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教育公平的不懈追求

圖為拼版照片。左邊是7月31日，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考生陳俊鵬手捧剛剛收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右邊是5月29日，其父陳金科手捧祝福兒子的紙片。

融水縣是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近年來，該縣積極落實國家系列教育扶貧惠民政策，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力度不斷加大。新華社記者 黃孝邦 攝

2016年12月，雲南省政府發文提出，將逐步在人口較少民族和“直過民族”聚居區實行從學前到高中階段的14年免費教育。圖為該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縣民族小學的學生在上計算機課。新華社記者 藺以光 攝

今年秋季開學，在位於遼寧省凌海市大凌河鎮的凌海第五小學，一名隨遷子女領到了新書。本學期該校共接收120名隨遷子女順利入學，他們和城裡的孩子一樣享受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李鐵成 攝

2017年秋季開學典禮，在拔地而起的河南省洛陽市新安縣鐵門鎮高溝小學新教學樓前，校長朱雪軍哭了。

此前多年，他和5名教師、80多名學生在一棟老式兩層教學樓和幾孔破窯洞裡上課、辦公。他一直期盼能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裡教書，新學校的落成讓他夢想成真。

高溝小學的變化，是河南近年來大力推進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一個縮影，也是教育公平在全國范圍內推進的一個縮影。

從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實施，賦予普通人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到本世紀初“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實現，再到2006年“兩免一補”政策施行，教育公平的模樣逐漸清晰。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寫下“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公平重中之重的地位由此確立。

此后，教育公平沿著均衡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徑前行，廣度和深度不斷延展……

從權利平等到機會均等

教育公平始於起點公平。

上世紀80年代，知識重獲尊重，教育秩序恢復。隨著小學教育的逐漸普及，義務教育開始醞釀實施。

在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有“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對普及義務教育作出明確規定。緊接著，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要“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這是該表述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現。

《決定》起草過程中，有關部門的工作組曾到青海調查，走進一所學校的教室，小學生全體站立歡迎，掌聲經久不息，卻遲遲無人坐下。原來，教室沒有板凳，學生全部站著上課。上世紀80年代的媒體報道，亦不乏對農村校舍狀況這樣的描述：“朽木糟牆，裂縫縱橫，梁上結網，牆垣穿洞。課間，頑皮的孩子就順著這洞鑽進鑽出。”

面對窘迫的條件，國家推進義務教育的決心非常堅定。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實施，從起草到通過隻用了不到一年時間。

原國家教委副主任、分管基礎教育的柳斌是這部法律的起草小組組長。他回憶稱，義務教育是否免費，成為整個法律起草、制定過程中最大的分歧點。“當時也曾考慮過實行免費教育，但是考慮到國家財政狀況和教育的規模，最后決定隻免收學費，不免雜費。”

這部法律隻有18條，秉持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先將指導思想、經費投入、教育管理體制、課程教材、辦學條件保障、教師隊伍建設等最主要的框架確定下來，讓義務教育走上法治軌道。

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國開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普九”從紙面走向現實，意味著教育公平由權利平等向機會均等邁進。

差錢是當時最大的問題，“窮國辦大教育”是真實寫照，發動人民群眾，“人民教育人民辦”成了解鎖這一難題的密鑰。

“在教育體制上，把辦基礎教育的權力下放給各級政府，實行縣鄉村三級辦學、縣鄉兩級管理的體制。此外，動員群眾參與，建立以政府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特別是廣大農民興起了‘興學重教’的熱潮，使學校校舍等辦學條件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柳斌說。

1979年至1992年，人口大省河南發動群眾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102億元，名列全國第一，不僅做到了基本消滅學校危房、班班有教室、學生人人有課桌凳的“一無兩有”，而且96%以上的學校實現了校舍、桌凳、大門、圍牆、操場、廁所“六配套”。如果僅依靠國家撥款，這些成績的取得可能要花費50至100年。

以政府為主導，依靠人民群眾，這場全民教育行動風生水起。“兩基”目標的確立也將“普九”的進程進一步加快。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確定了到20世紀末將實現“兩基”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到2000年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即以縣統計佔全國總人口85%的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初中階段的入學率達到85%左右﹔全國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使青壯年非文盲率達到95%以上。

