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証者”(見証改革開放40年(15))

　　2008年，陸克文在北京大學演講。

　　（資料照片）

　　2018年4月14日，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陸克文出席賓大沃頓中美峰會。陸克文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成績驕人，其中最了不起的是使7億中國人成功脫貧。

　　新華社記者 王 迎攝

　　《見証：中國改革開放40年40人》

　　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一版

　　1972年的一天，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普通家庭婦女把一張報紙遞給上中學的兒子，告訴他報紙上的這個國家將來對澳大利亞至關重要，而且有一天將改變世界。報紙上是此前一年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內容。幾十年后當這個男孩再次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然對自己隻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母親心懷感激。母親的遠見使他立志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的願望更加強烈，而他對中國的痴迷也成為其后來政治和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標簽。這名叫凱文·路德的男孩后來有了一個響亮的中文名字——陸克文，2007至2013年期間他曾兩度出任澳大利亞總理。

　　七億人脫貧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

　　中學畢業后，陸克文前往首都堪培拉，就讀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開始系統學習中國歷史和語言文化。“我依然記得1978年還在讀本科的時候，努力閱讀《人民日報》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報道的情景。從那時起，每一屆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我都會學習。所以，我在某種程度上見証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盡管時光已經過去了近40年，陸克文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6年后，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陸克文接受澳大利亞外交部的派遣，攜妻女從香港前往北京，開始了其在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的外交官生涯，也開始了他與中國大陸的實質性接觸。很快，陸克文和他的家人在北京注意到，一些非同尋常的變化正在這個剛剛開啟國門不久的國家內部悄悄發生。陸克文的夫人特麗莎回憶說，“我們還在那兒的時候，鄧小平講話了，他說人們可以賣掉豐產物資，並自得其利。一夜之間，街上有了小攤販﹔一夜之間，你突然可以花很少的錢買一件絲綢睡袍﹔一夜之間，你可以買到不帶傷的蘋果。到我們離開中國的時候，那兒已經有了一些私家車，雖然不是很多。50%的人不再穿中山裝了，產品變得逐漸豐富起來。我想就是從那時開始，這種變化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改革開放到底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作為一名長期觀察中國的西方國家領導人，陸克文告訴筆者：“當我開始學習中文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幾乎和澳大利亞相當，如今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已經超越美國，而在下一個十年內，以市場匯率計算的中國經濟同樣會超越美國。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7億人脫離了貧困。所以，單憑中國取得的成就，聯合國在2015年就基本上實現了其千年發展目標。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對人類的巨大貢獻。”

　　2017年底，陸克文在堪培拉舉行的新書簽售會上，面對大批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澳大利亞擁躉，再次重申了他對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執政黨的評價。“中國打開國門之后僅30多年，就使7億人脫貧，這是判斷改革開放政策利弊得失和對中國共產黨進行評價時無論如何也無法和不能繞過的道德門檻。”作為一名在貧困家庭長大的孩子，陸克文對貧窮有著深刻的體會，對中國人民脫貧致富后進入小康生活的喜悅之情感同身受。他說：“貧窮沒有尊嚴，能從貧困的屈辱中解放出來是天大的事。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為國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這種成就無論以何種方式評估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是幾代中國領導人持之以恆，堅持對內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對外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成果。這種政策上的連續性同樣是中國在未來取得成功的關鍵。”

　　研究中國世界觀對當今世界很重要

　　2013年11月，陸克文離開澳大利亞政壇，隨后前往紐約擔任美國亞洲社會政策研究院院長，開始了其學術生涯，關注的重點依然是改革開放中的中國。

　　陸克文說，他到過中國一百多次。對世界來說，中國在各個方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國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方面的貢獻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好。這也是他決定在學術機構裡“用一些時間來研究中國現在、未來的世界觀是什麼”的重要原因。

　　作為一名曾經的政要，陸克文與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國政府領導人都有密切接觸，中國領導人的開放胸襟和深謀遠慮讓他印象深刻。“多年來，我有幸參加了與多名中國領導人的會談，包括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溫家寶以及現任的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還有許多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官員，從中我受益良多。”

　　陸克文2017年10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談到了對習近平的印象。在陸克文眼裡，習近平自信，既有淵博的學識，又有極強的使命感。陸克文說：“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框架下，習近平意識到應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他對中國未來的構想不隻關乎國家財富和國力，更關乎每個人的財富以及每個人追求自己未來的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在牛津大學從事一個關於習近平世界觀的新研究項目的原因。了解中國在未來如何參與國際事務對當今整個世界來說很重要，就像中國了解世界如何看待其在21世紀的全球角色一樣重要。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紙上談兵，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現實的。我覺得習近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和迫切的全球對話的良好起點，從而維護世界人民在21世紀的繁榮和安全。”

　　陸克文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具備兩大素質，一是在制定戰略性政策時，無論面臨什麼樣的障礙和挑戰，都表現得相當有韌性和耐性。二是中國的領導人往往具有前瞻性的遠見，善於制定長遠的計劃，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到習近平，莫不如此。

　　陸克文深知，作為中國的執政黨，改革開放后中共每一屆黨代會都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都決定了今后一段時期中國政府的政策走向。

　　“無論是作為一名學者、駐華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商人、議員、外長、總理還是設在紐約的美國智庫亞洲社會政策研究院的創始人，我對中共黨代會的關注都沒有停止過。”

　　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時候到了

　　當前，反全球化思潮抬頭，中國在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及推動國際合作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陸克文對“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的建立等中國在新時期出台的重大外交和經濟舉措給予高度肯定。

