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各界人士共論“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

　　近十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逐漸發生著深刻變化，先后經歷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的崛起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歷史遺留的老問題尚未獲得解決，當代世界的新挑戰又洶涌而來，這使得當前思想理論建設的任務空前繁重。

　　為此，2018年11月30日，修遠基金會《文化縱橫》雜志社在北京舉辦了“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創刊十周年”活動，眾多來自政商學領域的嘉賓紛紛發表觀點，就“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展開了深入的交流與討論。

《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先生

　　文化重建的歷史時刻

　　在論壇的致辭環節，針對當前時代的價值重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理事長程路和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黨組書記、副會長辛旗分別發表了演說。

　　潘岳認為，面對新的技術變革、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以及社會共識建構的迫切性，我們必須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恪守中國大一統的文化理念，重塑中華共同體的意志，挖掘中國協商共治精神的現代意蘊，以強化文化認同增進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最后增進對執政黨的文化認同。

　　程路指出，2018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標志之年，今年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已成長為GDP總量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另一方面也發生了一些插曲，包括中美貿易戰和對民營經濟的討論，解決這些問題的不二法則就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更重要的是，中國亟需構建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符的文化軟實力，在文化和價值層面，為世界和人類共同體做出更大的貢獻。

　　辛旗則主張，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我們的最大啟示，一是真、善、美應協調共進，使中國價值重建的過程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二是在人類文明宏觀圖景中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在虛擬社會構建過程中，將實物經濟和真實存在的人類社會延續下去。總之，堅持真、善、美的結合，是中國價值重建的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則圍繞公共知識的生產，發表了致辭。李培林提出，隨著中國學術界向西方的學習，目前中國學者論文寫作的學術性和規范性都得到大幅提高，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現在的學術論文經常是“有學術而無思想”，這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學界和社會對目前知識生產“學術取向”的反思。

　　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

　　當前，中國和世界已經走到了一個變化的節點，一方面是過去數十年中高歌猛進的全球化進程遭遇重大的挫折和挑戰，持續的社會動蕩引發了普遍的憂慮情緒;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數據積累和技術突破，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既帶來希望也隱含風險。對此，中國與世界都迫切需要明確新的定位和方向。

　　帶著這一問題，上海証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潘世偉、北京大學社科部副部長強世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黨委書記王立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研究員張平在“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分論壇上展開討論。

　　戴志康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文化重建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多任務沒能完成，價值重建還有待進一步的研討，需要社會各界的“百花齊放”。潘世偉則在戴志康發言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中國文化重建中四個基本的導向性命題：一是主體定位問題，二是持續增長問題，三是共同體問題，四是正能量問題。這四個問題的解決將推進未來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

　　強世功、王立勝分別從國際秩序和史觀重建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的價值重建問題。強世功認為，2008年以來，自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正在走向崩潰，這一趨勢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持續下去。因此，中國價值重建最根本的難題是我們價值的根基應建立在哪裡。王立勝則強調，中國的價值重建應建立在史觀重建的基礎上，每到一個社會大轉型的歷史時期，都會形成一些富有時代性的命題，這個命題在今天就表現為中國是什麼，怎麼來定義中國，中國向何處去。

　　最后，張平提出，當代中國的價值重建，最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價值可討論、交換的平台，伴隨傳統價值觀特別是前三十年中國單一主導性價值觀的解體，多元價值在社會興起，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經濟發展，應當按照什麼價值觀來執行。這一問題帶來生產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其中既包括物質層面的，也包括精神層面的。因此亟需一個各種價值進行對話和交互的平台。

　　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

　　世界性的變局也引發全球性的公共知識危機，學術體系的封閉化與自我循環和大眾媒體的功利化與拜金主義一體兩面，人文學科正在迅速喪失社會影響力。面對這場危機，《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林炎志、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北京大學文研院常務副院長渠敬東分別發表了觀點。

　　楊平和曹錦清都指出，當前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集中表現為“詞語”的缺失：面對快速變遷的技術和全球化，特別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知識分子徹底地走向“失語”，找不到相應的名詞來表述對象，出現了“指鹿為馬”的亂象。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此外，曹錦清指出公共知識的危機也源自於現代化尚未完全成功，不成功則沒有自信，特別是文化不自信;而楊平認為，伴隨90年代以來中國高校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學界和社會之間的壁壘日益堅固，中國知識界越來越難以回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現實。林炎志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9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化進程對中國知識和價值變遷的影響。

　　房寧認為，中國公共知識的危機是一個范式轉化問題，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既有的知識范式正在發生轉向，而新的范式又未形成，在新舊轉化之際，社會陷入知識匱乏甚至危及的局面中，也屬於自然，而未來的出路還有賴於實踐。

　　韓少功則通過分析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機制，提出當前中國知識產業和學術體制高度發達的背景下，間接知識的體量日益增大，同時間接知識的傳導鏈條又太長。這種情況下，間接知識高度積壓了直接知識的生長空間，使得人們的知識嚴重脫離實際。在距離直接知識越來越遠的道路上，公共知識的生產危機是無法解決的。

　　最后，渠敬東指出，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能提供給公眾，這集中表現為知識生產的“美國化”。對此的解決方法是，以多元文明溝通和相互締造的方式，而非單純的現代化、美國化的思路，來理解中國自身。中國文明具有千年傳統，其傳承是非常豐富、復雜的，隻有將這個傳統堅持下來，中國未來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