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人類文明的中國理念

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加快演變的歷史性進程之中，和平、發展、進步的陽光與戰爭、貧窮、落后的陰霾交錯交織。讓陽光穿透迷霧陰霾，讓世界實現共贏共享，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大國應有的擔當。“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著力點之一就是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擔國際責任義務，擴大同各國利益匯合，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宏闊的世界視野和睿智的戰略智慧，必將成為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領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一面旗幟。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存在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不斷發展，各國利益交融、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源於對現實的深刻思考、對全球化時代課題的積極回應。

經濟全球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以詩性的語言描述了經濟全球化的景象：“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個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世界的發展催生了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也在不斷地改變著世界。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發展階段，其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列寧曾經說過，隻有“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經濟全球化及其所蘊含的社會大變革大調整，使得不同國家的利益交融點越來越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不同國家之間利益交融的生動描述，這就在某種程度以“利益共同體”的方式，促使各國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觀察世界變化、更長遠的眼光看待人類發展，把本國的發展放在世界格局中來思考，從本國與世界的密切互動中，從本國人民利益與世界人民利益的有機聯系中，深入探索人類共同命運。

世界多極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條件。世界多極化是國際力量對比此消彼長的必然產物。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世界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爆發，國際體系進入加速演變和深度調整期，突出表現在國際力量對比呈現出“一升一降”的態勢，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整體實力相對下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實力相對上升，世界在多極化發展軌道上快速前進。這一變化，既要求發達國家必須用更加寬廣深邃的戰略眼光把握時代脈搏，用互利共贏的新思維審視和處理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不能被動地適應世界的變化，更要主動地關注世界的可能走向，努力維護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推動世界朝著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這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心理條件。

科技現代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撐。人類發展的速度、模式與規模始終與科技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聯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古以來，科學技術就以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動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科技實力決定著世界政治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決定著各國各民族的前途命運。”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群的出現，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交往速度和方式的同時，也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視野。一方面，它把或封閉或開放狀態下的各個民族、國家發展中未曾遇到的重大嶄新課題推到世人面前，迫切需要立足“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這個客觀事實作出理論性、系統性和創造性的回答，這就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無以回避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極大地激發了各個民族的思想活力，拓寬了各個民族的視野，使得各個民族國家都自覺參與到自身未來發展與世界關系的理性思考中來，這就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最廣泛的民眾認同基礎。

風險挑戰國際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現實動力。當今時代，是一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愈加強勁的時代，也是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增長乏力的世界經濟、日益突出的發展鴻溝、陰魂不散的恐怖主義、時隱時現的糧食安全、網絡安全以及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風險挑戰，連同根深蒂固的霸凌主義、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構成了當今人類發展的“暗黑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 前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也曾經說過：“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我們日益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影響全人類的問題，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不可避免地帶有國際性。危險和挑戰——戰爭、混亂、自我毀滅——的全球化，要求採取一種遠遠超出地方，甚至全國范圍的國際政策。”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各國唯有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通力協作，才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超越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全球化的積極回應，展望了人類發展的未來走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向全球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建設持久和平的世界”，就是主張國家之間要通過對話協商構建起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伙伴關系﹔“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主張以對話的方式解決爭端、以協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實現世界普遍安全和國家共同安全﹔“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就是主張摒棄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促進共同發展﹔“建設一個包容開放的世界”，就是主張對待不同文明，要有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始終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包容文明的差異性﹔“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就是主張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同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全球生態體系。這五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內涵，反映了人類共同價值追求，描繪了人類社會美好的未來，照亮了世界發展的正確航向。

超越“泛道德主義”傾向明顯的中國傳統外交文化。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將錯綜復雜的現實問題轉化為道德問題，用道德價值評判取代現實功用評判，是古代中國人最常用的思維，這就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明顯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對於中國傳統外交文化而言，就是在謀劃外交戰略時存在著重義輕利、重名輕實、重道輕器、重和輕爭等傾向。辯証地看，這一傾向在塑造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崇尚和諧的民族精神同時，也使得中國古代外交戰略始終處於被道德奴役的地位，缺乏健全的發展。基辛格曾經說過：“道德價值是絕對的，但應用道德的環境卻天生並不完美。”當中國古代社會所推崇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外交理想，遭遇西方的堅船利炮時，中國傳統外交文化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弊端也就一覽無遺了。歷史地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植根中國傳統文化，但它絕不是對傳統文化的照搬，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了歷史超越。它吸收了古人“大同世界”的理想，但從不回避時代的呼聲﹔它吸收了古人“協和萬邦”的精神，但從不回避世界風險挑戰的存在﹔它吸收了古人“德化天下”的胸懷，但從不回避對國家利益的堅決捍衛。這種著眼時代發展、響應世界呼聲、直面現實難題的精神品格，賦予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鮮明的先進性、時代性和實踐性，是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高度統一。

