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十大貢獻——石仲泉談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啟示

從真理標准討論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認識﹔從改革到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哪些重大歷史事件，出台了哪些綱領性文件？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和綱領性文件產生的過程中，總設計師鄧小平作出了哪些重大歷史突破？對我們又有哪些啟示？本刊記者專訪了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

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

記者：談到改革開放，不能不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請您談談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

石仲泉：這個問題提得好！談改革開放，我們首先要肯定毛澤東為新中國成立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奠定的基礎。當然，更要看到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我認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十大貢獻。

第一，支持和領導真理標准的討論。粉碎“四人幫”之后，1977年2月，開始宣傳“兩個凡是”。隨后，鄧小平多次表態反對“兩個凡是”。這是真理標准討論最早的聲音。一年多后的1978年5月，報刊媒體上開展了真理標准的群眾性討論。鄧小平又多次表態支持並領導了這場大討論。沒有鄧小平的支持和領導，這場討論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

第二，主持起草“歷史決議”。決議起草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中央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也就否定了社會主義。為此，鄧小平作了十幾次談話。他指出，這個問題寫不好，寧可不做。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

第三，提出“三大改革政策”。一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后走向共同富裕。二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這是一大創造。沒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改革就不能取得成功。三是建設經濟特區。先是贊同設立經濟特區，讓“特區”去闖，去試驗。為了支持特區發展，1984年和1992年，小平同志兩次視察，終於讓特區建設殺出一條血路。

第四，推動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綱領。我們黨的思想建黨源於古田會議決議，而制度治黨是從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出發的。

第五，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鄧小平從中國的國力和國情出發，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此基礎上提出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隨后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路線和發展戰略。

第六，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后來將這個思想應用到“兩個文明”建設，指出隻有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七，引入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馬克思沒有講過。鄧小平破天荒地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誰利用它，它就為誰服務，市場經濟可以跟資本主義相結合，也可以跟社會主義相結合。它與社會主義結合，就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無所謂姓資姓社，說得直白點，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第八，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一個國家搞兩種制度，是一個開創性設想，其他國家沒有搞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有過初步設想，但沒有提出這個概念。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並在香港澳門實現了，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決策。

第九，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我們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 “兩個轉變”的外交思想，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改變了過去奉行的“一條線”戰略，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亞洲大國地位，並指明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自處之道。

第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十分注重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他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提出“實事求是”四個字，鄧小平加上“解放思想”，變成了八個字。我認為，解放思想就是動態的實事求是，因為客觀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主觀認識符合不斷變化的客觀事物。這就是實事求是的要求。所以，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不是兩回事，解放思想可視為動態的實事求是。

“歷史決議”是中國道路的定海神針

記者：您參加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既是決議的起草者和參與者，也是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証者。您覺得這個歷史決議對於我們走改革開放道路起到什麼作用？

石仲泉：對於歷史決議，鄧小平作了十幾次談話。他提出，毛主席晚年犯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但這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與他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相比較，這是第二位的。他功大於過。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可能還會在黑暗中摸索。作決議，最重要的是肯定毛主席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

我們起草的初稿有五萬多字，很像學術文章。簡明的論斷較少，讀起來沉悶，毛主席的地位也不突出、不鮮明。小平同志不滿意。后來，陳雲同志出了個好主意，回溯建黨以來的歷史發展過程，就把毛主席的地位凸顯出來了。誰來寫這一段？喬木同志就把胡繩請來了。他是近代史大家，隻有他來才能在較短時間將稿子趕出來。胡繩同志寫的回顧新中國成立前28年那段歷史，彰顯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我是參與寫建國后10年那段歷史的。龔育之是我們的負責人。整個稿子由喬木同志統改。他逐字逐句進行修改，有的地方基本上是他重寫。改完之后，他病了一場，真是嘔心瀝血。可以說小平同志是歷史決議的總設計師，喬木同志是總工程師。沒有小平同志，歷史決議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格局和總體把握。沒有喬木同志，歷史決議也不可能在總體上有這樣的嚴謹文字和科學論斷。歷史決議起草小組是1979年10月成立的。前后歷經20個月。1981年6月底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最終一致通過了這個兩萬八千多字的決議。

今天看，這個歷史決議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它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重溫這個歷史決議很有必要。也就是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候，還要堅持這個歷史決議的基本精神。偏離了就會出問題。小平同志說得很清楚，基本路線一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同樣，歷史決議也一定不能改變。我們國家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后發生這麼大變化，而沒有發生顛覆性錯誤，這個歷史決議起了政治保証作用。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垮台，因為沒有這樣一個決議，犯了全盤否定歷史的錯誤。我們的經驗要好好研究，蘇聯的教訓更要吸取。決議講得很明確，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我們絕不能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理論

記者：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改革開放四十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取得新的發展，在毛澤東思想之后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黨的新指導思想。經過十八大以來五年的砥礪奮進，又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請您談談改革開放四十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

石仲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的實踐相結合，先后創立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發端於鄧小平理論。它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緊緊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准確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証、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科學水平。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理論之后，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是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的深化，以及長期積累的治黨治國寶貴經驗的深刻總結。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理論創新。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理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和人民的獲得感顯著提升，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順應時代發展，又與我們黨以往的指導思想一脈相承，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它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的新飛躍，開拓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境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它是我們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共產黨是勇於自我革命的政黨

記者：中國共產黨是勇於自我革命的政黨。作為著名的黨史專家，請您談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歷次自我革命，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自我革命。

