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特征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光陰，彈指一揮間，但中華大地上卻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變化。我們從溫飽不足躍升到總體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明顯改善。為什麼會有這樣驚人的變化？一個根本性原因就在於我們矢志不渝地堅持改革開放。

40年的改革開放，滄海桑田，改變了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也使改革開放自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我們已經站立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起點之上了。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就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而要實現這一點，認識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特征，則無疑是重要和必須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內容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重要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同其他領域一樣，實現了歷史性的變化，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實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顯著增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實踐，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給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改革注入了新內涵，明顯帶有了時代的特征。

突出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具有新時代的標識意義。新時代改革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突出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全面深化改革從何而來？不是頭腦中固有的，也不是主觀臆斷，而是來自於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來自於改革開放實踐，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必然產物。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是從我國現在的社會存在出發的，即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的，也就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的。”2017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辯証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准確把握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按照實際決定工作方針，這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的工作方法。”這充分說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戰略任務的確立，首先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存在決定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改革發展的必然邏輯。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從改革啟動到現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40年，不是無序的時間流逝，而是一個發展脈絡清晰，內在邏輯緊扣的歷史進程，體現和反映了我國改革的發展規律。我們黨根據一個時期或階段的形勢和任務，曾就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重大問題分別作出重大部署。改革的歷史進程，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由單一到復雜，由一點到多點、由鄉村到城市、由經濟領域不斷向政治領域、社會管理領域、文化領域、生態領域、黨的建設領域、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等拓展。顯而易見，“全面深化改革”是從改革的歷史中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體現了改革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是改革內在邏輯、內在規律的必然發展趨勢。現在，全面深化改革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全方位地展開，蹄疾步穩，扎實推進，行政管理體制的“放管服”改革，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商事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城鄉一體化改革，社會領域的戶籍制度改革、便民措施改革、公共服務制度改革，等等，無一不是從各自的具體實踐出發、出台和落實改革措施的，因此都取得了明顯的改革成果。可以說，從改革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按照改革的歷史邏輯發展，並形成現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格局，是新時代的改革不停步、不止步，不斷深入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深深地烙上了時代的獨特印記。

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在深化全面改革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由此可見，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既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義，也是新時代改革不斷深入發展的又一大顯著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深刻反映了“事物是普遍聯系”的這一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現象，說明在問題、矛盾尖銳復雜的情況下，事物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日益廣泛，關聯度、依存度大大增加，相互照應和彼此纏繞的現實性大大增強，因此改革必須整體把握，統籌協調。事實也的確如此。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但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比不發展時要多、要復雜。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在歷經工業化、現代化的上百年和幾百年中漸次出現的不同階段的矛盾和問題，集中出現在我們的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經濟社會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緊缺、環境污染嚴重、消極腐敗現象多發易發等問題接踵而來。問題之多、領域之廣、矛盾之深，前所未有。其中，不少兩難問題或多難問題需要反復考量，多方論証，慎重決策。這就意味著，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更要注重頂層設計和全局把控，既要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推進，又要保障其他領域的改革積極跟進，相互協調，避免掣肘和滯后現象出現。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單打一，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十根手指彈鋼琴”。不能顧此失彼，不能畸輕畸重，不能單兵突進，把握好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每一項改革舉措的出台，都要充分考慮和照顧左鄰右舍以及對全局的影響，都要放在改革“全盤棋局”中來“執子”、來推進，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確保全面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在思想方法上要處理好“五個關系”，即“思想解放與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大與步子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政策上要處理好“五大關系”，即把握好“整體政策安排與某一具體政策的關系、系統政策鏈條與某一政策的關系、政策頂層設計與政策分層對接的關系、政策統一性與政策差異性的關系、長期性政策與階段性政策的關系”，從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來把控全局。實踐証明，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體現了黨和國家“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總方針，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對於“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統籌推進，都起到了積極有力的保障作用。

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談到打贏脫貧攻堅戰時，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談到司法改革時，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談到教育改革時，強調“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談到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時，強調“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談到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時，強調“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從中可以看到，盡管我們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改革措施、改革內容有所不同，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讓人民群眾從改革中不斷增強獲得感則是共同的、一致的。這是評價新時代改革發展成效的重要標准和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顯著時代特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強調人民群眾的改革獲得感，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向和價值導向。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判斷，既是進入新時代的依據，也是進入新時代的標志。立足於新時代歷史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無可置疑要把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圍繞民生短板，圍繞脫貧攻堅、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較大差距，以及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的難題，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使人民群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增強更多的改革獲得感，讓“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的成果”。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讓人民群眾增強更多的改革獲得感，深刻反映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點與生產力觀點的高度統一。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是破除體制機制的障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是改革發展規律問題。改革又是各種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依靠誰”“為了誰”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這是改革的價值導向問題。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造福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推進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理念，讓人民群眾增強更多的改革獲得感。把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改革規律與“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改革價值導向有機結合起來，並統一於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改革實踐之中，是我們黨始終如一的改革立場、改革原則和改革方法，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很好地堅持下去。

突出改革與治理的內在統一和結合

把改革與治理、破與立緊密結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時代改革的鮮明特征。面對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強調“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要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要求全黨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清楚地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事物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我們的改革，是“破”也是“立”，是“破”與“立”的有機結合。不破不立，但“破”並不意味著“立”，“立”也不是自然而成的。不“破”，談不上改革﹔隻“破”不立，面對的是混亂無序，也談不上改革。因此，必須在改革、在“破”的同時，搞好治理，建立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把全面深化改革與現代化的治理緊密結合起來，無疑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

40年的改革歷程充分說明，改革與治理、破和立是矛盾的統一體。改革意味著破除和否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觀念、舊體制機制，意味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轉變。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變革是深刻廣泛的，由於種種原因，思想道德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等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失序、無序的現象，“破”與“立”的問題、改革與現代化治理相結合的問題必然凸顯出來，成為新時代的改革，即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面對和認真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之所以決定這次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不是推進一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的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的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這清楚地說明，著眼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無疑是確立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總體視角，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是題中應有之意。我們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著眼點不是別的，而是把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顯然，這既是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也是經濟領域的現代化治理，是改革與治理的內在統一和有機結合。在司法改革中，我們堅持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格實行非法証據排除規則﹔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等等。顯然，這些既是有力的改革措施，也是有效的治理手段，同樣體現了司法領域的深化改革與現代化治理的內在統一和有機結合。在生態文明管理體制改革中，我們堅持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和完善自然資源監管體制的改革，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開和一件事由一個部門管理的原則，落實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建立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人職責的體制，也是把“破”與“立”統一起來，同樣是在生態環境領域體現了深化改革與現代化治理的內在統一和有機結合。各個領域的改革措施和要求不一樣，但都是把深化改革和現代化治理緊緊扣在一起，有機結合起來。這深刻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與現代化治理建設，同步進行、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軌跡，有力地推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也有力地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因而從不同方面完善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張曉林，求是雜志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