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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大轉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易信 劉磊

2019年02月02日10:14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

原標題:以“三大轉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當前,高質量發展已從思想與理論構建階段步入全面實施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落實。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質量”“效益”等概念挂鉤,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新的發展合力,需要推動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全方位轉變在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傳統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發展方式。

經濟高質量發展已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轉變”

高質量發展既是我國改革發展的全過程,也是我國改革發展孜孜以求的目標。改革開放40年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呼喚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愈加強烈、支撐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要素加快積累、主導高質量發展的中微觀主體提質擴量,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躍升的勢能日益集聚。

(一)呼喚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愈加強烈

推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既是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隨著土地、勞動力、環境等要素成本持續快速上升,資源約束趨緊,我國的產業發展面臨中高端產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分流、產業資本和社會資本向虛擬經濟倒流,實體經濟發展遭遇缺資金、缺人才和缺科技的問題,逐漸陷入成本高企、轉型困難等發展困境,亟需通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實現供給和需求在更高水平的動態均衡,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 目標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是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基本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當前供給體系還難以滿足居民對高質量產品需求背景下,迫切要求通過推動高質量發展扎實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 我國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已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尤其是80后、90后,高收入、高學歷、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人群的快速增長,需求結構加快升級,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但我國供給結構調整滯后、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以及低端供給過多、中高端供給不足等問題仍然存在,要求通過高質量發展提升供給體系質量,滿足居民對高質產品的需要。

(二)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微觀要素加快積累

投入要素質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沒有高質量的投入要素也就難以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的資本存量、人力資源、科技創新等關鍵生產要素質量加快提升,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日益夯實。一方面,資本質量加快提高。基礎設施是資本存量的重要方面,截至2018年底,我國高鐵通車裡程達2.9萬公裡以上,高速公路通車裡程突破14萬公裡,均位居世界第一﹔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佔比達到40%,比2012年提高11.5 個百分點,尤其是2017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新增裝機規模佔全球增量的40%。ICT(信息通信技術)資本是資本存量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對信息化的投資情況,據The conference board數據庫,2000—2016年,我國ICT資本年均增長率達到21%,高於非ICT資本8.8個百分點,高於同期美國的ICT資本年均增長率8.8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2017年末,我國普通本專科在校生達到2754萬人,是1978年的32倍、本世紀初的近5倍﹔每10 萬人口中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升至2576人,是1990年的7.9倍、本世紀初的3.6倍﹔普通本專科畢業人數達到736萬人,是1978年的44.6倍、本世紀初的7.8倍。2017年,全國9 億多勞動力中有1.7億受過高等教育或有專業技能,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了10.5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過13.3 年,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幅縮小。此外,創新資源加快積聚。2018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開發支出佔GDP比重升至2.15%, 超過歐盟15國2.1%的平均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升至超過58.5%,接近世界創新國家第一集團﹔國家綜合創新能力升至世界第17位﹔2017年,創新指數升至世界第22位,成為前25名中唯一非高收入經濟體。

(三)主導高質量發展的中微觀主體提質擴量

企業、產業等中微觀主體的高質量是高質量發展的主導要素,沒有中微觀主體的高質量也就沒有經濟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的企業、產業、品牌等關鍵性中微觀主體量質同升,高質量發展的主體基礎日漸夯實。一方面,企業的質量加快提升。2018年,我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增至120家,代表企業創業創新能力的獨角獸企業數量佔全球36%,均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產業體系的完備程度加快提升。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構成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220多種工農業產品生產能力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增加值規模在2010年超過美國后成為世界最大。此外,我國的品牌質量也在加快提升。2018年,全球價值最高的500 個品牌中,我國的品牌價值佔比升至19%,僅次於美國、位列全球第二, 分別高於排名第三的日本12.9個百分點和排名第四的德國13.2個百分點。

現階段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面臨“三大制約”

高質量發展是能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 也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還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發展。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傳統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發展方式,已不再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如仍沿用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老思維、老路子、老辦法,則既無法指導新的實踐,更無法有效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甚至還會引致新的問題。

(一)傳統思維方式老化,引導高質量發展缺少活力

隨著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傳統思維方式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物質基礎已發生改變,客觀上要求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思維方式,然而老化的傳統思維方式仍深扎於各方面並形成慣性。一是物本思維“所困”。熱衷於把物質財富的快速積累作為發展的目的,而把人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手段和工具,出現重“生產”輕“需求”的生產觀、重“GDP”輕“民生”和“以GDP論成敗”的政績觀等,“顛倒發展手段和目的”, 導致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錯位和低質低效。二是局部思維“所限”。片面強調GDP增長而忽視其他方面,出現把“發展是硬道理” 理解為“GDP是硬道理”,過度強調速度的提高和總量的增加。也習慣於從本地利益和本部門利益出發考慮經濟發展,使得經濟發展出現地區分割、部門矛盾,加劇不協調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三是對立思維“掣肘”。習慣從對立性視角思考問題而忽視事物之間的統一性, 尤其是不能辯証看待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出現“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不發展了”的錯誤認識,掣肘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提升。

