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力的重要體現

[摘 要]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一種新的政黨制度范式。這一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發展的大潮中，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指導原則，運用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伴隨著新中國建立多黨合作建國、協商民主建政而產生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的。這一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在政黨制度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是通過在“長”與“做”之間的政治判斷與政治選擇實現的。

[關鍵詞] 領導力﹔政黨制度﹔“長成”﹔“做成”

[中圖分類號] C93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270(2018)05─0026─05

[作者簡介] 周淑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政黨理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兼副主任。

[項目信息]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之“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長”與“做”問題的提出

在2018年3月的“兩會”上，習近平同志提出新型政黨制度的概念。當代中國的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與西方國家既有的政黨之間相互競爭，通過定期的議會選舉或總統選舉上台輪流執政明顯不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全面領導，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參政議政，構成我國政黨制度的核心內容和顯著特征。近300年來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態是，政黨以執掌國家政權為目的、政黨之間激烈競爭、政黨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這種政黨制度形式先在歐美國家形成並產生示范效應，為后發國家所仿效和學習。任何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對照而發展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伴隨著新中國建立之初多黨合作建國、協商民主建政而形成的，並經歷了近70年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這一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發展的大潮中，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指導原則，運用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而產生和發展的。新型政黨制度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更不是國外現代政黨政治發展的翻版。中國產生、創造和發展了的新型政黨制度，為人類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

探求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產生和發展的理論邏輯，分析研究它的內在機理，是政黨政治研究的重大問題。它是從歷史發展中自然產生“長成”的，還是人為設計“做成”的？是我們在思想理論方面繞不開的問題。其實關於政治制度形成問題的爭論，在19世紀西方國家代議制政府成立之前已經開始，從英國近代政治思想家密爾的《代議制政府》中可見一斑。此書開篇即以“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個選擇問題”為引論，指出“一切有關政府形式的理論，都帶有有關政治制度的兩種互相沖突學說或多或少互相排斥的特征，或者更確切地說，帶有關於什麼是政治制度的互相沖突的概念的特征。”[1] 密爾認為：“政府的形式和達到人類目的的其他手段一樣，被完全看作是一種發明創造的事情﹔既然是人制作成的，當然人就有權選擇是否制作，以及怎樣制作或按照什麼模式去制作。”政治制度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賴於人的意志”，“在它們存在的每一個階段，它們的存在都是人的意志力的結果”。同時他又提出，政治制度和“政府的形式不是一個選擇問題，大體上我們必須按照它們的現實情況加以接受，政府不能靠預先的設計來建立。它們‘不是做成的，而是長成的’”。“一國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的產物，是他們的習慣、本能和無意識的需要和願望的產物，而決不是故意的目的的產物。” [2]在兩種互相排斥的學說中，密爾認為：“盡管兩者中任何一個顯然都不是完全正確，但兩者中任何一個顯然也不是完全錯誤，我們必須努力認真考慮兩者的根本立足點，並利用兩者中含有的全部真理。”[3]因而他認為，一個良好的、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既是“長成”的，也是“做成”的。

如果借用這一學術視角思考我國新型的政黨制度，可以發現它既不是單純的人為設計或主觀選擇的結果，也不是簡單的歷史自然生長的產物，而是中國共產黨順應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結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創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不斷發展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至關重要。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的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產生的既定的歷史條件，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

新型政黨制度的產生，與當時的歷史時空下，執政的國民黨實行一黨訓政制度、打壓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有關。中國共產黨必須對政黨制度問題進行思考與選擇。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后，實行“黨外無黨”的一黨壟斷政治權力的政黨制度，從法律法令到現實政治的安排，絕對不允許“異黨”的存在。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政治鎮壓和軍事圍剿，迫使中國共產黨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深知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和各受壓迫階級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必須對走出一條新的政黨制度發展道路問題進行戰略思考，通過自己的政治智慧加以創造。所謂政治智慧包括政治判斷力和政治選擇力。要選擇適合國情的政黨制度，必須准確分析那一時代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社會構成形式，提出那一時代的任務和命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從政黨的階級性去分析政黨屬性和政黨關系，深入研究各黨派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歷史特點，以及這些階級、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相繼實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大多數，對各黨派分別制定和實行相應的政策主張。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面臨著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大目標下共同奮斗，革命的統一戰線必須包含中國社會中各中間階級。毛澤東認為，“任何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 1942年毛澤東開始將與民主黨派的合作視為社會政治的天經地義，“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並非一黨一派的私事”，對於黨外人士，“共產黨員隻有與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5]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隻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 “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同時毛澤東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看作是一個“歷史的法則”，“不管國民黨人或者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隻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6]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來自政治判斷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歷史法則和發展趨勢的政治判斷。

