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在大變局中化危為機

剛剛過去的2018年，國際形勢充滿不確定性，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貿易保護主義不斷蔓延，大國之間競爭博弈日趨激烈， 現存國際體系受到嚴重沖擊。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人類歷史演進的高度，作出重要論斷——“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結2018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對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形勢作出重大判斷、對做好經濟工作作出精准部署。面對風雲變幻，此次會議如何定調？有哪些亮點？未來從哪些方面重點突破？對此，《中國發展觀察》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了深度解讀。

經濟總體運行平穩，但穩中有變，變中有憂

回首2018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改革開放40周年，成果輝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當前國際形勢風雨飄搖，世界經濟面臨下行趨勢、處於十字路口，中國在時代浪潮中砥礪前行。

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做了科學理性的論斷，即總體運行平穩，但是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對此表示，“中國經濟表現出了極大的韌勁和回旋余地，抗打擊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他分析，第一，經濟增長總體平穩。2018年GDP增長6.6%，即使2019年增長6.3%， 2020年增長6.0%，未來兩年實現兩個翻一番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依然有信心。經濟增長總體穩定還表現在，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30%的貢獻。第二，物價總體穩定。2018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增長2.1%。一方面，總需求總體穩定，貨幣政策穩健， 不支持物價大幅上漲。雖然相關成本上升，包括用工成本上升， 環保治理標准提高，但實際上並未推動物價上漲。另一方面，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沖高回落，在一、二季度曾經沖高到6%以上， 后期急劇回落，全年平均在3.2%的水平。第三，就業目標基本實現。2018年新增城鎮就業崗位1300萬。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調整下半年經濟工作基本思路，提出六個“穩”，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穩就業。但對1300萬新增城鎮就業崗位也不可高估，因為每年有1000萬左右離退休人員，老齡化社會在漸行漸近。第四，國際收支平衡改善，雖然經常賬戶出現一點逆差，但是資本賬戶沒有出現資本外流，總體表現為資金流入。

總體而言，2018年全年經濟增長穩定、物價穩定、就業穩定、國際收支趨於平衡。但為什麼又說“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呢？對於國際國內形勢，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性判斷， 就是“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俊偉看來，一方面，經過數十年潛移默化的此消彼長，世界經濟力量已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顯著上升﹔隨著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各主要經濟力量加快分化重組，世界經濟格局進入了深度調整期。另一方面，和“冷戰”結束初期乃至“次貸危機”前夕相比，各主要經濟體內部的社會矛盾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收入差距的持續拉大，曾經風靡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神話破滅，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以縮小收入差距的呼聲此起彼伏。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表示，外部環境復雜嚴峻，對我國是挑戰，但同時也孕育著機遇。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根本是要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的路子，這需要我們對內深化改革，以結構性、市場化的辦法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綠色發展﹔對外擴大開放，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引進、利用外資水平，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打造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

張俊偉對於未來發展同樣持樂觀態度，他說，“我國整體仍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如果應對得當， 措施有力，完全可能在國內、國外實現一個相對理想的局面。”

堅持主線，重點部署， 適時調整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步伐。與前幾年相比，此次會議釋放出哪些重要信號和亮點？有哪些新提法和新調整？ 受訪專家總結了以下幾點：

第一，宏觀政策強化逆周期調節。吳琦表示，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鬆緊適度，結構性政策強化體制機制建設，社會政策強化兜底保障功能。

一是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力度在哪裡？徐洪才認為，一方面是降費減稅。他建議，將公司所得稅從現在的25%降到17%，讓企業輕裝上陣。對增值稅，刪繁就簡，減少檔次，降低稅率。進口關稅已從9.8%下降到7.5%，包括個人所得稅，都仍有進一步下調空間。另一方面是擴大投資。整體上，財政赤字率可能會從上年的2.6%提升到3%。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從上年的1.6萬億元擴張到2萬億元。政府資金要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引導社會資本有序流動。

二是穩健的貨幣政策鬆緊適度。徐洪才強調，要防止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波動，尤其是發生共振，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在他看來， 當下M2（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要盡快增加1.5個百分點。通過降低金融機構法定存款准備金率，釋放低成本、長期可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從源頭上降低融資成本。

“宏觀政策值得反思的地方在於，2018年最大的潛在風險就是流動性風險。”徐洪才認為，過去一年，多家上市公司出現流動性危機，這是由於2018年M2增速低於名義GDP增速，大概低了0.7個百分點。在他看來，體現貨幣屬性的關鍵性指標不是M2，而是M1（狹義貨幣），現在M1增速隻有1.5%，確實偏低。目前主要是傳導機制存在問題，大動脈裡血液較多，但毛細血管供血不足。一方面，貨幣市場的廉價資金貸不出去﹔另一方面， 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資金緊缺，冰火兩重天。這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總量問題。因此，中央強調要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本次經濟工作會議把發展直接融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見中央對資本市場出現劇烈波動的關切。

三是結構性政策強化體制機制建設。此次會議把調動微觀主體的創造性積極性放在突出位置，提出要發揮企業家創新精神，也要調動普通勞動者積極性，發揚勞模精神、工匠精神，並強調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這是今年重點強調的一大變化，既回應了國際社會的關切，也是改革的需要。”徐洪才說。他認為，必須推進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尤其是國資國企改革，創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重點關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財稅改革方面， 要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重新劃分財權事權，建立現代財稅體制， 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金融改革方面，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四是社會政策強化兜底保障功能。強化社會救助兜底保障，就是要讓貧困群體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紅利。徐洪才強調，要形成一個廣覆蓋、高標准的社會保障體系， 讓人民群眾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這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政策，四大宏觀政策協同發力，避免各自為政和碎片化。”徐洪才強調說。

