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共責共擔的風險復合治理機制

核心觀點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本身的結構、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所從事的現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業為這些風險的放大提供了條件。

●要提高個人、組織的公共責任感、風險意識以及風險的識別能力，使之在行為廣度和強度提高的同時，也能提高行為和決策的理性程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剛結束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全面分析了中國面臨的重大風險，提出全黨全社會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變化，但也產生了新風險，要通過體制的自我調整和社會能力的提升來積極應對。一方面，對外開放，使中國與世界緊密地聯系起來，改變了中國所處的環境，在獲得收益的同時，也增加了包括國際風險升溫在內的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改革是一個激活市場和社會主體，擴展和增強其自主性和決策權的過程。按照風險社會理論，現代風險歸根到底是人為風險，任何一種決策都既是對不確定性的回應，也可能是新的不確定性的來源，衍生出新的風險。因此，改革開放也會帶來多元化的風險主體和風險來源。這種風險狀態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以及計劃經濟時代。即便與其他現代化國家相比，中國也由於規模大，內部復雜，多重轉變，有著更為復雜的風險狀態。

從風險角度出發，清醒認識中國社會發生的八個方面深刻變革

按照風險主題的轉化，我們可以大致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頒布，主題是市場機制的創造和市場或經濟風險的衍生。在這個階段，農戶、企業、個人逐漸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成為風險的主體。第二個階段從1994年到2002年，主題是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體制風險/社會風險的明顯化。在這個階段，社會政治領域改革滯后於經濟領域改革的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面對包括社會收入差距拉大、脆弱群體增加等諸多新的社會問題或者說社會風險，自身改革的局限也使得體制本身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在這個階段，199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被稱為全球化進程中第一次危機，也使中國首次感受到了全球風險的沖擊，不僅增強了政府與公眾對金融領域風險的關注，也推動了該領域的改革。第三階段從2003年SARS危機出現一直到目前。主題是經濟增長衍生出的生態風險、技術風險和生活風險的明顯化以及全球化進程推進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的突出。在SARS危機的推動下，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風險的跨國傳播得到了社會的普遍重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以政府為中心治理體系的普遍性缺點。全球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日益突出，將各國的利益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挑戰著國家平衡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關系的能力。

在風險主題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也發生了八個方面的深刻變革：從控制型社會向自主型社會轉變﹔從分割靜態的社會向流動的社會轉變﹔從整體性社會向多元社會轉變﹔從封閉孤立的社會向全面開放的社會轉變﹔從生產的社會向消費的社會轉變﹔從國家財富的社會向個人財富的社會轉變﹔從經濟不斷增長型社會向社會可持續發展型社會轉變﹔從低風險社會向高風險社會轉變。這些轉變使得中國社會作為超大規模復雜社會的特點更為明顯。

中國面對的風險環境帶有明顯的復合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要強化風險意識，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從風險角度看，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面對的風險環境帶有明顯的復合特征。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盡管隨著現代化的快速推進，現代意義的風險大量出現，但是由於農業生產方式在許多地方依然佔主導地位，所以傳統風險依然存在﹔二是盡管技術風險、體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但是由於中國在進行著現代化的同時，也進行著體制改革，所以體制風險中既有過程風險也有結構性風險。除了多種風險共存並大量涌現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本身的結構、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所從事的現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業為這些風險的放大提供了條件。

具體而言，當前風險狀態有這麼幾個主要特點：風險的來源日益多樣化，風險的種類不斷增加﹔社會的快速變遷導致了風險誘發因素的大量增加。這些因素盡管不是風險源，但是風險發生的“加速器”和“擴散器”﹔風險意識和風險觀念不斷增強，既推動著風險治理的發展，也成為誘發風險恐慌的因素﹔風險影響的普遍性和應對的不平等並存。