位於魯西北的德州曾是全國42個經濟貧困地區之一，在1995年到1997年“普九”攻堅期間，當地共撥出8.6億元投入教育，並規定完成“普九”前機關事業單位不得新建樓堂館所。德州德城區放棄了修建區委、區政府辦公樓的規劃，加上企事業單位的支援，共籌得6000多萬元，新征土地345畝，新建擴建校舍6.4萬平方米，率先高標准完成“普九”任務。

在政府和民間的雙重努力下，歷時15年，我國如期完成了“兩基”目標。全國十多個省實現全省“普九”，70%以上的縣實現全縣“普九”，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人均8.1年。

此后的2003年到2007年，國家又針對西部欠發達地區開展了西部“兩基”攻堅計劃。

2004年7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分別與西部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鄭重簽署了“兩基”攻堅計劃責任書，省長們立下“軍令狀”，攻堅縣實行政府一把手負責制。

到2007年，西部地區“兩基”人口覆蓋率從2003年的77%提高到98%，我國教育取得又一歷史性成就。

2011年，“兩基”戰略任務全面完成。

從“有學上”到“上好學”

2001年7月19日下午，安徽省穎上縣十八裡鋪鄉，正在考察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專程來到一所村中心小學——宋洋小學。

“怎麼沒有凳子？”望著教室裡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镕基問。

“為了節省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現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帶回家了。”校長解釋。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歷史了？”

“20年。”

“20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

在當時中國的國情下，調動基層積極性辦教育具有重要意義。但在廣大農村及偏遠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仍面臨不少困難。隨著時間推移，基層政府和農民負擔過重、“普九”欠債、教育資源調配能力差等問題暴露出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農村稅費改革開啟。但改革后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該如何保障？

宋洋小學的場景讓朱镕基感慨萬千：“義務教育都是政府的責任，我國也不能例外。”朱镕基指出，在農村稅費改革中必須首先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

2001年秋，安徽省政府要求確保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比農村稅費改革前減少，並依法逐步增加。對部分實行“一費制”后經費有困難的學校，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給予資金支持。

當年召開的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也提出對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進行重大改革，明確了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

2001年起，教育部和財政部對部分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試行免費提供教科書制度。一項促進教育公平的重大舉措——“兩免一補”（免雜費、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開始走入人們視野。

2003年3月4日，《中國教育報》刊發《免費！免費！義務教育發展的新呼喚》一文。文章稱，在貴州省黔南州平塘縣，一名初二學生靠領取購買教科書的41元錢才免於輟學，並講述了由於經費有限，當地並非全部學生都能得到免費教科書的事實，說明了義務教育免費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免費的迫切性。報道還配發了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等人的呼吁文章。

這份報紙當天送到了兩會代表委員駐地，很多代表委員看后主動找周洪宇討論表示支持，周洪宇也在代表團討論時極力呼吁、找代表聯署提交議案。

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到湖北代表團參加討論，趁著他與代表們合影的間隙，周洪宇將相關文章送給了溫家寶。“農村義務教育這個問題的確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時。”周洪宇記得當時溫家寶微笑著說，“我會帶回去研究處理的。”

兩會結束后不久，財政和教育部門進行了經費測算。9月，全國第一次農村教育工作會議召開，要求對貧困地區學生實行“兩免一補”的相關規定出台。

2005年11月28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屆全民教育高層會議的致辭中，溫家寶向世界庄嚴宣布：“從明年開始，中國將用兩年時間在農村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

2006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被寫入。

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義務教育用三年時間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四大步：2006年春，國家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4800多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53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其中680萬名寄宿學生獲得生活費補助﹔2007年春，“兩免一補”從西部推廣到中東部，實現了對全國40萬所農村中小學近1.5億名學生的全面覆蓋﹔2008年春，北京、天津、上海等16個省區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進行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試點﹔2008年秋，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在全國范圍內實施。

義務教育實至名歸，實現了“由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重大歷史轉變，“有學上”“上得起”的時代命題得以根本解決。自此，義務教育踏上均衡發展、“上好學”的新征程。