第二，繼續明確“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並進一步明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四個重點任務，即“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張俊偉解釋，所謂“鞏固”，就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進一步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 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所謂“增強”，就是要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強化市場機制作用﹔所謂“提高”，就是要提升產業鏈水平，提升企業競爭力﹔所謂“暢通”，則是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形成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之間、發展經濟和擴大就業之間、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循環。

吳琦表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本質上是有破有立、有進有退的改革辦法，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落實手段，有利於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也有利於化解經濟轉型發展面臨的內生性、結構性突出矛盾。

徐洪才補充說，令我們注意的是，本次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提到“去庫存”“去杠杆”，說明這兩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去庫存”取得實質性成果，“去杠杆”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轉向“穩杠杆”。

吳琦提醒說，要警惕部分人產生貨幣政策轉向和去杠杆暫停的錯覺，對此，中央明確“要堅持結構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雖然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貨幣政策不會走向超預期寬鬆，結構性去杠杆進程不會暫停，調整的只是力度和節奏。

第三，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此次經濟工作會議肯定了2018 年三大攻堅戰所取得的成績，針對工作中出現的一些不足， 有針對性地對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張俊偉說。在重大風險方面，提出要“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共振”，要按照堅定、可控、有序、適度的要求，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在污染防治方面， 強調要避免簡單粗暴地推進污染防治工作，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在扶貧攻堅方面，提出要加大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脫貧攻堅力度，研究解決那些收入水平略高於貧困戶的群體缺乏政策支持的問題等。

改革再出發，維持“改革、發展、穩定”動態平衡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 是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元年，我們面臨著怎樣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哪些困擾經濟發展的矛盾和因素？ 重點需從哪些方面有效應對？

未來幾年，世界經濟將緩慢下行。徐洪才預測說，“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3.8%，2018年增長3.7% 左右，2019年可能要回落到3.5%左右。與此同時，跨國投資出現明顯回落，2018年全球FDI仍然是負增長，這預示著貿易投資保護主義負面影響仍在持續。雖說2016、2017、2018年全球經濟出現周期性復蘇，但是復蘇動力很弱。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加息節奏放慢。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下半年趨於穩定。但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技術方面我們已經遭遇美國的全面封鎖， 靠投資驅動、出口拉動增長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另外，隨著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創新驅動需要及時跟進，這對我國是一個現實挑戰。”

從“百年大變局”的視角， 張俊偉說，“2019年我國的經濟形勢，用‘挑戰與機遇並存’來形容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一方面，當前雖然看到中美貿易戰出現緩和跡象，但由於美國對華戰略發生重大變化，中美經貿關系已很難恢復到前幾十年的“蜜月期”了﹔另一方面，從國內形勢看，隨著經濟風險集中暴露，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做好“六穩”工作面臨很大壓力。

在吳琦看來，當前我國經濟形勢是長期和短期、內部和外部、周期性和結構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長期和短期因素來看，長期需要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重點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失衡﹔短期則需要重點解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資本市場改革等問題。外部因素集中在中美貿易戰，以及引進、利用外資等方面。結構性因素主要源於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不合理。

張俊偉認為，也要看到很多積極性因素：高質量發展已經破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向縱深推進﹔政府機構改革順利推進，為改善政府治理創造了有利條件﹔三大“攻堅戰”深入推進，進一步積累了工作經驗，等等。因此，既要正視風險與挑戰，正視經濟下行的壓力，又要堅定信心，主動作為，妥善應對。

他繼而強調，在經濟步入新常態、風險因素增多的背景下，維持“改革、發展、穩定”動態平衡， 關鍵是切實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風險因素進一步釋放的復雜形勢，我們要順應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調的客觀趨勢，避免因為政府“強力維穩”而干預企業微觀決策，阻礙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

吳琦同樣認為，雖然“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根本出路。一是宏觀政策內外均衡，以我為主。我國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關鍵在於處理好內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把外部壓力轉化為改革開放的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二是著重增強政策的預見性。由於缺少准確、可靠的經濟先行指標，以及缺乏政策的反饋評價和動態調整機制，導致宏觀政策調整往往滯后於經濟周期和形勢變化，特別是近年來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使得政策的邊際效應不斷減弱。三是著力增強政策的協調性。不僅要抓好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裡” 和政策執行的“最后一公裡”，進一步釋放既有政策效應﹔也要進一步完善政策的反饋評價和動態調整機制，明確各種政策執行的邊界指引和統籌協調，特別是要對各種政策的疊加效應進行更准確更及時的評估。

徐洪才表示，未來幾十年，最有發展潛力的領域還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他認為，建立城鄉之間生產要素雙向有序流動機制是關鍵。再過20年，50后、60后乃至70后農民都會退出市場，舊的農業生產方式將被替代。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會提升城鎮化水平，帶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基建投資未來空間巨大。同時通過產業發展，帶動城鎮化發展，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促進消費升級。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我們仍然要堅定信心，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2019年改革開放再出發，要拿出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實際行動，激活微觀主體活力，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徐洪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