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5年國際經濟格局面臨十大變化

未來15年是我國比較優勢轉換期，是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的關鍵期，也是國際格局大調整期。這一時期，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大國競爭與博弈加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快速變革等，將深刻改變國際經濟格局。中國發展外部環境的這些重大變化，將給中國發展帶來新機遇和新挑戰。

未來影響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關鍵因素

未來15年，技術變革、人口、糧食、資源與能源、金融和區域經濟合作、全球經濟治理等都是影響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因素。在這些影響因素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大國博弈，將是影響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變量。

（一）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將深刻改變世界發展格局

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呈加速趨勢，並呈現出“一主多翼”的演進格局。所謂“一主”就是以信息技術深度和全面應用為特征的技術革命迅猛發展，帶動應用領域的創新突破以及新業態的不斷出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加速推進。所謂“多翼”就是新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新技術創新發展。在新能源技術領域，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技術、智能電網、能源互聯網等進入大規模應用階段，電動汽車等有望突破市場化初期瓶頸、進入規模發展階段，人類進入逐步擺脫化石能源對經濟增長約束的時代。生物技術在基因技術、干細胞組織工程技術、快速測量技術等基礎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並在生物育種、生物醫藥、生命健康領域不斷得到應用。材料技術在開發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結構材料和先進復合材料等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另外，航天、深海領域的技術創新也十分活躍。

未來，新一輪技術革命中，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將推動數字技術創新，源於數字技術的顛覆性新興技術將不斷涌現。數字技術發揮主導和催化作用，以交叉融合帶動各領域技術突破，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次主導技術，共同促進全社會技術進步。智能化技術推動數字化走向更高水平。

數字技術革命將引發“關鍵生產要素”的變遷，並進一步推動生產方式變革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催生了海量數據資源，與新材料技術和先進制造技術等技術融合應用，從而使數據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互聯網、物聯網等大大增強要素的流動性和“連接性”，人工智能（機器人）快速替代勞動。新的生產要素及其新的組合應用將引發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推動研發設計向開放合作、國際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制造業加速向數字化、智能化、個性化發展﹔數字技術的“連接”“融合”功能引發產業形態平台化、網絡化和深度服務化。數字技術等新技術的深入發展，將深刻改變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從而對全球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

（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入加速變革期

對國際經濟格局和我國外部環境而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至關重要的制度性影響因素。近年來， 經濟全球化促進全球經貿格局的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進入快速變革期，呈現出新的特點：治理主體呈現多元化、多極化趨勢﹔全球性議題和挑戰持續增加，技術革命、綠色發展和全球價值鏈深入發展帶來新的治理理念和規則制定需求， 加強國際合作需求不斷增強﹔治理機制與平台日益豐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平台成為重要補充﹔全球經貿規則制定權之爭日益突顯，高標准趨勢顯著增強，涉及“監管一體化”和21世紀議題的規則談判成為重要內容。隨著國際經濟和貿易投資格局的變化，全球治理在推進政策措施落實的有效性和適應形勢變化的創新性等方面的不足更為凸顯，各方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展望未來，全球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各種利益訴求相互交織、博弈，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新形勢與新挑戰，將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一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趨勢未發生根本性改變， 但為了應對貧富差距擴大、受益不均等抱怨，一些發達國家從提倡“自由貿易”轉向所謂的“公平貿易”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導致國際環境中不確定因素提升，貿易摩擦與投資爭端將大幅增加。二是現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面臨挑戰。“國際承諾惡化”和大國對抗等風險加大，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停滯、國際宏觀政策協調難度加大，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議題的努力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三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適應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不適應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和話語權提升的要求，不適應其廣泛參與議題設置的訴求﹔ 規則碎片化，不能適應全球價值鏈深入發展的要求﹔包容性不夠，不適應貧富分化加劇、發展水平與訴求的差異。四是綠色發展理念正在轉化為行動、為各國經濟帶來新動力的同時，綠色壁壘和環境約束逐步增強，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國際制度構建和各國合作行動，推動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機制。五是多種治理平台與路徑選擇共存，面臨在強治理的有效性與靈活治理的包容性中的取舍，網絡時代“非締約方參與者”作用日增並對各國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三）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博弈將進一步加劇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崛起，既是影響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又是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總量持續增大，將在2030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創新實力在快速提升， 產業不斷轉型升級並加快向全球價值鏈中上游攀升，與發達國家的正面競爭加劇。一個人口規模與現有發達經濟體人口總和相當的新興大國進入高收入社會，必將促進全球經濟格局加速變革。

