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鄉村社會的道德發展與建設

【專家論壇】

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日益變革，道德領域呈現多元、多樣、多變的復雜態勢。持續深入的農村改革，也引發了鄉村社會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觀念的變遷。如何正確認識40年來我國鄉村社會的道德發展與建設，既是當前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理論問題，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中的重大現實問題。

持續深化的農村改革為鄉村社會的道德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中國鄉村的改革進程發軔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這一制度徹底改變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低效的農業生產方式和平均的分配方式，產生了良好的激勵作用，推動了鄉村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此后，鄉鎮工業和經營性農業的發展、大量進城務工人員的出現以及資本向鄉村的流動，使得我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帶來的深刻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三農”工作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切實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動我國鄉村實現全面發展與振興，糧食生產能力跨上新台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邁出新步伐，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村民生全面改善，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村生態文明建設顯著加強，農民獲得感顯著提升，農村社會穩定和諧。

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將法國小農比喻為“一袋馬鈴薯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意在說明小農先天地存在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隻有通過商品化大生產代替傳統和封閉的小農生產和生活方式，才能實現對小農意識的改造。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鄉村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及其引發的道德發展，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野中經濟與道德關系的生動體現和鮮活例証。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鄉村社會的全面進步，為40年來鄉村道德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注入了持久動力。而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基礎上發展完善的鄉村道德，又為鄉村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創設了良好的道德文化環境，成為鄉村建設的強大精神動力。

鄉村道德發展的主要成就

鄉村倫理關系的轉變和農民現代道德意識的成長。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鄉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鄉村道德關系的基礎發生了變化。農民的流動性大大加強，大量農民沖破地緣關系的限制，以“離土”或“離鄉”的形式從事市場化、職業化的新型生產勞動，鄉村社會的差序格局和人倫秩序受到沖擊，人際交往的范圍、原則都產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農民根植於傳統農耕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安土重農、懼怕變革等保守意識逐漸削弱，與市場經濟相契合的信用意識、契約意識、責任意識等現代道德觀念逐步生成並日漸成長。

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和農民公德素質的提高。40年來，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社會的穩定和諧，促進了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實踐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朴民風，推進農村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鄉村社會文明程度和農民道德素質不斷提高。與此同時，通過廣泛的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和移風易俗活動，厚葬薄養、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的影響以及一些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動大大減少，鄉村公共環境、社會秩序的變化有目共睹，農民的公共秩序意識、生態環保意識、理性消費意識、和諧包容意識不斷提升。

鄉村傳統倫理文化得以有效傳承與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日益復雜化使得鄉村道德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更加凸顯。值得關注的是，某一區域的自然條件、生產生活方式和倫理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地域特征，鄉村倫理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需要汲取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契合的現代倫理觀念，同時不能忽略作為“地方性道德知識”的地域倫理文化的獨特資源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地區充分挖掘和利用以鄉村風俗、禮儀和村規民約為形式的地方性倫理文化資源並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形成了鄉村春晚、道德講堂等獨具特色的道德建設載體和道德教化形式，鄉村倫理文化得到有效傳承、發展。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加強鄉村道德建設

改革開放40年來，鄉村道德的變革與進步構成了鄉村道德發展的主流，但也應看到，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推進了鄉村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鄉村社會出現了人際信任度下降、村庄共同體凝聚力不足、道德評價和道德權威力量弱化等問題，這也是社會轉型期中國倫理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在鄉村中的縮影。其一，在傳統的村庄倫理共同體中，道德評價始終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和優先性。然而，在農村市場化進程中，經濟行為的“求利”動機日漸獲得正當性辯護並被賦予正面意義，經濟成就及相應的評價指標逐漸獲得了個人和社會評價中的價值優先性。其二，傳統村庄的穩定性和“熟人社會”特征，使村庄成員能夠產生基於共同道德生活經驗和道德傳承的熟悉、信任和認同，並由此形成良好的村庄共同體凝聚力和道德權威影響力。然而，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中，農民流動性不斷加強，大量的農民轉變成為職業工人並在新的職業勞動中逐漸接受和認同相應的規則、規范與紀律約束。由此，村民之間的關系趨向鬆散，人際信任度和村庄凝聚力有所下降，傳統道德權威的影響力日漸削弱。

因此，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進一步加強鄉村道德建設，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撐和精神動力。一方面，要走融合式建設之路。鄉村社會面臨的道德問題絕非孤立的道德問題，而是體現著鄉村社會復雜的經濟利益關系。事實上，我們無法想象或構建一種獨立於鄉村經濟、社會和生活之外的抽象的“鄉村道德”，也無法虛設某種游離於鄉村整體發展問題之外的“鄉村道德問題”。隻有充分認識和把握鄉村道德問題和農民道德觀念背后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利益根源，才能真正找到認識和解決鄉村道德問題的關鍵。因此，鄉村道德建設既是鄉村振興尤其是鄉村文化振興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又應融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各項工作中。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鄉村道德建設既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宣傳、發動和引領，彰顯主流價值，弘揚良好風尚，又要尊重和體現“自下而上”的基層農民自發性實踐活動中的倫理智慧和道德力量。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鄉村倫理研究”首席專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