(二)傳統行為方式僵化,助推高質量發展明顯乏力

在傳統思維方式指引下,家庭、企業和政府等微觀主體形成了重量輕質的行為方式,即便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外部環境條件正發生重大改變,部分行為主體的行為方式仍存在不願變、也存在不能變的行為慣性。一是家庭消費行為“換道不順”。受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差距較大、高房價擠壓等多重因素長期影響,不敢消費、過度消費和奢侈消費行為長期並存,並在近年體制機制逐漸優化后,也難以徹底改變原來的消費路徑,導致消費提質擴量基礎不穩。二是企業生產行為“換道不暢”。部分企業生產重視產品數量而輕視產品質量、重視粗放投入而忽視管理技術創新,盈利能力嚴重依賴於產銷量增長、盈利模式嚴重依賴於經濟增長速度,在當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要素成本上升、外部競爭加劇等內外發展環境條件發生改變后,不能自主轉向創新驅動、以質取勝、增效獲利的生產路徑,導致我國產業提質增效進程緩慢。三是政府優化服務行為“換道不力”。隨著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部分地方政府仍依賴於過去習以為常的大規模投資、“鋪攤子”發展工業、以生產要素高投入驅動經濟發展的老套路,在中央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仍不能徹底轉向為市場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優的制度環境的路徑,導致有助於高質量發展的營商環境不能及時形成。

(三)傳統發展方式弱化,維持高質量發展難續動力

從低收入階段向中高收入階段的追趕時期,傳統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為我國開創了一條舉世矚目的高速發展道路,但由此形成的數量型發展方式,已不適合高質量發展對高質高效發展方式的要求。一是投入方式“數量化”。投入端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等資源要素的低成本優勢,過度依賴要素投入增加和資源消耗,隨著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加快上漲而失去競爭優勢,隨著經濟發展日漸超過資源環境承載力而不具有可持續性。二是產出方式“低質化”。產出端過度依賴技術引進而忽視自主創新和基礎研發能力提升,導致創新鏈中實用性技術創新多而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少,核心關鍵技術過度依賴其他國家,並進一步使得產業鏈、價值鏈長期停滯於全球中低端環節(目前,我國許多制造業仍以“代工”為主,貼牌生產多,自主品牌少﹔制造業增加值率僅21%左右, 遠低於發達國家35%至40%的水平), 制約產品質量和產業效益提升。三是需求方式“投資化”。需求端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加之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問題交織,既必然因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而導致企業利潤率下行,推動了經濟結構內外失衡,使得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和發展效益不高問題突出。

以“三大轉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展理念是選擇決策的基本思路和原則,是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行動的先導。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發展方式,是發揮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主觀能動性,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要通過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理念轉變為引領,構建新的微觀激勵約束機制和宏觀政策制度環境,破除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傳統老化的思維方式、僵化的行為方式、弱化的發展方式,以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發展方式“三大轉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向實處落實。

(一)突破思維慣性,以新發展理念統領高質量發展全局

加強新發展理念的理論學習、深化新發展理念的認識,發揮典型示范作用,轉變傳統老化的思維方式,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新思維方式,尤其是各級政府要轉向追求發展質量效率的政績思維。一是樹立人本思維。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做到經濟發展依靠人民,經濟發展為了人民,經濟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樹立系統思維。把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抓,克服唯GDP論,注重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換。樹立全局意識,構建區域間、部門間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三是樹立和諧思維。突破片面強調矛盾雙方對立性,把保護生態環境看作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准則,形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同時,也要看到,思維方式的形成是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指望短期內轉變思維方式既不科學也不現實, 要做好打持久戰的准備。

(二)打破行為定式,以新激勵機制凝聚高質量發展合力

以思維方式全方位轉變為傳導基礎,以激勵約束機制調整為傳導重點,推動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行為方式轉變,加快形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合力。一是釋放居民消費擴量升級的潛力。加強健康理性消費方式的宣傳,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加大向中低收入傾斜的收入再分配力度,織牢低收入群體穩定增收的基礎,提升普通居民的消費能力。完善消費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補齊消費的短板領域,提高廣大居民消費便利。二是激發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和提高產品質量的活力。旗幟鮮明地保護民營企業家財產權和民營企業財產權, 大力褒獎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並加快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著力提升、激發企業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加大品牌培育力度,重點動態完善標准體系,不斷優化產品質量監督體系,著重加大質量監督懲處力度, 引導和激發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積極性。加快構建高質高效為導向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考核機制,發揮國有企業的典型示范帶動作用。三是增強政府優化公共服務的動力。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生產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並加強對各級政府官員的正向激勵,激發各級政府完善宏觀治理、優化公共服務的動力。加快制定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完善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體系,不斷優化負向激勵機制,破除各類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 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官員推動經濟朝著提高質量和效率方向發展的積極性。

(三)轉變發展方式,以高效益驅動激發高質量發展動力

以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全方位轉變為基礎,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著力優化宏觀政策和制度環境,推動數量型發展方式全方位轉變,加快形成符合新發展理念的質量效益型發展方式。一是完善轉向創新發展和綠色發展的內生驅動機制。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完善創新制度體系,不斷強化自主創新的自生能力提升機制, 加強基礎研究、提升應用研究,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不斷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強化綠色發展內在驅動機制,推動經濟發展從資源依賴型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轉變。二是構建新時期轉向協調發展和開放發展的新體制。加快供需體系對接、完善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強化協調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從工業主導型向三次產業協調推動型、從部分地區先富型向全部地區共富型轉變。加快優化全球化新階段的對外開放新體制,強化開放發展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從外需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從資本被動引進型向主動配置全球資源型轉變。三是持續健全轉向共享發展的新體制。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高質化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務差異化多樣化、創新和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重點構建超高收入向中低收入、城市向農村、以及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再分配的多級收入再分配體系,持續健全共享發展新體制,推動形成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方式。(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中共浙江省委黨校)

(責編:王玥芳、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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