以美國為代表的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 相互之間的博弈將加劇，使得形勢更趨復雜多變。一方面，守成大國希望分享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機遇， 期待中國等新興大國在解決全球性議題、應對全球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中分擔更多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守成大國為保持領導地位， 會採取打壓、遏制等措施，加劇與新興大國的博弈。2017年美國的國家安全報告正式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將發生深刻變化。競爭與合作是大國博弈的常態，合作並不意味著沒有矛盾， 美國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在貿易、投資、金融、科技、安全等多個領域加快採取措施以全方位圍堵遏制中國發展和快速追趕﹔競爭也並不意味著全面開戰，兩國都需要避免戰略誤判。大國之間持續的互動，導致未來前景具有巨大不確定性。可以確定的是，大國博弈將令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變得異常復雜，而且將對全球經濟格局與競合關系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

未來國際經濟格局十大變化趨勢

未來，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國際經濟格局將產生重大變化。總體上，未來15年國際經濟格局將呈現十大變化趨勢。

（一）全球經濟將處於低速增長期

未來15年，部分發展中國家將延續城市化進程，新一輪技術革命、城市化仍將是部分發展中國家未來增長的潛力所在，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1.7%，這將是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但全球經濟增長面臨人口增速放緩、老齡化加速和環境保護日益嚴格等諸多約束。這些有利因素將可能帶領全球經濟進入下一個長周期的繁榮階段，但這主要體現在生產率增速的恢復，全球經濟整體增速未必能恢復至歷史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挑戰：（1）人口增速的放緩和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將成為拖累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預測， 全球人口將由2015年的73.5億增長至2035年的88.9億和2050年的97.7 億，全球老齡人口（65歲以上）的比重將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 年的13.0%、2050年的15.8%。

（2）能源資源利用新技術的涌現在帶來新舊技術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同時，也會改變全球能源供給和產業分工的格局，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將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約束。

（3）盡管長期看全球化仍將繼續深入發展，但近期內全球化面臨諸多挑戰。當然，未來中國經濟轉型以及在全球舞台中角色轉變，也將推動全球經濟增長。

綜合考慮技術、城鎮化、人口、環境等重大基礎因素變化，課題組模型模擬結果顯示，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呈現趨勢性下降，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可能會保持較低的增速。2020—2035年，全球經濟增長平均速度為2.6%。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將可能進一步放緩，整體增長速度大約在1.7%左右，要低於過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長速度將達到4.9%左右。

（二）全球經濟格局多極化將更加明顯

未來15年全球經濟格局多極化變化趨勢，主要體現在：

新興經濟體崛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地位更加重要。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有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領跑者，其中，印度、尼日利亞、埃及和菲律賓有望保持5%以上的經濟增速。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GDP規模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將是全球經濟的領跑者。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並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美國、日本和歐盟仍將是全球主要的經濟強國，新興經濟國家實力將持續崛起。

中國將成為第一經濟大國， 美國將保持全球超級大國地位。短期內，美國消費需求有望進一步釋放，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美國人口將保持低速增長， 2035年老年人口將首次超過未成年人口，到2050年人口總量將接近4 億。根據美聯儲預測，美國長期的GDP增長率約為2%，2035年美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課題組預測，以GDP衡量，中國將於203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綜合國力論，美國將繼續保持全球超級大國地位。

未來15年，歐洲、日本仍然是全球重要經濟體，但地位將有所下降。根據課題組測算，到2035年， 世界上最大的7個經濟體可能隻剩下一個歐洲國家（德國），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仍在全球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日本經濟未來增速將長期保持低位，2035年日本經濟排名預計在第五位左右。

（三）新技術革命推動的生產方式變革將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

在以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中，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將呈現出生產方式智能化、產業組織平台化、技術創新開放化的特征，對全球分工也將帶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預計未來15年，中美數字經濟發展有望領先，新興經濟體創新實力快速上升，生產分工進一步深化，數字附加值在產業價值鏈中所佔比重日益提升，數字等無形資產的貿易和投資佔比上升。