超越“西方中心論”色彩濃厚的西方國際關系理念。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建立，宣告現代形態國際關系的誕生。依托現代化的先發優勢，西方國家不僅建立了自身主導的國際戰略格局，也建立了以西方價值觀為主要取向的國際關系理念，“西方中心論”“種族優越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貫穿於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在這種種理念背后，無不深藏著西方文明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優越感及其由此而來的霸權思維。但歷史總是變動不居的。伴隨著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國際戰略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時期，一直佔據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文明及其價值理念，愈益顯示出與時代要求不相適應。在世界發展的新十字路口，人類在呼喚一種嶄新的國際關系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其所主張建立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新理念，為人類發展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超越了強權政治和文明霸權主義的思路和選擇。正如美國外交學者網的一篇評論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命運共同體”描述的是個相互合作的世界，一種取代西方模式的新型國際關系策略。它以雙贏為前提，不是受零和思維支配的舊思維。

超越“非世界歷史性”特征突出的傳統社會主義文明觀。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社會主義應該是世界歷史性事業。“無產階級隻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從實踐的角度看，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性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應建立在世界性普遍聯系和交往的基礎之上，而任何試圖在孤立、封閉狀態下建設社會主義的觀念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是非世界歷史性的。回顧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不難發現，20世紀社會主義的成功得益於人們對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社會的不懈追求，但又受挫於對社會主義世界歷史性本質的漠視。20世紀50年代以后，國際局勢緩和，蘇東國家本應實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克服高度集中封閉帶來的弊病，然而它們並沒有抓住機遇，反而在以后的30多年中不斷強化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體制機制，直至危機爆發。相對於“非世界歷史性”特征突出的傳統社會主義文明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立足中國改革開放所引發的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著眼民族發展與世界共同發展不斷增強的關聯性，以寬闊的世界歷史視野重新界定了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與整個世界的關系，並賦予了其嶄新內涵，不僅給世界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嶄新方案，也給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合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方略之一，也為人類應對當前各種風險挑戰提供了科學方案。面對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世界大勢，我們必須堅定理念自信，堅持合作共建，以自身實力的提升和實際行動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地開花。

堅定理念自信。梁啟超曾提出，中國的發展要經歷“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個歷史階段。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之中國”，中國的國際角色已經從國際關系的旁觀者、參與者轉變為塑造者。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打破了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理念的西方化理解，為人類發展樹立了新的坐標。也正因為此，習慣主導國際關系的西方社會對由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始終心存芥蒂，刻意歪曲，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認識，是理念自信和實踐自覺的統一，它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順應時代潮流，回答時代問題，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著眼人類共同利益，描繪世界美好未來，因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正如英國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馬丁·雅克所言：“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這就是摒棄叢林法則、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辟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 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7902次會議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納入通過的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2017)號決議。中國理念贏得了世界范圍的認同，中國智慧日益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推動落地開花。一段時間以來，國際形勢跌宕起伏，各種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義、單邊主義、貿易霸凌主義甚囂塵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具有理念創新意義，更具有實踐創新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業，路要去走才能開辟通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應該鍥而不舍、馳而不息進行努力，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也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著力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道路﹔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不斷擴大各國的利益交匯點﹔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搭建重要平台。還需要進一步用世界更能理解的話語方式、更加實際可行的中國方案使這一理念在更寬闊的空間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堅持合作共建。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日趨增多，但國家間的共同利益隻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事業是同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事業。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從某種意義上，合作可以被看作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一種最基本方式，沒有合作幾乎就沒有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合作進化史。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者、倡議者，無疑要承擔著重大的主體責任。但也要看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也是中國向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無論是作為一種理念、機制、平台，還是作為一種戰略、機制、框架，都具有鮮明的世界性和公共性。這就一方面要求我們要堅持正確義利觀，能夠從世界歷史、人類發展的高度認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另一方面也期待其他國家能夠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優勢和潛能充分發揮出來，積極參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來。

提高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領域，一種理念能否得到普遍認同，既取決於理念自身的先進性和科學性，也取決於提出者自身的綜合國力。近代以來，西方價值觀念之所以能夠主導國際關系，根本的不在於它主張了什麼、提倡了什麼，而在於其所依托的強大的西方國家總體實力。從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到20世紀及至今日的美國，雖然世界霸主的“接力棒”不斷被更替，但國際力量的天平始終傾向於西方世界。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可以強調政治運籌、輿論宣傳的重要作用，但絕對不能忽視國家綜合國力的作用。在國際關系領域，政治運籌很重要，但說到底還是要看有沒有實力、會不會運用實力。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做后盾，無論是世界經濟、政治的博弈，還是價值觀念的競爭，都將始終處於一個消極被動的地位。就此而言，不斷地發展自己、不斷地提高實力，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要求，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要求。

（本文系國防大學國家發展戰略教研室“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系列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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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顏旭，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國家發展戰略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