　　談及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時，陸克文表示，希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國經濟繼續實現穩步增長，並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更大貢獻。

　　對於十九大，陸克文給予了不同尋常的特別關注。“重溫習近平在十九大所做的重要報告是令人深感鼓舞的。習近平表示將繼續致力於執行下一階段的經濟改革。對國際社會來說，過去5年全球經濟面臨不利因素，美國和歐洲表現均不佳。幸運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了全球經濟強勁復蘇的成果，允許改革生根發芽，並適時開花結果的國際環境已經成熟。”

　　中國當前的經濟模式運行了40年，這種模式雖然確保了高增速，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如今到了改變的時候了。陸克文告訴我，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必須實施新的經濟改革藍圖，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以適應未來的發展需要。這個決策讓西方人印象深刻，它反映了中國對經濟挑戰的理性分析：中國要從低工資、勞動密集、污染環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轉變為高收入、高技能、科技和創新驅動生產力增長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這需要大量培植服務業和國內消費需求，私營企業也必須越來越有創業精神。這又是一次嚴峻的政策挑戰，就像以前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時鄧小平提出要打破“鐵飯碗”一樣，此輪改革也要在相當大程度上破除既有的東西。而一旦改革議程全面實施，從長遠看中國和世界獲得的經濟效益都將更加巨大。

　　陸克文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是從伴隨國家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的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導向型模式，向拉動內需、服務行業佔比更大和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的模式轉變。迄今，中國在轉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陸克文看來，許多改革措施在推行過程中會充滿爭議，鄧小平剛提出改革開放理念時如此，現在改革的挑戰更加具有根本性。在國企改革、私企定位、財政管理、外國投資、外貿和競爭政策以及金融體制、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問題等一系列決策上都要求中央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都是大刀闊斧的革新，需要在中國領導人選擇的社會主義全面發展模式下，制定嶄新的頂層設計。”

　　“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中國遠見

　　在中國崛起過程中還有一個被國際社會經常提起的問題，那就是一旦中國變得富有和強大，中國將如何在世界上使用它的財富和力量？陸克文說，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有關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為此提供了答案。

　　“10多年前，作為澳大利亞政府總理，我首先提出了建立亞太共同體的設想。目的就是將區域內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納入共同的地區框架，就算在某些關鍵的安全政策問題上兩國仍然存在戰略分歧。”陸克文告訴我，這樣一種區域性的安排應該以擴大東亞首腦會議的任務為基礎，從而維護“為我們的共同繁榮奠定了基礎的亞太地區和平”。而且陸克文還堅信，無論國家間的鴻溝有多深，假以時日，“我們能夠建立對亞太地區未來命運負責的區域機構。”

　　陸克文說：“這就是我支持習近平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都陷入冷戰思維，那麼政治和戰略分歧就會加深、外交行動就會失效，合作機制就會空轉，熱戰就越來越有可能發生。當然，要實現習近平的構想，需要我們做大量工作，如果我們不朝那個方向努力，那將是極為不負責任的。”

　　在陸克文眼裡，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是一種遙遠的理想主義，而是體現出了中國的遠見，有識之士應該認真研究全球共同利益及共同價值，來改善已有的國際秩序。

　　“中國不願參與任何形式的全球對抗，看看中國的核力量，其規模遠小於美俄，而且中國並未試圖趕上它們。中國領導人認為，與其依靠自己的力量打造全球安全架構，不如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陸克文認為，在現有的多邊體制下，中國很可能會越來積極主動。西方應歡迎中國的多邊行動，而不再對其進行攻擊。這將有助於鞏固已經受到極大挑戰的諸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及二十國集團等現有全球治理體系。

　　“一帶一路”，中國走出去的新長征

　　近年來，陸克文在多個場合發表演說時均指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有所作為的主要外交戰略之一，是中國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的新舉措，是中國走出去的新長征。如果“一帶一路”推動順利，可以成為東西方交融合作的新橋梁。

　　陸克文表示，目前世界經濟增長處於歷史較低水平，如果部分發展中國家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支持全球經濟發展，從而有利於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

　　他認為，在基建領域，中國有經驗、有比較優勢、有資金支持，能夠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個方面為亞歐非大陸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提供國際合作公共產品，連接起東亞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並且帶動東亞和歐洲之間地區的經濟發展，解決歐亞大陸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如果中國能到那些地區去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那是再好不過了。”

　　談到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陸克文表示，“一帶一路”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中國品牌故事。中國正在改變著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中國需要了解世界，每個好的中國品牌，都是一個講好中國故事的機會，希望中國講好“一帶一路”的好故事。首先，中國應建立國際多邊機構，把利益相關方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決策和執行過程中來，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矛盾。第二，將“一帶一路”和其他國家的發展戰略相對接是有必要的。比如將來的澳大利亞北部大開發、韓國歐亞倡議、東盟互聯互通規劃、歐盟融合計劃、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等，和“一帶一路”都很有可能合作，從而使相關國家都從“一帶一路”建設中受益。

　　2017年5月，陸克文在中國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表示，“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也有高標准的期待，環境保護的高標准、可持續發展的高標准、勞工保護的高標准等”。

　　陸克文認為，“一帶一路”帶來通商和文化交流，有助於推進國際秩序健康發展，未來還可以幫助數十億人脫貧。而“一帶一路”建設中肯定會遇到問題，但中國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經驗，這種方式也會反映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他這位“中國通”建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一定要保持透明，要把項目真正作為全球性項目來經營。中國可推出一個“行為指南”作為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項目建設的通行標准。在這方面，亞投行是個非常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