預計未來15年，信息技術與新興數字經濟發展將為后發經濟體趕超提供機遇。數字經濟興起將加快知識向發展中國家擴散，有助於本地化生產，助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如果應用得當，將會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信息技術正在改變產業特性，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將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不僅會改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在全球的布局，還會加速推動后發經濟體轉型發展。信息技術與后發經濟體資源等優勢相結合，可以強化后發經濟體優勢。

技術變革可能帶來一些新的有全局性影響的小概率事件，主要包括：社會變革嚴重滯后於技術變革導致的社會動蕩、工業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導致的連鎖反應。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加以防范。

（四）國際貿易將呈現數字化、服務化、區塊化發展

未來，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仍將是國際貿易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未來全球貿易發展，將呈現新的趨勢和特點。

主要表現在：國際貿易的形式發生改變。數字產品貿易、服務貿易、產業內貿易佔比將明顯提高。貿易方式發生改變。在信息技術推動下，跨境電子商務將快速發展，新的國際貿易方式將催生新的監管模式。全球貿易格局將發生改變。國際分工價值鏈區域化特征進一步增強﹔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地位上升。全球貿易失衡狀況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而后逐步改善。國際貿易規則更加強調高標准、高水平的便利化與自由化。規則制定的重點在競爭中立、監管一致性、環境標准、勞工標准等邊境后措施和21世紀新議題上。全球貿易體系發生變化。區域經濟合作協議和雙邊自由化協議日益重要，多邊貿易體系面臨更大挑戰。

（五）跨境投資規則制定出現新趨勢，全球跨境投資將在波動中上升

制定跨境投資規則將是未來20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完善的重要內容。跨境投資規則不斷完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將繼續提升。雖然個別國家調整外資政策，短期內出台一些限制性措施，但開放、促進和吸引外資仍將是未來主要政策基調。以往的雙邊投資協定注重投資保護，未來將更多納入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內容﹔投資規則體系復雜化。雙邊、區域協定的發展，將加劇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的復雜性，多邊投資體系逐步形成﹔跨境投資合規性要求更高。可持續發展原則、企業社會責任新內容等將不斷納入投資規則，企業面臨更高的合規性要求﹔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可能被納入投資協定，投資保護程度加強﹔國家安全審查在東道國政府規制跨境投資中的重要性上升。

全球跨境投資金額將在波動中上升。跨境投資中，服務業佔比上升，制造業佔比下降﹔有形資產投資佔比減少，無形資產投資佔比上升。

跨國公司將繼續是全球跨境投資和價值鏈布局的主要力量。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數量將持續上升。發展中經濟體在跨境投資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六）全球人口老齡化加速， 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群體將超越發達國家

全球人口發展正在經歷深刻的調整。人口增長總體趨緩，全球的生育水平普遍下降，發展中國家的降幅更為明顯，部分國家長期處於低生育率水平﹔主要經濟體人口呈現上升趨勢，部分經濟體未來面臨著人口數量減少。健康狀況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提高。從人口分布看，未來20年全球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生育率仍將面臨下滑的趨勢，死亡率受到年齡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而上升﹔人口老齡化加快，發達國家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發展中國家總體也在呈現老齡化趨勢。全球平均預期受教育年限持續上升，但增長速度近年來下降明顯，且低收入國家的進步速度相對較慢。

預計到2035年，全球人均國民收入將達到16000—18000美元區間，在2016年103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長60%—80%。發達國家技術優勢的弱化和人口老齡化將持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仍將保持技術進步加快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高收入國家與中低收入國家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還會延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將會有所擴大。到2020年， 全世界的中等收入群體將超過32億人，2030年將會大幅攀升到48億人左右。分地區看，當前中產階層的一半都集中在歐美發達經濟體，而到2030年，2/3會集中在亞洲國家和地區，預計會超過32億人。拉丁美洲、中東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歐洲和北美由於長期處於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狀態， 佔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將明顯下降。全球反貧困工作也依然面臨著一些關鍵挑戰，如戰爭和沖突仍舊是人類發展的最大威脅、貧困人口容易受生態環境惡化的影響、制定反貧困政策所需的關鍵數據仍有較大缺口。

（七）綠色發展將成為各國制定發展戰略的重要取向

近年來，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碳生產率、能源生產率、原材料生產率等均有所提升，同時社會對實現綠色發展、應對氣候變化也有比較廣泛的民意基礎。但廣大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如何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之間實現協調平衡的嚴峻挑戰，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保護國民健康是發展中國家的優先政策取向，但改變能源結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形成巨大壓力。

