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開放大國的持續穩定增長

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度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在新時代，我們要全面擴大開放，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趕超型開放經濟發展的兩個環節

開放對一國經濟增長是一個重要外部沖擊因素，既有正向沖擊，也有負向沖擊。開放使中國進入全球化體系並分享全球化紅利，開放促進改革、倒逼改革，這些都是正向沖擊，也是過去40年中國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經驗。但開放也會對經濟穩定增長帶來挑戰，這是負向沖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開放對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沖擊，是各國都必須直面的現實。

趕超型開放經濟邏輯鏈條有兩個環節。一方面，開放帶來了知識、技術、制度、管理等方面的進步，為后發國家提供了趕超機遇，使得后發國家可以更快地發展，最終實現人均收入水平向發達經濟體的追趕。不過，這只是趕超型開放經濟邏輯鏈條的第一個環節。另一方面，后發趕超難免產生扭曲，比如扭曲要素價格、金融壓抑、強制儲蓄、輕消費重投資、保護關稅、資本管制，等等。這既體現為政府部門的強干預，也體現為政府部門的隱性擔保和市場主體的潛在道德風險。這些扭曲造成風險積聚，從而影響經濟穩定，有礙持續增長。這是趕超型開放經濟邏輯鏈條的第二個環節。如何既趕超，又減少，甚至避免扭曲，實現增長的可持續性，是對治國理政的重大考驗。

從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看，中國在通過開放獲得全球化紅利的同時，也不同程度積累了一定的風險。這使得把握好快速增長與持續增長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在趕超初期，一般強調的是“更快”。但由“更快”所帶來的更加不穩定，警示我們要更加關注增長的可持續性。未來，可持續性問題將比增長速度問題更為重要，必須在趕超與扭曲、速度與可持續性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

從“無足輕重”到“舉足輕重”

經濟學意義上的大國，就是能夠影響到他國，而不再是被動地受他國影響的國家。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大國的一舉一動都會產生溢出效應。這就意味著溢出效應由原來的單向變成雙向，即原來只是中國受到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影響，現在變成外部世界也受到中國的影響。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及國際影響力，使得中國由“無足輕重”變為“舉足輕重”，在經貿實力、開放水平、全球制度性話語權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發展。

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及其在國際經貿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這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人民幣加入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二是中國進入經貿大國與投資大國行列。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在貿易持續增長的同時，國際投資合作也穩步增長。2014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196億美元，居世界首位﹔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三是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08年以來，中國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話語權在不斷增強。利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這樣的既有平台，以及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峰會、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中非論壇等較新的平台，積極參與並持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創新。中國提出的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參與，全球或區域治理平台對於中國的意義正持續凸顯。

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領域，中國的話語權在穩步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布，人民幣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發布會上表示：“人民幣進入SDR將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裡程碑，這也是對於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在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的認可”。中國將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大成員國，投票權也將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第三，得到在這一國際組織中更大的話語權。

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相繼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對外開放新體制的構建邁出堅實的步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已公布，隨之取消外資三法確立的逐案審批制管理體制，探索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大幅減少限制性措施﹔上海、天津、廣東、福建等四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基本建立了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負面清單全面改革已有明確“時間表”。2018年起，中國將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提升開放治理水平實現持續穩定增長

在開放條件下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依賴於開放治理水平的提升。

首先，開放競爭是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証。根據“熵定律”，開放系統將導致有序並產生新的活力，封閉系統會導致無序而走向死亡。開放系統比封閉系統更安全。開放就是要破除各種偏見和歧視、門檻與障礙，讓各種觀念相互碰撞，各類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在比較中發現落差，以落差促進要素流動，從而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和縮小差距，聚集正能量。從制度經濟學角度，推動制度演進，不僅有對國際貿易和要素流動的被動反應，而且還有為更好地競爭市場份額和動員生產要素而對制度進行主動的調整。經濟全球化已經導致制度競爭，再平衡、結構調整與改革成為全球發展的主旋律，改革競爭的序幕已然拉開。開放競爭是一個經濟體擺脫制度惰性的重要動力，也是持續增長的重要前提。

其次，開放新挑戰提出治理新要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貿易急劇萎縮，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正在重塑之中，再加上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再平衡與結構調整，都預示著進入新階段的中國經濟開放面臨著新挑戰。一是國際新規則約束下的新挑戰。一方面更高標准的國際經貿規則在醞釀形成之中，另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出現了新變化。如何在新規則約束下獲取全球化紅利，成為開放治理的新挑戰。二是全球價值鏈與金融周期影響下的國際政策協調。大國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與金融渠道來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崛起形成了國際政策溢出效應的新形式，因為對國際生產鏈的國內組成部分產生影響的政府政策也會對生產鏈的整體價值產生影響。金融渠道方面，剛剛興起的金融周期理論指出，影響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因子是中心國家的貨幣政策，中心大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就非常顯著。大國溢出效應要求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和敦促各國踐行負責任的經濟政策。三是進一步經濟金融開放帶來的沖擊。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的構建，意味著更進一步的全方位開放，對開放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最后，進一步提高開放治理水平。提高開放治理水平，歸根到底，就是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方面，關鍵是促進境內外要素的相對自由流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較為合理的要素價格。這實際上是“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資源在境內外的優化配置﹔也是拓展國內國際兩個發展空間，爭取更大程度上獲得新的全球化紅利。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方面，應注重開放的順序、開放的程度，特別是應對更大程度開放所需要的市場成熟度與宏觀審慎監管。此外，還要認真把握全球長周期與經濟新常態，更好地了解全球經濟金融的周期共振與加強國際政策協調。這些都是提高開放治理水平的重要內容，也是善治政府的基本責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