以政府為中心的風險治理機制面臨兩大沖擊

就中國而言，長期以來形成了以政府為中心的風險治理機制，政府承擔著無限的風險責任。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體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性，成為風險責任主體，但是由於執政的邏輯，政府依然承擔了其本來應該由社會主體、經濟主體承擔的風險，這也滋養了一種依賴政府，推責給執政黨的政治社會心理，從而通過夸大風險，轉移責任的方式強化了政府中心的治理機制。

當下，這種政府中心的治理面臨兩大沖擊：一是，原有的風險共擔機制被削弱了。在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強調平等的意識形態下，社會各個部門以及各個行為者都被賦予了固定的角色和職能，遵從總體秩序的安排，相互間具有穩定的認同感和信任度，結成了相對穩定的“大家庭”，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通過協作以及資源的集中使用解決了推卸責任、共擔風險的問題。隨著社會內部差距的擴大，這種“大家庭”式的信任關系以及行為者之間的團結被日益削弱，但新的信任體系以及團結方式並沒有建立起來。這不可避免會產生社會內部的沖突，或者是社會中的某個團體把解決風險的責任完全推卸給另一個群體，導致這個群體不滿於現有的風險解決機制，抵制甚至起來反抗。這就必然無法建立起穩定而持續的秩序。二是，風險治理的核心即政府的權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盡管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中心傳統，社會服從政府權威，但是相對於大量產生的風險，政府無論在反應速度還是解決能力上都有點力不從心，這樣，社會上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就有了空間。這既破壞了社會內部的和諧與團結，反過來也對政府提供秩序這種特殊公共品的能力和地位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

構建涉及多層次、多領域、多主體的共責共擔的復合治理機制

面對復合風險，應該通過協調已經多元化的各種關系來取得社會共識，構建涉及多層次、多領域、多主體，共擔共責的復合治理機制，達成集體行動。“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目標的提出，是中國對國內和全球風險環境變化的積極回應。當前，應該把重點放在加快現代治理機制的構建上，通過體制調整協調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提高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能力，發揮各個社會行為者的作用，共同承擔責任，齊心合力應對全球性風險和社會發展轉型風險。

具體來說，首先要增強國家的公共責任和民主治理能力，以維護社會與國家的信任關系，從而為整個社會的和諧提供基礎性支持。在發展轉型過程中，如果國家不能承擔應負的公共責任，甚至治理能力減弱，那必然造成整個轉軌的失序，成為所有社會風險爆發的導火索。但是要強調的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並不是單純強調國家所擁有的控制能力，而是要通過改革國家內部的治理結構，提高國家對市場和社會的監管能力，並且通過放權和分權等方式來調整國家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使它們形成合作互補關系。在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核心在於發揮執政黨的執政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的政治職責，領導干部要敢於擔當、敢於斗爭，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工作做實做細做好。

其次，要積極培育、完善和壯大市場與社會，激發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我規范能力，充分發揮它們的治理功能，既要對國家權力的過度擴張進行有效的約束，也要對市場過度擴張進行有力制約。市場與社會組織不僅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組成要素，也是現代治理的基本機制。對於中國來說，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目前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積極的社會，維護個人的權利，增強相互的寬容。

再次，要提高個人、組織的公共責任感、風險意識以及風險的識別能力，使它們在行為廣度和強度提高的同時，也能提高行為和決策的理性程度。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防控風險時說，要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全面做好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住房市場調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僅需要國家的有效制度供給，更需要個人、組織的參與、投入和自我擔當，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責任共擔。

最后，要重視社會信任的培養和擴展。隻有相互信任才能自願履行公共責任。目前，在保護傳統共同體精神的同時，也要擴大社會信任的范圍，提高對“陌生人”和“他者”的認同感，培養大共同體意識，為整個社會的整合提供價值基礎。同時，也要避免民族主義的過激化，增強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度和包容度，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培育正常的心態，以推動風險治理中的地區、國際以及全球合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世界大變局加速深刻演變中，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增多，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聯系更加緊密，一定要處理好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積極推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事業。

（作者為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