展望2035年，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推動世界發展，控制污染、實現低碳轉型的綠色發展正在成為各國的主流。綠色發展對國際經濟格局產生重要的影響。綠色是一種道義，將影響全球發展觀、價值觀和文化觀﹔綠色是一種規則， 將影響各國經濟活動和跨國間投資和貿易﹔綠色是一種約束，對環境標准、能源結構的要求，超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現階段的經濟承受能力，需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努力，尋找低成本發展的新路徑﹔綠色是一種激勵，將對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污染減排形成倒逼機制，促進綠色創新和綠色產業發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八）全球能源結構與格局將深刻變化

能源供需結構正在出現深刻變化。一是清潔化。非常規油氣開採技術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了油氣資源的供應能力，預計2040年前全球天然氣增長45%。二是低碳化。可再生能源成本出現大幅下降，將在2020年前后與常規化石能源平價上網。三是電力化。電力在未來全球能源系統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增能源消費的2/3將用於發電，但燃煤發電快速增長的勢頭將接近尾聲。電池技術效率快速提升，在乘用車領域，電動汽車預計在2025年前后在成本上和傳統化石能源汽車競爭。四是數字化。數字技術在能源供給與需求中的廣泛應用，將提高能源供給能力、降低成本，也將提高能效、節約成本。分布式能源將成為新的能源供給方式。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將發生深刻變化。從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看，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預期增長30% 左右，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區域將成為全球未來能源需求增長的中心，亞洲成為全球石油天然氣的主要進口地。從全球能源供給格局看，除了歐佩克、俄羅斯等傳統的能源出口大國，美國將成為全球能源新的供給國。美國的頁岩油氣革命，使得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快速下降，到2020年美國將成為能源淨出口國，2030年美國天然氣年出口量有望從2020年的700億立方米達到1400億立方米，成為全球天然氣出口大國。美國能源獨立將對國際政治、外交和金融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九）全球糧食安全總體狀況將有所改善

全球農業資源潛力巨大，有利於保証全球糧食安全。根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與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聯合構建的GAZE（Global A g r o –e c o l o g i c a l Z o n e s）計算（Merlet，2013），全球土地資源中尚存非常顯著的潛在耕地規模。全球實際可利用開發的農業耕地達到35億公頃，有14.67億公頃的潛在耕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如果考慮到生產技術進步與作物適應性的不斷改良，全球還有26億公頃潛在農業耕地未得到有效開發利用。

在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驅動下，未來全球糧食消費仍將持續增長。到2035年，全球谷物產量預計將達到28億噸左右，谷物消費量將達到27.7億噸，大豆產需量基本保持平衡（4.2億噸）。與此同時，全球食物消費將升級。到2035年，預計全球將有超過30億人進入食物消費“吃得更健康”第三階段，近32 億人進入食物消費“吃得好”第二階段，25億人進入食物消費“吃得飽”第一階段。

糧食供需格局有所調整。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與亞洲（中亞地區）將成為全球糧食產量增長的新亮點。到2035年前全球糧食消費大國，仍將是那些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而糧食消費增長將主要來自那些人口和經濟增長都較快的國家，如印度、中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菲律賓、孟加拉國等。

糧食國際貿易持續增長。由於糧食增產與消費增長的不平衡性， 推動全球農產品貿易也將持續增長，預計到2035年全球谷物貿易量將達到4.5億噸，佔全球糧食產量的16%。貿易流向也會出現變化，發展中國家將成為世界糧食貿易淨進口的增長點。

總的來看，2035年全球糧食安全總體狀況會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區糧食安全形勢仍然嚴峻，區域間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及南亞地區糧食安全形勢仍然嚴峻。

（十）國際金融中心將多元化

國際貨幣多元化。到2035年， 美國仍是對全球綜合影響力最大的國家，美元仍將處於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進入到國際貨幣體系當中，國際貨幣體系的覆蓋范圍也大大拓展，國際貨幣有逐漸多元化的趨勢。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應用范圍將變得更加廣泛，也更受國際社會支持。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金融安全機制從不同渠道得到強化。

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以上海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排名緩慢上升，並與排名相近的發達國家城市直接競爭。但倫敦和紐約仍將是國際主要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按區域劃分的趨勢逐漸增強。

本文執筆：隆國強 張 琦 王金照 趙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