今天，我們重溫當年黨與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論的初衷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多黨合作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既有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政治判斷和選擇的結果。在新中國建立后，通過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幫助民主黨派解決自身困難等，從而鞏固和發展了多黨合作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分析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在統一戰線工作大局中，重視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通過協商民主和政黨協商等民主方式和制度機制，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呈現新的氣象。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新型政黨制度，並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推動其發展。這說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歷史的基礎，政黨制度與民族慣例和性格和諧一致。

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一方面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判斷和政治選擇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各民主黨派由於遭受國民黨的殘酷迫害，在歷史上政治態度的重大轉變有關，與各民主黨派當時所主張的“中間路線”或“西方式”的議會道路不適合中國國情有關。從歷史上看，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態度先后經歷了從同情和傾向中國共產黨，到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轉變。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也先后經歷了從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初期的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的關系，到建國期間的共同建國、協商合作關系的歷史跨越﹔經歷了從解放前同為在野黨和反對黨，到新中國成立后共商國是、榮辱與共的執政黨與參政黨關系的歷史跨越。在政黨關系的歷史跨越中，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作為和政治引導發揮了重作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開始於抗戰后期和抗戰勝利后的“重慶談判”與舊政治協商會議。其時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為結束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的奮斗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國民黨相繼撕毀政協五項協議、發動全面內戰，並違背政協所達成的程序正義原則，一黨包辦召開“國民大會”，為中共和民盟等民主黨派堅決反對。其實從政黨生存和社會政治基礎來看，“黨派的存在與否，不取決於任何政黨或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由客觀的歷史發展所決定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能夠在民主革命時期逐步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立斗爭中選擇了共產黨”，這是“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是“單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並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於領導，在於黨的政策。黨的正確領導，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7] 當1948年上半年國民黨的統治發生由盛到衰的重大轉折關頭，毛澤東領導中共中央主動抓住歷史契機果斷決策，發布紀念“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由此拉開了籌備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帷幕。同時歷史發展的邏輯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多黨合作的重要機構和制度載體，在更深層次體現的道義得失和人心向背，回答了新的國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既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又可以說，它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這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當然是分不開的。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中的“做成”因素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所建立的政黨制度歷史“長成”的因素居多，那麼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則更多的體現中國共產黨政治智慧“做成”的因素。因為政治機器並不是自行運轉的，正如最初它是由人們制成的，同樣還需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們單純的默認，而是人們積極地參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確立。這時民主黨派原有的階級基礎已經消失，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隻存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歷史條件下，於是有人提出民主黨派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當時的中共中央正確處理了這一問題。毛澤東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並在中共八大上確立為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方針。毛澤東認為“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既顯示了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生命力，也回答了中共與民主黨派存在的目的與相互關系。

如果說1956年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從傾聽不同意見和實行政黨監督的角度認識多黨長期共存的必要性，那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則進一步從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和社會利益表達角度強調多黨合作的重要性，以引領政黨制度的發展。1978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社會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不僅需要有代表這些階層和界別利益的政治黨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過這些黨派的有序政治參與而得以表達。這就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長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現實依據。正是根據新時期我國政黨關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在全球冷戰結束、多黨制浪潮到來、許多國家一夜間驟變為多黨制之時，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並規定這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明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參政黨。隨后在1993年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進入21世紀特別是十六大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明確地把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概括為和諧的政黨關系，即各政黨之間不但要努力鞏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礎，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異，求同存異，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著力於相互合作、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監督，努力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為推動多黨合作發展、實現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鞏固中國共產黨長期全面執政的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出發點，高度重視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重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建設。同時從全面從嚴治黨和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規范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在2015年相繼制定《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暫行）和《關於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提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推動了民主黨派的政治功能作用的發揮。2018年3月習近平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的聯組會上，明確提出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概念。這在實踐中將進一步推動多黨合作制度機制的發展，在理論上促進新型政黨制度的研究深入和話語表述創新。因此可以說，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每一步，都體現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

從中國政黨制度歷史的起源和發展分析可見，政治制度既是“長成”的，也是“做成”的。正是在這兩個方面，中國共產黨展現了重要的領導力。

[注 釋]

[1][2][3][英] J.S.密爾.代議制政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5,6,7.

[4][6]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8,1067-1069.

[5]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5.

[7]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348.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