

令人不解的是,在重商主義時代,流通的貨幣是金銀,而金銀本身是商品,那時將金銀作為財富尚可理解。可是今天紙幣已經普遍替代金銀貨幣流通,到上世紀70年代,隨著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各國貨幣已不與黃金挂鉤,可為何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要用高關稅限制進口呢?美國公開的理由,是高關稅可限制進口,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

驟然聽此說法似乎在理,然而深入想卻似是而非。從經濟學角度看:限制進口無疑是限制國際分工。其推論很簡單:一個國家的進口,便是他國的出口,你用高關稅限制進口,無疑是限制別人出口。別人出口不自由,當然也會用高關稅限制你的出口自由。如此一來,國家間當然不可能存在分工。當年亞當·斯密強調“交換是分工的前提”,說的就是這道理。

要進一步討論的是,用高關稅限制進口是否真能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我的觀點,短期可以,但長期不能,因為高關稅是一把雙刃劍,而且代價非常高。比如,中國企業生產的服裝出口到美國,每件價格100美元﹔而美國企業生產的服裝每件150美元。此時如果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服裝每件征收50美元關稅,美國服裝企業確實可以高枕無憂,服裝工人也不會失業,但同時美國也會因此付出代價。

提高關稅后的代價是什麼呢?容易想到的,首先是美國消費者的生活成本會提高。是的,政府若不多征50美元關稅,消費者花100美元可買一件服裝﹔而加征關稅后卻需150美元才能買到,這樣會使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生活水平降低。可見,提高關稅會損害國內消費者利益。說白了,是讓消費者出錢維持服裝企業生存。

若從機會成本角度看,消費者出錢維持服裝企業工人就業,其機會成本是放棄購買其他企業商品可能創造的就業。設想一下,假如消費者不多花50美元買服裝,而用這50美元去買電腦軟件,軟件的銷售量會擴大,於是軟件產業的就業會增加。就擴大就業而言,兩者並無分別。由此分析,那種高關稅可保護就業的觀點,不過是人們重視看得見的就業而忽視看不見的就業而已。

再從國家層面看,增加服裝企業就業與增加軟件企業就業是一回事。區別在於,提高進口服裝的關稅,在保護國內服裝企業的同時,其他企業發展會受到限制。問題在於,一定時期的資源是有限的,而那些需要關稅保護的企業,恰恰是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而低效率企業被保護,資源就會向這類企業流動,這不僅對生產率高的企業不公平,而且還會降低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幾點重要結論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國際收支是否平衡要將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外匯儲備等三個項目綜合起來看,國際貿易只是國際收支的項目之一,不能將國際貿易平衡等同於國際收支平衡,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也不必要求對外貿易時時平衡。兩者統計口徑、含義皆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第二,國際貿易有雙邊平衡與多邊平衡之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貿易應立足於多邊平衡而非雙邊平衡。而一個國家要實現多邊貿易平衡,一方面要鼓勵出口,同時也要鼓勵進口,特別是對貿易順差國來說,應實施積極的進口政策。

第三,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可提升各參與國的生產效率,增進人類整體福利。而用高關稅限制進口,實質是對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的反動。所以當前要特別警惕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泛濫,防止其給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后果。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編:任一林、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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