石仲泉：我們黨是勇於自我革命的政黨。在黨的近百年歷史上，有這樣幾次重大政治決策、重大政治活動，對實現黨的自我革命具有重大意義，對黨的歷史產生深刻影響。這就是：八七會議、遵義會議、延安整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從嚴治黨，更是新時代新的偉大自我革命。下面我著重談談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自我革命。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實現了從“兩個凡是”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全面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全會還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傾錯誤，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這些都標志著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1981年制定的歷史決議明確指出：“我們黨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所以說，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具有偉大自我革命意義的重大政治活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從嚴治黨，開啟了新時代新的偉大自我革命。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從此，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四個全面”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為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建設是貫穿各個領域的，隻有把黨管好、治好，各項工作才能做好。全面從嚴治黨事關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展示出我們黨新的偉大自我革命的歷史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興黨強黨，就必須以勇於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錘煉自己。隻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實現自身跨越，才能不斷給黨和人民事業注入生機活力。”不斷勇於自我革命，是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法寶。為了始終保持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忘初心，實現肩負的崇高使命，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您如何看待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

石仲泉：改革開放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絲毫不亞於革命戰爭使我們國家發生的變化。革命斗爭使我們的國家站起來了，改革開放使我們的國家富起來了，全面深化改革又將使我們國家走向強起來。說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這裡講的“革命”是轉意的，不是本意的。本意的革命是階級斗爭，是政治暴動。說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是在說明它的變化之巨大，之劇烈。這是在引申意義上使用的。它雖然有斗爭性，但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所以，講革命不要與階級斗爭畫等號。現在講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絲毫不意味著重提階級斗爭為綱，盡管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了。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在法制和法治的框架內進行的。我們應當與時俱進，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和歷史發展的主旋律，來認識和對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不能用習慣性的思維定勢來看待現實社會生活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

“主要矛盾轉化論”是理論認識的“鬆綁”

記者：您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的亮點之一就在於它解開了過去思想認識上的一個“死結”，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與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鬆綁”了。請您談談“鬆綁”的意義。

石仲泉：自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這個論斷以來，每次黨代會都強調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黨的十五大和十九大還對此作了重要論述。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問題？這決不是無的放矢。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人民生活的需要在不斷變化。過去對主要矛盾的表述與實際情況不適應了，而且距離不小。現在不是不能滿足需要的問題，而是在許多方面出現了產能過剩、好多物資供大於求，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問題。因此，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究竟如何認識和表述，不少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黨中央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在起草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過程中，曾有人提議修改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那時沒有改，認為這涉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判斷。如果改了，對初級階段的國情判斷要不要改？那時是將兩者捆在一起考慮的。這又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不要改的問題。把握不好，會犯大錯誤。

十九大報告的亮點之一，就在於它解開了過去思想認識上的一個“死結”，不再將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與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緊緊地捆在一起，所以說是“鬆綁”了。黨中央隻改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不改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的論斷。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也是理論認識上具有創新性的突破，符合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實際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這是我們國家進入新時代后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石。隻要能堅定不移地“牢牢把握”“牢牢立足”和“牢牢堅持”，那麼到本世紀中葉新中國百年誕辰時，就一定能夠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處理好“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更加注重對改革的頂層設計。您如何看待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二者之間的關系？

石仲泉：習近平同志帶領我們進行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內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的繼續和深化。這說明改革開放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要啃硬骨頭，要涉險灘，要解決此前沒有解決過的一些歷史難題。原先我們注重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注重頂層設計？因為現在我們經驗豐富了，有些問題看得比較清楚了，站得高就可以看得遠。改革開放初期沒有經驗，比如建設特區有好多問題看不清楚，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嘛。摸著石頭過河是實踐出真知，是實踐論觀點。有些人貶損它，隻能說明他們太不了解中國國情、太不了解實踐論了。這是另一種偏執。頂層設計是對實踐經驗的高度總結，能夠更長遠地看到某些問題，是從戰略上看問題和解決問題，但是它的基石是摸著石頭過河積累的經驗。否則，那種頂層設計隻能帶來嚴重后果。二者是實踐論的認識論在不同層面的表述。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都要符合基本國情。不符合基本國情，摸著石頭過河就會出問題。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要使黨的方針政策符合基本國情，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符合基本國情的頂層設計，那就是空論誤國，會出大問題。如蘇聯的500天休克療法就是一個反面例証。因此，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不能對立起來，一定要結合好。我們既不能隻要摸著石頭過河，不要頂層設計﹔也不能隻要頂層設計，不要摸著石頭過河。

記者：黨的十九大以來，改革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勢如破竹。您怎麼看當前改革中干部的擔當問題？

石仲泉：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加大對改革的頂層設計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舉措，成立了若干領導小組，出台了許多關於頂層設計的改革方案。這些改革方案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和反復醞釀，抓住了關鍵點。下一步重要的是把設計變成創造性的實踐。現在有些領導干部對中央精神貫徹上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上下一般粗。中央怎麼說，包括縣級單位乃至鄉鎮也照搬照抄，原封不動地講，不能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去把它細化，更不要說創造性發展。我們對上級的指示、方針政策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但不能當傳達室和收發室，一定要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加以消化、具體化，使它符合本地實際，讓廣大群眾滿意。我們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嗎？同樣地，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也要跟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光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實踐不行。光有中央指示，沒有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具體措施也不行。我們現在許多地方黨政一把手缺乏這個經驗。這就涉及擔當和作為的問題、涉及干部的選拔問題。現在為什麼講新擔當、新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解決“一般粗”的問題。

記者：黨中央會在今年隆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您對未來的改革開放有哪些期許？

石仲泉：我認為黨中央還會進一步解放思想。隻有解放思想，才能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發展總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大放光彩。解放思想是原動力，隻有解放思想才會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在改革開放的大道上越走越寬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也不能關上，而會越開越大。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