據統計，截至2017年，全國有2379個縣義務教育發展實現基本均衡，佔全國總縣數的81%。與此同時，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評估啟航，義務教育正朝著城鄉一體化的目標不斷邁進。

從“單元突破”到“全面覆蓋”

義務教育接連取得新進展的同時，教育公平也在向更廣、更深的層面延展。

1977年，高考恢復，一並恢復的還有普通人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時隔22年后，高校擴招將這種公平成倍放大。

1999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達159.68萬人，比上一年增長47.4%。到2002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320.5萬人，我國高等教育邁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從2006年起，高等教育開始轉向重質量的發展階段。

面向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定向招生專項計劃讓更多寒門學子踏入高等學府。

2017年，有兩個名字公眾分外熟悉，一個是魏祥，一個是龐眾望。

身患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內囊腫，出生后雙下肢運動功能喪失的甘肅定西考生魏祥，在高考中取得了648分的佳績。而清華大學“自強計劃”，幫他打開了直通夢想世界的大門。來自河北、父母患疾、家境貧寒的龐眾望則在農村專項計劃的支持下，不負眾望走入清華園。

這一年，10萬個“魏祥”“龐眾望”通過國家、地方和高校專項計劃走進了清華、北大、復旦等名校。而從2012年實施至今，各類專項計劃已累計招生37萬人。

對於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來說，入學是第一步，順利完成學業才可能打通日后發展的通道，這中間離不開日漸完善的學生資助體系。

1993年起，高等院校中逐漸建立起國家獎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勤工助學基金、校內獎助學金、學費減免等“獎助貸勤工助學”的混合資助體系。各高校還設立了“綠色通道”，為家庭經濟困難新生優先辦理入學手續。

國家助學貸款制度的運行如今已非常順暢，但在建立之初可謂“一波多折，連闖數關”。

1999年制度試行時，由於要進行“擔保貸款”，不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因找不到擔保人一籌莫展，之后政策調整為“信用貸款”。出於“防范風險，防止壞賬”等現實考量，加之助學貸款進入還款期后存在一定違約率，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銀行停止發放新貸款的現象。

面對各種新情況，國家有關部門、銀行、高校及社會各界不斷對政策進行優化、完善，政策給予學子們的便利更如及時雨一般。

今年，在吉林省公主嶺市，鐘澤龍以657分被武漢大學錄取。父親患罕見病十多年，一家人隻能靠著母親每月1500元的退休金生活，鐘澤龍上學的費用成了大問題。

國家開發銀行的生源地助學貸款解了燃眉之急。手續辦好后，鐘澤龍每年能拿到8000元助學貸款，支付學費和住宿費不成問題。

高中教育的公平步伐也在加快。

從2011年財政部和教育部啟動實施“普通高中改造計劃”，到2012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再到去年4月《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發布，稱“到2020年，全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各省（區、市）毛入學率均達到90%以上”，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按下“快進鍵”。

除此之外，從2010年起，三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啟動，學前教育邁入優質普惠新階段﹔“特殊教育提升計劃”自2014年實行，如今第二期已全面鋪開﹔中職教育建立起以免學費、發放國家助學金為主的資助政策體系……教育公平的觸角延伸到全學段，實現了全覆蓋。

媒體曾關注過一個名為蔣波的學生，他求學經歷中的每一段都體現著教育公平。蔣波出生於廣西桂林市灌陽縣聯合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全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除去還債和日常開支所剩無幾。2006年，受益於“兩免一補”政策，他在初中階段減免了學雜費、書費，每學期還領取60元的補助﹔上高中后，他享受到了學校每學期給予的500元生活補助﹔2011年，他考入中國農業大學，獲得了國家助學金，圓了大學夢。

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國教育公平的軌跡清晰可見。從“低重心”普及義務教育到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從權利平等到機會均等，再到邁向過程和結果的公平……40年，中國追求教育公平的步伐從不停歇、堅定向前。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教育公平，是中國教育不曾更改的坐標，也是中國教育奮發前行的目標。

（記者杜瑋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